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3年，出于对中国茶的抵制，北美大陆发生了波士顿茶党事件，虽然那些要求民族独立的美洲人，抵制的目的不真的是中国茶。但中国人的商品却实实在在地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自此成为一个标签，打在这个国家独立的起点。

如果我们站在全球化贸易的角度看待美国的独立，我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为了维护当时全球贸易的平衡，英国人和那些要求民族独立的美国人打了一场持久战。最终的结果是，美国独立了，美国人也自此抛弃了喝茶的习惯。

差不多一百年后，又一次针对中国的抵制发生在美洲大陆的西岸。

1882年，出于对加州华人移民的抵制，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这一次真的针对中国人的抵制，同样引发了一系列无法预想的后果。特别是到了1904年，当美国国会永远驱逐中国移民的辩论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愤怒了，决定抵制美国货。数年后中国爆发了民族、民主革命。另外，对于美国而言更重要的是，自此在中国人心目中，美国不“美”了。这个阴影长久不去，中国人不但坚持不吃美国面粉不吸美国烟，而且在之后每次爱国热情的抵制当口，都拿美国货说事。

这不怪中国人。就连老罗斯福总统后来都不得不承认，是美国人的愚蠢造成的后果。

和波士顿茶党事件一样，中国人抵制美国货的深层目的并不真的是美国货，他们反对的是更广泛的帝国主义，他们要为捍卫中国的尊严而干一场。只不过，当时中国人手里的办法不多。而义和团式的排外，造成的严重后果只有中国人自己去买单。

到了1905年，中国人需要一种比义和团式排外来得更老练、更成熟的手段。他们准备争取一次不太大的胜利，哪怕是经济领域的微弱抵制，来鼓励当时国内爱国热情的飙升，针对美国货的抵制适逢其时。

1905年的夏天，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给女儿的信里，沾沾自喜地炫耀着自己的外交本领。他说，他让日本人和俄国人媾和了。

此前一年，日俄在中国的东北为了各自的利益打得不可开交。在46岁的西奥多·罗斯福看来，他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壮举，成功地介入了一次国际争端，让中国东北安静下来。是他将日本人俄国人拉到了谈判桌跟前，帮他们重新划分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而当时的国际舆论也一致赞扬罗斯福，并且因为他成功调停了日俄战争而把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他。

他的女儿当时正在远游中国，他等待着在女儿的信中听到来自中国人的致谢——至少在他看来，中国人应该感谢他。但事实恰恰相反，当时的中国人并不买账。

1905年的夏天，罗斯福的女儿艾丽斯在中国经历了一场噩梦。她收获的并不是中国人的感谢，而是愤怒。在艾丽斯畅游中国的旅途中，中国人正在热衷于一场针对美国货的抵制运动。

显然当时的中国人和美国总统并不在一个精神世界。罗斯福看到的是外交的胜利，而在中国人眼里，只有来自大洋彼岸的排华。

美国人的《排华法案》从1882年开始，到1905年已经有20多年了。起初，美洲华人的种种不幸并没有引起大洋彼岸中国人的强烈反弹。

当时，中国政府也一厢情愿地认为，《排华法案》只是限制华工，而不是禁止其他身份的华人，因为美国政府保证过对已经在美国合法居留的华人给予最惠国民待遇。

但事态发展到后来，不仅华工遭排斥，上等华人也屡遭骚扰和侮辱。1903年，中国驻美武官谭锦镛被旧金山警察侮辱后自尽。消息传开，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阶层，很难再把美国排斥华工当作移民们自己的事。

尤其到了1904年，面临大选的西奥多·罗斯福为赢得西部的支持，表示赞成国会制订新的排华法案。

在中国人看来，正是这个年轻的美国总统的轻率行为把他们推向了愤怒边缘。而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伟大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依旧无法超脱种族主义和民族优越感的局限。

老罗斯福支持限制华工入境的理由很鲜明，“低劣的”劳工不应“与我们自己的工人竞争”，而且，“廉价的劳工也就意味着廉价的公民资格”。但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允许知识分子来美，“扩大对中国的贸易，更能从精神上掌握中国”。

这种用心并不局限于当时的经济实惠，而是展望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从美国方面说，可谓眼光远大；而在中国人眼里，就是阴险地抵制。

于是，艾丽斯的中国之旅注定充满了荆棘。她在给父亲的回信中描述了当时在广州城遭受的一幕。

那是由一幅漫画引起的。为了表示对这个美国姑娘的不友好和抵制，反美的报纸刊登了一副漫画，名字叫《乌龟抬美人》。在1905年的夏天，这副漫画风行广州城。意思再简单不过，就是讽刺那些伺候美国总统女儿的轿夫，都是乌龟。这在中国，差不多是对男人最为严重的讽刺。结果，果然没有一个人来抬美国总统的女儿。艾丽斯把遭遇的一切，写信告诉了远在美国的父亲。

虽然在此之前，来自中国的抵制声音始终不绝于耳，但唯有这一次来自女儿的真实描述，让西奥多·罗斯福真正开始关心，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1905年的夏天，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此之前，美国人在两国关系中从来收获的是友好，而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了“说不”的声音。

在美国人看来，1905年，是中国的一个转折点。那一年夏天，日本人战胜了俄国人，这件事情正发生在中国探索未来去向的时候。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日本的经验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子。

中国人那时候对于日本模式的羡慕感情，远远大于日本对于中国做了什么。在中国人看来，日本瞬息间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和世界强国。它令人注目地改变了国际关系，因此它值得钦仰。

在北京的政府看来，日本完成了崛起，但却没有抛弃先前的传统。他们对日本的立宪政体非常感兴趣，准备如法炮制。

在南方的革命党人眼里，则从日本的经验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民族主义者看到亚洲人终于可以战胜西洋人了。前提是，必须万众一心地去铸造民族精神。

革命党人在日本的崛起中看到了中国人的不团结。1905年8月，经过十年零碎的、不协作的行动之后，革命党人的各个山头开始联合起来行动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这个机构成了之后几年里，革命党人夺权的主要工具。

1905年，中国政府对于美国，也开始表现出了失望情绪。此前，在他们看来，美国没有帝国主义的腐败、堕落，美国人的意图是诚实和公正的，而且是时刻准备帮助中国的。他们长期企求通过美国人，来解决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难题。因此，在遭遇庚子之乱时，光绪皇帝率先想到的是，给罗斯福总统写信求助。

然而，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当中国政府发现，每当需要美国人国际援助的时候，他们总是采取消极态度。美国高谈阔论式的友好并不能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罗斯福总统也并不真的关心中国人的反应。

政府的微妙态度当时似不可查，而表现在年轻人身上，却是从之前的美国梦转向了更为实际的效法东瀛。那一年，包括蒋介石和鲁迅的一批年轻人，都选择了东渡日本。

明眼人都看得出，美国已经在这一年失去了中国。于是，这一年五月，上海商人关于抵制美货的号召，迅速赢得了中国人的广泛支持。

商人发起的运动

1905年5月，中美关于《限制来美华工条约》的续约谈判移至北京。这个条约已经存在了10年，作为美国《排华法案》的补充，中国人之前始终找不到强烈抵制的理由。而这一次，谈判桌移到了北京，国人试图通过来自社会的声音给谈判桌上的局势施加一些影响。

4月底的时候，成立不久的上海总商会收到北美华商的告急电报。后者期望发动国内民众的力量，以抵制美货迫使美方改变政策。5月初，上海的媒体开始为抵制造势了，《时报》大声疾呼，中美工约的签订，事关全国之荣辱，人人有切肤之痛，合当策群力以谋抵制。

这些无疑促进了国内商人集团的觉醒，他们终于看到，美国的排华政策不止是针对劳工，还将针对商人自己和知识分子。在5月10日，上海总商会的商董会议上，这个先前保守、谨慎的商人组织作出了抵制美货的决定。会后，商会通电全国，以两月为期，迫使美国政府改良禁约。

起初，上海商会的商人们没人愿领衔向全国21埠发出通电，因为他们很少相信抵货运动真的能够如期开始。后来，福建商人曾少卿挺身而出，领衔通电全国。

上海的消息传出，很快引起了一些美国人的关注。美国亚洲协会最先作出反应，该会主席约翰·福尔德在5月16日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建议尽快修改美国法律或订立新约，允许工人以外的华人自由进入美国，以避免中国人对美国的抵制继续升级。

对于中国人的抵制情绪，罗斯福在女儿艾丽斯来中国旅游之前，了解得并不真实。罗斯福起初只是采取一些常规的步骤，一方面制止虐待在美华人的现象，一方面压服中国人的反美情绪。他感到美国的威望在中国面临危险，他不愿看到中国人以不敢施加于英国、日本和俄国人的办法来对付美国商人。他明白，在亚洲，美国不敢反对俄国和日本，但是对于中国，则有现成的炮舰政策。早在1905年反美骚动期间，亚洲舰队就停泊在上海附近，为美国公使的抗议提供强大的后盾。

6月份，汉学家柔克义受罗斯福委托来到北京就任驻华公使。虽然他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历史了如指掌，但他依旧是个美国商业利益的坚定捍卫者。

此时，抵制运动的热情正席卷中国。柔克义于6月3日在北京见到了外务部大臣庆亲王奕劻，要求他代表的政府明确表态，制止这场针对美国人的抵制运动。奕劻是个对于内政外交没有多少创见的末代权臣，他对于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束手无策。清政府的态度模棱两可，他们一方面试图利用这种沸腾的爱国情绪向美国人施压。而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此类自下而上的运动，缺乏把握、畏之如虎。

很多官员，包括梁诚、伍廷芳和山西道监察御史张学华都积极地投入到了1905年的反美运动中，主张利用民气与美国周旋交涉，反对政府干预抵制活动。而事实上朝廷的外交策略并不取决于以上这些人，还有另一个实权派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北京。

1905年7月1日，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乘火车北上京都。此前一天，军机处王文韶出缺，徐世昌入直，这个帝国迎来了袁世凯时代。

出于对中国东北局势的审时度势，这个未来的实权人物觉得中国不能失去美国。之前是为了抵制俄国，而之后，是为了抵制日本。

袁世凯的态度是鲜明的。他在天津时，就指示巡警总办压抑抵制风潮。在他动身北上之前，也曾传谕天津商会，“何必私自为此举动”。就在袁世凯到达北京的当天，他上奏清政府，请饬各省严禁抵制美货。而他的意见并没有被关注，政府的骑墙派还在观望。

7月，在中国主要商埠，特别是华中、华东和华南地区，抵制美货运动已形成高潮。事态的发展激化了美国国内的不安情绪。新英格兰的纺织业主抱怨，中国的抵制将使其一年的损失达2000万美元；美孚石油公司也惊呼，抵制会给美国石油业带来灾难，估计每月的损失可达25000美元；英—美烟草公司的销售额下降了50％；美国面粉在中国也失去买主。

罗斯福此时倒很理智，承认抵制“应归咎于我们自己的错误行为和愚蠢举动”。他甚至收到一份机密报告，得悉英、德两国故意在中国制造反美情绪，排挤美国势力，以收渔人之利。他担心出现更糟的局面，但除了继续迫使清政府出面进行镇压外，他又别无它策。可是清政府不仅不理会美国的要求，反而寻求订立新的条约。这种态度使罗斯福“非常不满”，他说自己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对美国人的态度都要强硬，但仍无法使国会同意“给中国人公平待遇”。

到了7月份，上海商人的抵货运动到了两月时限，是该兑现之前诺言的时候了。但在真正抵货运动展开的时候，中国的商人却遇到了运动成本的真实难题。

1905年7月18日，上海商界、学界召集市民大会，宣布抵货运动开始。大商人们签字不订美货，老百姓们高呼保证不买、不用美货。

起初，群众的抵货热情空前高涨，连妇女儿童都加入了抵货运动的行列，许多店家和市民登报保证不买卖美货，一些存有美货的小本零售店也表示愿意将其存货暂时束之高阁。但不久，现实的问题就出来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让所有的参与者都失去对抵制成本的估算，时间一长，矛盾立显。

现存的美货怎么办？即将源源不断到来的已订美货又该怎么办呢？抵制遭遇的成本不是一个小数目，据美国驻上海领事估计，当时仅上海一地的存货价值就高达八百万美元。可以想象，对这些存货的处理必将直接影响到商人们的抵货热情。

对于大商人而言，他们是这些存货的直接所有者。如果不卖，他们将付出惨重代价，特别是那些专营美货的大商人，更是面临倾家荡产之虞。因此抵货运动发展到7月20日，在一次商人们的集会上，对于抵货的手段，商人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

一部分大商人请求得到政府和商会的帮助，售出那些手中的存货，要求“疏通”。所谓“疏通”就是要出售现存美货，与抵制、不用美货的初衷显然是矛盾的。与大商人不同，小商人们抵制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他们明确指出，流通就是破坏抵制，就是开时局的倒车。

双方的意见根本谈不拢，社会上，抵制的热情越来越高；商界，大商人的利益无法补偿。如此一来，运动的参与阶层出现了分化，大商人率先退出了运动，甚至暗中破坏。他们干脆请求政府镇压这场运动。上海名绅马相伯等人就曾打电报给两江总督周馥，要求清政府镇压反美抵货运动。

对这一点，美国人也看到了，他们最初认为，运动是由有直接利害冲突的商人推动，且得到清政府的默认，但到8月以后，他们认识到，运动的推动者已不再是商人们了。8月26日，柔克义向美国政府报告说，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已经是“无责任感的学生”了。

8月31日，北京政府的骑墙派停止了观望。他们与美国达成默契，前者答应迅速扑灭反美运动，美国则允诺修改排华法。政府的明确态度对于抵制运动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此后，大多数商人退出抵制阵营，运动转由学界中人领导。

罗斯福抓住这个机会在国内进行说服工作，但是效果不大。美国国内当时的排华势力在国会中占据着优势，而且控制了商工部。总统罗斯福的努力充其量只是治标之策，而且就连罗斯福自己如果不是总统，也对华人充满着偏见。

对于这一点，当时明智的中国人也越来越看得明白，即使再强烈的抵制，对于美国人的排华政策也是微弱的抵抗。

同时，罗斯福让正在东亚访问的副总统塔夫脱带着他的女儿造访广东，与地方政府交涉，平息那里的抵制活动。这时，由于商人的集体退出，中国国内抵制运动的中心已经从上海转到了广州，塔夫脱的广州之行不但无功而返，女儿艾里斯还给罗斯福捎去了最不好的消息：广州人对于美国人很不友好。

广州人在抵制运动表现出的持久热情，不仅让罗斯福吃惊，也让中国的政府吃惊不小。由于广东是美洲移民的主要输出地区，当地的老百姓对于《排华法案》的感受更直接，抵制也就更积极。

然而各种迹象证明，抵制的大气候已经过去了，越来越多的商人悄悄地退出了抵制的行列。

到了9月，抵货运动仿佛就只成了学生的事情。热情的学生们甚至开始热衷于成立环球中国学生会，希望藉此把反美运动的火种烧向全球华人。而事实上，运动发起以后的两个月里，连运动的坚决支持者也承认，抵货可能根本无法迫使美人废除禁约。

成功希望渺茫，一般人便不会有参加的热情。学生之所以仍然热衷于废除禁约，仿佛是出于更远大的目的——“发起国民爱同胞抵外力之感情”。这当然是一个崇高的目标，在当时也许会有一些支持者。但目标如此不具体，多数人就很难保持持久的热情，运动的发展就必然容易受政治大气候的影响。

罗斯福在10月份连续召开几次内阁会议，讨论排华问题。他并不准备从根本上废除排华法，而只打算在执法上做点文章。他建议国会对原有的法令略加修改，规定除劳工外，其他华人均可入境。

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新的麻烦接踵而至：一名美国海军军官在打猎时误杀一个中国妇女；在广州，有几个美国传教士在中国被杀害。这些流血事件，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无疑增强了中国人的仇美情绪。上海发生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冲突，有数十人伤亡。

越来越多的人担忧，中国又将跌入义和团战乱的边缘。罗斯福把一支舰队开到中国沿海，并向菲律宾调兵遣将，做出对中国开战的架式，并令国防部制定可能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幸运的是，国防部的结论是，尚无必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

在这个时候，广州抵制运动的领导人表现出了少有的克制，他们明确表示，需要一场非暴力的抵制，而不是热闹的流血。

12月份，在总统每年一度向议会提出的国情咨文里，罗斯福把和中国发生纠葛归咎于美国民众。他说，“这个国家对待中国人民极不公正，严重侵犯其权利”。他提醒美国人，他“我们如待人不公正就不能得到公正的待遇”。

在排华政策无法撼动的时候，罗斯福的这些话成了对中国人的最大安慰。面对美国的软硬兼施，北京政府最终屈服，照美国的意思办了。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抵制美货的运动逐渐结束。

于是，罗斯福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宣称“我想不会对中国进行远征了”。大规模的冲突没有发生，罗斯福认为是他的政策起了作用。而在中国的商人看来，这个结果也让他们满意。是他们找到了一种更老练、更成熟的排外手段，此后竟然屡试不爽。双方的目的看似都达到了。

但是留在中国人心里的排华阴影自此再也挥之不去。即使在第二年，罗斯福签署了退还庚款的协议；即使在他即将离开白宫前几个月，发表了“中国的觉醒”的文章，赞扬中国新的民族精神；即使在1946年，他的侄子小罗斯福在取消《排华法案》的时候，也针对华人说出的一系列道歉的话。

1949年，当所有的美国观察家惊呼自此失去了中国的时候。一位传教士站出来给出了答案，他说，事实上美国人早从1905年就失去了中国。之前，美国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国家，此后我们是他们最憎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