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两汉开拓西域的标志性人物,西汉的张骞与东汉的班超都在特定时期发挥了特定的作用。相比之下,前者出使西域的壮大排场与北伐匈奴的大规模战争,班超的西域行动更像是精锐小分队的冒险和袭击。
这完全是因为二人所处时代的不同,还有河西走廊的格局都发生了变化。这一系列差异也预示了后来的历史发展。
两汉政权的性质不同
汉初的刘邦 可能只是一个权威性极强的关中大军阀
西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以关中为政治和军事中心,再东出天下去建立汉朝。在这一过程中,刘邦借助其他的地方势力和项羽分封的诸侯取得最终胜利。所以,他的王朝其实建立在部分承认分封基础之上。娄敬等人说服刘邦最后定都关中,也有从军事地理角度压制关东地区的考虑。
但在客观上,西汉的统治中心也过于靠近对外的前沿地区。汉文帝时的火烧回中宫,就是匈奴人能轻易威胁到统治中枢的证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朝逐步加强集权。通过白马之盟终结异姓诸侯的诞生,又通过平定七国之乱削弱地方势力,再通过推恩令削弱同姓诸侯国的力量。同时将关东大家族迁入关中,作为削弱地方组织能力的手段。
西汉在武帝手中扩张了近一倍的领域
因而,汉武帝才有实力组织起对匈奴的大规模征伐。张骞的出使也只是大战略的一部分而已。与之配套的远征大宛、北伐匈奴、还有修建烽燧驿站与西域驻军,本身就是以集中大量人力物力为前提的。连年的征战,又促使刘彻推行盐铁专卖等政策,则导致了海内人口大减,小民破落而豪族兴起。
但东汉却并非如此。刘秀依托关东豪族才建立的政权,那些人本身就是对集权的制约性力量。他们又通过察举制控制了东汉的选官途径,所以政府难以像西汉那样彻底集权,进而支持规模比较大的征战活动。
东汉的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的重合,相比于政治重心靠近西北边疆的西汉而言,更容易对外采取相对内向的策略。所以一旦在西域的经营和征战受到挫折,放弃西域乃至放弃凉州的声音就甚嚣尘上。
东汉的建立 离不开关东军阀的鼎力协助
匈奴的南北分裂
汉初的匈奴 恰恰是其势力鼎盛时期
在张骞的时代,匈奴是一个比较强大而且有威信的部落联盟。汉武帝的战略,是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为支撑,在东亚和中亚地图上开展远交近攻的策略。通过月氏等西域国家包抄匈奴的左翼,通过征服卫满朝鲜包抄匈奴人的右翼,再以自己的力量对抗匈奴本部。
张骞的出使西域,则是这个战略规划的具体步骤之一。他们基本上阻断了东西方的交通要道,也是张骞为什么会被匈奴长期监禁的原因。
西汉的战略是从三路完成对匈奴的包抄和重击
到了西汉后期,匈奴内部出现了南北分裂。虽然在两汉之交,北还大漠的匈奴再次与汉朝对抗,但巨大的内部矛盾很快又引发了第二次南北分裂。就和之前一样,在整体对外政策相对保守的情况下,汉朝采用的主要是拉拢南匈奴对抗北匈奴的策略。此时的南匈奴有汉朝扶持,而且东边的乌桓和鲜卑已经初步崛起。所以,北匈奴的活动空间受到挤压。其活动中心不可避免地向西迁移,并更加依赖西域城邦提供的商业税收入,以及从西方获得的武器装备对抗汉朝。
东汉初期,西域城邦遣使汉朝,就控诉匈奴的赋税过于沉重。所以此时的北匈奴的经略重点,应该变成了河西和西域地区。
匈奴的分裂 让北匈奴更加重视对西域的经营
西域的鼠首两端与部分整合
西域各国在前期也是典型的骑墙派
随着北匈奴在两汉之交,加强对西域的控制与入侵,西域世界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西汉时,地区内的各国力量比较分散。在张骞抵达西域后,当地刚刚经历了乌孙-大月氏-塞人-大夏的民族多米诺骨牌,所以西域呈现出地中海阿富汗人种、塞人、羌人、吐火罗人和匈奴人杂居的局面。这些小国实力还比较有限,所以是典型的骑墙派。所以只需要几百人的使团,再由斥候护卫,恩威并施地进行赏赐和远征,就可以起到不错的效果。
西汉在汉武帝中后期才开始执行对西域的进一步控制
到远征大宛的战役结束后,汉朝逐步修建烽火台、驿站、屯田据点等设施,并在关键节点和交通要道进行直接控制。经过漫长的拉锯后,汉朝的西域都护取代了匈奴的僮仆都尉,成为了这一地区的主人。
但在两汉之交,汉朝在西域势力的衰败,北匈奴的威胁再度增强。甚至还有王莽用原教旨主义改革去挑衅西北各边区民族,导致了中原驻军再次陷入困境,有的人被迫投降匈奴。
莎车一度崛起 成为地区小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南疆的西域城邦就试图进行局部统一。经过一番兼并,几个比较强大的城邦成为了地区性的主导势力。他们是塞人的于阗、疏勒、莎车巨额车师诸国,以及吐火罗人的龟兹和焉耆,还有个自成一系的楼兰。这些国家组织起的联军规模已经可以达到2-5万人之多,其中龟兹一家的可战之兵甚至有2万。加上这些大国的商业收入不少,本身已不是受外族摆布的小城邦了。
除非是成建制的大军进入,否则几百人规模的使团与军队,很难影响这些国家的倾向与决策。因此,改变策略的班超就曾表示:几十人足矣,否则会增加额外的累赘。
东汉时的西域土著力量 较之前已经有了巨大提升
在这一过程中,属于塞人的莎车一度崛起。莎车王贤,保护了留在西域的中原遗民。一面从汉朝讨得封号,一面组织丝路南道的城邦抗衡北匈奴,将匈奴阻挡在丝路北道。后来莎车看到汉朝的驻军和都护不来,刘秀也采取放任西域诸国自生自灭的政策,便一度征服了楼兰、于阗和龟兹等国,称霸一时。
这次短暂的霸业,因为于阗人的反抗和匈奴的趁虚而入告终。北匈奴南下后,扶持傀儡统治者,再用较大城邦的傀儡去奴役较小的城邦,进而更加严密地控制西域国家。到后来,匈奴兵甚至可以带着臣服于他们的西域人骚扰汉朝边疆。
所以,此时的西域大城邦不完全是柔弱可欺。几个大城邦的力量集结起来,实力已不容小觑,可以在短时间内抵制中原和匈奴的进军。只是由于脆弱的环境和较少的人口,不支持持久的战争。也由国际贸易形成的商业投机思维和尽可能避免战争的潜意识,导致了这里的统一和联盟不会长久。
汉军根本不可能将全部西域城市都攻克占领
使者的眼界和个人魅力
张骞出使西域前 对于异域文化并没有什么认识和准备
在陈汤的“虽远必诛”之前,正好是汉朝初步进入西域的时期。这一阶段的汉使们,世界观还是以中原为本位的。
比如张骞想邀请乌孙和月氏返回河西故地,无疑是想让这两个大国来到汉朝西部当臣属的游牧属国。完全是一副颐指气使,呼来喝去的不尊重态度。殊不知接触到了巴克特里亚希腊文化的月氏人,怎么会放弃来之不易的新家园呢?
张骞直接将乌孙和大月氏看成自己的天然藩属
除了张骞之外,一批由无赖之徒充任的汉使,更是败坏了汉的国际形象。间接导致了第一次远征大宛的失利。
当中原的政权特质与文化氛围已经趋于内向,东汉在西域的外交就更加依赖软实力而非硬实力了。在这方面,班超的才华与个人魅力,其实是历代汉使中最好的。除了灵活的斩首行动、攻城战与突袭战这样的硬手段外,班超比其他的使者更会利用软实力。
班超在各方面都与张骞等人有很大不同
由于班超从小就不拘小节,不求全责备。所以对于从军征战的罪犯、豪杰、暴徒以及异域族群都表现出了宽容和理解。而且和张骞迎娶被迫分赏的匈奴女子不同,班超主动迎娶了塞人系的疏勒国王室公主。这在历代对外交往史中都是比较少见的。古代高层的跨国联姻一般是中原送出本家的公主。但中原军政人员迎娶外国公主的情况非常罕见,班超则是绝无仅有的例子。
但西域的世界和内地非常不同。一国的君主权利有限,国王仅仅是一号大贵族,而女贵族在政治中有重要发言权。所以班超迎娶外族公主,就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此后,他可以使用贵族的身份游走于西域世界,与当地人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为他的外交与征战无疑提供了许多便利。
这也是班超执行斩首行动和游说,往往能取得不错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他非常善于通过清除匈奴使者或者匈奴代理人,去改变一个国家内部的力量对比,使之倒向汉朝。然后逐步拉拢了丝路南道上对匈奴不满的政权,比如鄯善、疏勒、于阗等。最后将丝路北道的亲匈奴政权都外交孤立,再各个击破。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以夷制夷和借力打力。
班超与疏勒公主的儿子 就是日后的名将班勇
受惠于汉人和塞人的混血身份,作为班超儿子的名将班勇,非常了解各国的情况。为《西域传》中丝路各国的记录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最后为了避免损失,班超充分利用西域地区不适合大规模军队打持久战的特点,成功地打退了贵霜帝国君主维玛-塔克图发动的军工。也就是汉文记载中的大月氏副王谢对西域的进攻。
贵霜王维玛-塔克的希腊式钱币
后来在东汉朝廷内部,撤出西域驻军,乃至放弃凉州的呼声甚嚣尘上的时候,班超还能派出使节,继续探索更加遥远的西方世界。这就显得更难能可贵了。想必他意识到了西域不是天下的边缘和终点,相反这里多元的文化与族群,说明这里是中间地带和十字路口。
最后还应当指出的是,班超能有平定西域的传奇,完全是他没有遵守汉章帝召他回国的诏令。这体现出的特点是:一个远方帝国的将领进入了西域,也会体现出极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远方帝国的控制力会被削弱,他们会服从当地的游戏规则。
无论西汉还是东汉 对匈作战都经常离不开西域本地人支持
另一个例子就是前凉的大将军吕光。在击败了龟兹后,发现中原陷入动乱,已经鞭长莫及。于是就选择在西域和凉州地区自立格局。
但时代精英做出的命运选择,很可能和时代的主流文化氛围是相反的。班超的开明在日益保守和内向的东汉是不多见的。他越是成功,越是证明了所处时代的万马齐喑。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继任者和前任都缺乏他那种对西域世界和汉代边疆的了解。所以经营成果都没有他来的成功。
班超之后 东汉很快就将半个西域让给了贵霜帝国
未来的历史伏笔
河西走廊对于汉朝的意义在逐步增加
除以上因素外,河西走廊的局势与当地的势力变化,也会干扰到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在东亚大陆的混战时代,这里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当汉唐的统一时,西域都护府和安西都护府像中原挥向西方的拳头,河西走廊是连接拳头和躯干的手臂。而在之前的周秦时代,这个四周是山地和隔壁的狭长地带,就是西域和关中的交通要道。只不过在当时还仅仅是模糊的边境防线。
河西走廊本身是匈奴与羌人联合经略的地区
回顾张骞所处的年代,河西走廊原本是匈奴部落的驻牧地,受到匈奴单于的远程控制。但在霍去病夺回河西走廊后,这里的道路一度比较通常,便于张骞使团的出使与行动。
到了汉武帝统治的后期,随着西域的开辟,中原统治者有了新的担心。那就是青藏高原上的羌人开始与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人勾结,共同威胁汉朝的西北边疆,从两个方向合围中原。所以河西的作用就不限于链接西域和中原,还是阻断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上的外族屏障。反之,一旦青藏高原上的外敌东出南下,中原在西域的驻军很可能成为一片外族海洋中的孤岛。
失去河西走廊 汉军的驻地和工事将彻底成为孤岛
放眼整个汉代,从汉武帝时代后期开始,羌族就开始与匈奴勾结,共同威胁汉朝的河西地区。从那时到王莽当政,羌族一直是河西地区的定时炸弹。班超的成功出使西域,还有他的儿子班勇的成功远征,都是发生在汉朝成功镇压羌族起义之后的间隔期。可见河西的畅通与否,直接影响汉朝对西域的控制力强弱。
羌乱本身还有另一幕后潜藏问题。那就是东汉是一个以关东豪杰为主的王朝,奉行的重关东轻关西政策。关西的豪强从西汉末年起就在当地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里自我保护,也因此沾染了羌胡习气,变得好勇斗狠与东汉的儒家文化格格不入。东汉朝廷就经常用关东的官吏压制本地豪强。
羌人叛乱与河西本地豪族的崛起 催生了著名的董卓
在羌乱严重的时刻,甚至为了削弱凉州的豪强大族,不惜提议放弃凉州,内迁河西的人民。这无疑激化了凉州豪杰的不满情绪。最终东汉还是不得不依赖凉州本地的羌胡化豪强和羌族归顺者去镇压羌乱。这样的结果,就是迎来了忠君爱国的董太师来进京报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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