马克思说过“有了人，我们就有了历史”。在历史中评说人物，从人物故事中洞察历史。每一位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痕迹。或是随波逐流，或是翻云覆雨，他的功与过都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说到“焚书坑儒”就会想到秦始皇，说到“贞观之治”自然会想到唐太宗，说到“康乾盛世”就必须要谈康熙和乾隆。历史的丰碑、国家的荣辱除了反映君王的思想，也和朝廷大臣的政绩联系在一起的。如同董仲舒与“独尊儒术”,林则徐与“虎门销烟”，康梁与“戊戌变法”。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动荡的历史，在饱受帝国列强压迫的同时，也是中西方文化相互冲击的时期。李鸿章的一生见证了晚清的各种政治事件和社会的巨变，同时，他接受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了影响近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重要人物之一。从书生到重臣，他的人生跌宕起伏，面对国家内忧外患，他落得毁誉参半的评价。这里我用“权倾一时，谤满天下”八个字也许能诠释他的人生。 李鸿章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东乡人。他的家世并不显赫，是典型的庄户人家。其祖父李殿华曾两次参加“乡试”，但均未中举人。其父李文安，自幼勤奋读书，三十五岁得中举人，年近四十时高中进士，由此奠定李家“始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之基础。

李文安对子女的影响颇深，造就出“一门两代三进士”的辉煌家景，即他自己，长子李瀚章和次子李鸿章。李鸿章本名章铜，父亲后改其名为鸿章，意在希望他成人后能“宏图大展，文章经国”。李鸿章没辜负父亲的殷殷期望，二十一岁考中举人，二十四岁中了进士，成为当时安徽最年轻的翰林。 1853年，太平军从武汉顺江东下，攻占安徽省城，安徽地方当局一片混乱。此时李鸿章还在京城当翰林院编修，据说某天他正在琉璃厂海王村书肆访书时，听说省城被太平军攻占，认为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时机到了是赶回家参与兴办团练。但是他一介书生，无权无兵无饷，更无丝毫军旅知识，所以徒有雄心壮志而一败再败，一事无成。改变李鸿章人生的是，在他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其兄李瀚章把他引荐入了曾国藩幕府，负责起草文书。从1859年到1862年回乡组建“淮军”“自立门户”之前，李鸿章都帖拜在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以至于后来担任巡抚、总督，有关官场的事情和洋人打交道的事情，李都要和老师曾国藩通信相商。曾国藩的思想对李鸿章一生的事业有很大的影响。在曾国藩幕中，经国几年戎马历练的李鸿章，显示出过人的办事能力，深得曾的器重。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

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国藩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曾国藩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比如，李鸿章曾引入了“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想，对于改革他的眼光远远超过他同时代的人，甚至跟他的老师都有些不同，曾国藩更多地站在卫道的角度，而李鸿章更多的是站在变局和潮流的前沿。后面我们将详细地从推动时代变革的历史性事件中评说李鸿章这个“晚清第一重臣”的人物性格，使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社会背景也了解人物的政治命运。 大家都知道，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社会思潮风雷激荡，各种政治角色粉墨登场。

曾、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掌握了相当的权力后，同时领略到洋枪洋炮的厉害，进行了引进西方军事设备、机器生产、科学技术和派遣留学生的“自强”、“求富”的运动。洋务运动实际上就是工业化的过程，那个时代的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要大规模引进西方武器必然会遇到巨大阻力，就包括一贯讲求“变通”、“致用”、并不保守的曾国藩，由于对“洋炮火炮”的认识有限，也去信对李鸿章劝阻，而李鸿章在复信中以“贼亦徒震于炸炮之名”说明洋枪洋炮的厉害，并阐明必须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他此时以西法治军的具体步骤是，以购买外国枪炮为先，虽然经费紧张，他却不惜重金想方设法求购较为先进的武器。1862年6月，李鸿章的淮军中出现了洋枪队。洋枪杀伤力有限，李鸿章很快领悟到“西洋兵法是以炮为主，以枪为辅”。到1863年5月，随着淮军的急剧扩张，除有来复枪一万余支外，还有许多门能发射26磅炮弹的大炮。为了让官兵尽快学会操作先进武器，他还高新聘请一些外国军官到淮军教习。有了炮就需要炮弹，于是，李鸿章向清廷奏准自办军火生产。他首先调早有此志的丁日昌从广东急赴上海主持建造兵工厂，又命知州刘佐禹与“英国专家”马格里共同主持第三局制造炸弹，这时就有了当时人称的“上海洋炮局”。

李鸿章的洋炮局越办越有名，由此成为公认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说：日本学习西方成功了，我们也一定能够成功。照此发展一百年，中国可永远自立。李鸿章的近代化努力是从军事层面开始的，引进洋枪洋炮之后，他又认为应该引进制造洋枪洋炮的机器，引进制造军舰的机器。1865年，他收到丁日昌的一封信，得知上海虹口有一个洋人办的铁厂，不仅能造枪炮，而且能制造轮船。这个洋人愿意以十万两出售，他十分动心，正好有个革职的海关道翻译原拿出四万两银子促成此事，算是为自己赎罪，于是李鸿章即让丁日昌再从海关拨借两万银子，把上海丁日昌、韩殿甲的洋炮局合并起来组成了江南制造总局，所谓“总”就是说不单单造船，还保罗各种机器。他说，预料过不了几十年，中国富裕的农民、有钱的商人都会效仿洋人制造机器，通过机器赚大钱、谋大利。言下之意是机器十分简单，靠它来发展民用工业，中国的农民、商人只要有钱都能自己解决，而官府所要做的是发展军事工业。江南制造总局创办后，数年之间就造出轮船四艘，洋枪、大小开花炮、洋火箭等数千件。李鸿章说：江南制造局是中国最大的军工厂。沈葆桢说：凡直隶督臣和江南各省使用的武器，都是由江南制造局提供的。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造出了中国近代的第一艘大型新式兵轮，之后几乎每年都有一艘新船下水。

可见江南制造总局在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李鸿章本人是以科举起家的官僚，然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他开始转而赞赏西方的教育制度。特别是他发现了江南制造总局的问题：生产的轮船无论从样式、性能、功用和成本等方面都大大落后于同行业的水平，机器设备简陋、技术人员不足始终是大问题。所以，他认为要想把洋务推进到“富强相因”的层次上，必须培养出精通西方科学的各类专门人才，要么在国内设立洋学堂，聘请外国教师传授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要么选派中国学生出国留学。1863年，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廷批准选派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李鸿章在奏折中大声疾呼：选派留学生，培养人才，实在是中国自强的根本。清廷诏准，选拔一百二十名候选幼童，分四批出国，每批三十人，每年遣送一批，年龄在十二到二十岁之间，留学十五年。当时的人多以参加科举取得功名、光宗耀祖、升官发财为正途，对于到外洋学则嗤之以鼻，所以它的实行仍然受到各种阻力，李鸿章和他的同仁们一步步改变着这个中世纪的国家。从这件事上看的出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要“施其法不必尽用其人”，他派人去学陆军，要派到德国去学，因为他觉得普鲁士是最好的。他派人去学海军，就让福建船政学堂沈葆桢操作。

然后他的北洋把这批从英国学成回来的学生照单全收。他培养留学生的目的非常明确：学成之后就能为他所急用。比如军官、机器制造、铁路工程、电报。几经波折第一批三十名幼童还是于1872年8月11日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李鸿章等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洋务运动进行30多年虽然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李鸿章作为近代洋务派的领袖在开辟新风气、引进新技术方面功不可没。素有“弱国无外交”的说法，在虎视鹰瞵、豆剖瓜分，随时有亡国之危的近代中国负责“外交”，实非易事。然而，外患越频，外交越重，越不能没有外交，不能没有办外交之人。在遭受了一次次外敌入侵，一次次割地赔款，一部分士大夫开始重新审视与外邦的关系，李鸿章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对中国所处的国际新格局进行了再认识，认识到中国面临的对手，已不是昔日的蛮夷之邦，而是拥有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远方强国，中国面对的是“数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他作为具有远见和革新思维的先进中国人，在外交实践中逐步了解和掌握了一些近代国际外交的原则。正是他既深谙传统的“夷夏之防”，又较早地看到了在中外新格局下中国的劣势地位，逐步形成了新形势下的“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即利用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使其相互牵制，从而维护和延续清政府的权益和统治，这一外交策略则成为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

李鸿章运用这个方法最得意的一招就是处理与英国有关云南马嘉理案的交涉。由于英国侵略缅甸，法国侵略越南，中国西南边疆出现严重危机，云南直接受到威胁。英法两国力图分别从缅甸、越南开辟一条经云南至我国内地的捷径。1874年，英国派军官柏郎率领近200人的武装“远征队”从缅甸出发，到我国云南探测路线，英国驻北京使馆派翻译官马嘉理从北京经云南入缅接应。1875年2月，马嘉理带领探路队擅自入境。与群众发生冲突，马嘉理被打死，称为“嘉理案”。英国政府利用此案向清政府提出了广泛的侵略要求。在谈判中，英国公使威妥玛以绝交、战争相恐吓。李鸿章故意将谈判与修改《天津条约》中的通商条款问题结合起来，用来吸引各国政府对中英谈判的注意。当时俄、德、美、法、日、奥六国公使都在烟台观看海军操练。李鸿章通过赫德的调停，把威妥玛接到烟台会晤，并对此次会谈“故示整暇，往来谈宴”，表示不急于商谈此事。在清皇帝万寿节那天，请各国公使及提督等赴宴庆贺。各国公使议论纷纷，觉得马嘉理一案中，杀人一事并没有确凿证据，不应该来京问罪。次日，李鸿章与威妥玛会谈时，威妥玛取消了这一要求。李鸿章通过此次谈判的胜利，被外国人视为外交能手，他本人亦对此次谈判之结果甚为满意，也对“以夷制夷”的效果感到很高兴。

在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中，结实了无数多形形色色的洋人，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认识到列强对华的目的为了利益，同时，他懂得，中国应该利用国家之间的重要规则——国际法，来维护国家利益，没有必要动辄开战，他隐忍和谈的目的，是求得和平的环境，拖延时日，“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在他所办的近代军事企业中用了很多外籍雇员，其中有一位叫马格里的英国军医，他随淮军征战多年，很受李鸿章信任。1865年，李鸿章在南京成立金陵机器制造局，任命马格里为督办，但马不懂得制造技术。在宁局监造的68磅大炮，1875年1月5日在大沽口炮台试放时，发生爆炸，炸死士兵5人，重伤13人，当年7月，他撤销了马格里在宁局的任职。从此他痛定思痛，吸取教训，在用人上面就谨慎多了。李鸿章在发展洋务时，虽然极力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但是对洋人不完全媚外，采取既利用又防范的态度。每次和洋人谈判时，总是先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以求从气势上先压倒对方。这是他特有的“打痞子腔”。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后，又兼任了北洋大臣，从制度上获得了参与全国性外交活动和决策的权力，也这也使他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从某种程度上说，李鸿章的外交、甚至政治生涯的最大失败是最终败于对日交涉。

在西方列强打开中国、日本大门前，中日两国都实行锁国政策。但在两国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后，特别是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决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积极打开对华关系，除了想“均沾”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外，另一个直接目的是为打开、进而征服朝鲜做准备。1870年9月，日本征服代表、外无权大丞柳原前光经上海来到天津会见李鸿章，要求与中国订约、通商。柳原前光以日中联合共抗西方列强的狡猾说辞打动了李鸿章，他立即认为中国应该“联日”抵抗欧美，作为外交的重要方针，他便上折阐述了《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当然他也注意到了日本今后可能对中国的威胁，但毕竟还未拜托中国传统的轻日心态。1871年9月，李鸿章与日本大藏卿伊达宗城正式签订中日《修好条约》和《通商条约》，这是中日缔结的第一个、也是平等的条约和通商章程。日本希望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在内地贸易权、与欧美各国一样在华享有的特权要求未能实现，但它达到了另一个目的，即它取得了与中国平等的地位，就得到了对中国的“属邦”朝鲜打压、威逼的有利条件。以后近八十年的历史表明，恰恰是日本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严重的威胁，几次将中华民族置于亡国之险境。因此，联合日本抗拒西方是外交方针、国际战略的根本性错误。

如此巨大的错误判断，显然是对日本的实力之强和发展之快估计不足，对日本的野心之大认识不够。但从根本上说是对世界大势、中国将面临国际环境和格局缺乏深刻的洞察。平心而论，李鸿章对“外面的世界”的认识无疑超出同时代绝大多数官员，然他做出如此决断，表明请王朝确无能力对世界形势做出正确把握和判断。1895年甲午一战，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对于李鸿章而言，甲午战败是他一生的耻辱，签订《马关条约》更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熟悉外交事务的李鸿章，不得不听从岛国晚辈伊藤博文的摆布。 战前，李鸿章在1894年6月中旬曾经请俄国和英国驻华公使出面调停中日之争。但英国人此时正想拉日本制衡沙俄，不愿意趟这滩浑水。英国领事曾告诉李鸿章，英国政府请日本与中国共同退兵。但也仅此而已，别无下文。俄国公使喀西尼也告诉李鸿章，沙俄政府会不惜以逼迫的手段压制日本人。李鸿章信以为真，一心等待俄国人出面，但最终却不见动静，导致军事部署被动和延误。 平心而论，甲午战争的失败，并非李鸿章一人之责，而是清政府腐败所致。由于海军军费被挪用修建颐和园，自1889年以来，海军未添新舰，未置新炮，连弹药也多是过期、不合格、不配套的产品；北洋海军在作战中，炮弹发射速度慢，炮位少，炮弹击中敌舰要害部位后竟穿而不炸；北洋海军被日军围堵在威海卫之际，清政府竟不发援军，眼见舰队被日军围歼，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被威逼签字投降；眼见大势已去，生性懦弱的丁汝昌不禁悲从中来，服毒自尽。

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失去了与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最后筹码，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无法想象当时的李鸿章是怎样一种窘态。在与李鸿章的首次谈判中，伊藤博文向李鸿章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一线所有城池和堡垒，驻扎在上述地区的清朝军队要将一切军需用品交与日本军队，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也要由日本军官管理，停战期间日本军队的一切驻扎费用开支要由清政府负担等等。山海关、天津一线如果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个停战条件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如果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战。中日两国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中日第三次谈判结束后，满怀心事的李鸿章准备乘轿返回驿馆，人群中突然蹿出一名日本男子，照定李鸿章就是一枪，李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当场昏厥过去。1895年4月17日，日本宣告停战，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已经声名狼藉了，他好像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压力，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一个民族的罪责都往他身上压下来。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在签《辛丑条约》的时候他还是出来了，因为这个时候总要有一个人来收拾残局。

当时不光是西方让他出来，西太后也希望他出来。慈禧不知道，在北京的谈判桌上，李鸿章面对列强说的是“你们犹如虎狼群”，她也不知道，谈判中所有的辩驳均有李鸿章陈词。悲痛欲绝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大口大口地吐血。78岁的李鸿章尽瘁国事，内外交煎，生命已至末日。李鸿章的一生有太多的第一次，第一支海军、第一批留学生、第一个煤矿、第一个驻外使领馆、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电报，这些“第一个”无不刻着李鸿章的名字。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这些内忧外患中，到处有李鸿章的影子。李鸿章的个人命运，可以说，是和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的每一个挫折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中国驶向世界的第一个舵手。封建末世的机运成就了李鸿章的辉煌，也是封建末世的霉运颠覆了李鸿章，他的成功和失败，我们更多地只能表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