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文字学专家郭舍人神游天外、汇通古今,苦心孤诣,笺注《尔雅》。从此,乐山走出了蜀中“尔雅学派”。这里,迎来送往,让古今多少文人雅士流连忘返。
马一浮最终将复性书院选址在了乌尤寺。
一代大儒要在山上创办书院,一代大德高僧、乌尤寺住持遍能大师,从心底里万分欢迎。他让僧人很快将尔雅台、旷怡亭、罗汉堂、弥勒殿、客堂等,收拾得干干净净,只待这位大儒和一干学子们入住。
1939年9月15日,复性书院举行开学典礼。拜孔孟、山长训话,一切按古代礼仪进行,简朴而庄重。
其实,这复性书院的创办,并非如开学典礼那般简单如仪。其中的马一浮经历了许多。
他顶住了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
直到今天,有人依然认为,当年蒋介石、陈立夫等一干人,之所以允许并拨款创办复性书院、延聘马一浮为山长,不过是国难时期“以文化装点门面”而已。
尽管马一浮最大的心愿是在乱世之时,办书院、培养学人,延续传统文化的血脉,但他依然坚持了自己的底线: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除春秋祭奠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局一一赞同。蒋介石、陈立夫还明确表示“始终以宾礼相待”,并拨开办费3万元,月给经费3千元。
他顶住了来自社会的不理解。
复性书院的办学构想及实践,沿袭的是唐宋以来传统书院的办学模式。在辛亥革命后又特别是国难当头、救亡图存为“时代主题”的抗战时期,老实说,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复古!”“开历史的倒车!”……这些大约代表了当时学界对于复性书院创办的普遍看法。1939年4月5日,刚到乐山的马一浮因贺昌群之介拜访了叶圣陶。两人聊起复性书院创办:当局感于新式教育之偏,拟办复性书院剂之,且“安车蒲轮”选中了德性、学问均孚当时众望的马一浮主持其事。尽管马一浮其人之学行让叶圣陶“至足钦敬”,但对于“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书院以“讲明经术、养成儒家”等观点,叶圣陶均表示出宽厚的“质疑”。他在《嘉沪通信》中感叹:“今日之世是否需要‘儒家’大是疑问。此种书院固不妨设立一所,以备一格。而欲以易天下,恐难成也。”叶圣陶预言,大约理学家讲学,将以马先生为收场角色,以后不会再有矣。
老实说,叶圣陶的看法,已算是温和而开明了。此外,夏丏尊、郑振铎、徐调孚等人,均对马一浮的宗旨及其复性书院创办,不报同情和理解之态度。
1942前后,马一浮在四川乐山濠上草堂书房(图片来源:搜狐网)
马一浮还经历了主要创办者之间的“分分合合”。
复性书院有创办“三人团”——马一浮外,尚有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乐山马边人贺昌群和现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新儒家”熊十力。3人关系,亦友亦师。贺、熊二人,均受马一浮邀请而参与复性书院创办工作。但其间的恩恩怨怨与悲欢离合,真如一堆乱麻,剪不断、理还乱。
1939年5月2日,承担一家数口生计的贺昌群,受马一浮之邀,毅然辞职浙大,带着服务乡梓的满腔热忱回到乐山。随后,又将妻子与二子三女接来乐山,为的就是服务复性书院、服务家乡教育事业。但很遗憾,时间仅仅过去两个月,7月6日,贺昌群就与马一浮分开,声明不再参与书院事。这成为贺昌群的复性书院首次退出。但不久,不知为何?他又选择了“回归”,积极参与筹备复性书院。9月15日,复性书院“开张”当天,作为复性书院创办者之一的熊十力突然“高调”宣布退出。半个月后,贺昌群步熊十力的后尘,再次退出复性书院。复性书院创办“三人团”真正瓦解了。
当时复性书院发生了什么?三人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有说,马一浮气量狭窄,容不得人;有说,三人性格不合导致;有说,属学术分歧,道不同不相为谋;有说,是办学模式之争;有说,是新学、旧学之争……一时间,学界议论纷纷;数十年来,研究者解读纷纭。这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桩有趣的“公案”。2008年11月,贺昌群好友周予同的弟子、著名近现代史专家朱维铮还专门撰文《马一浮在1939年——叶圣陶所见复性书院创业史》,就此桩“公案”从时代、学术与学人性格等方面进行深入解读。其中,对于马一浮,朱维铮颇多“微词”。可见这位现代学术史上的“新儒家”,之于复性书院创办一事,即使盖棺数十年后,依旧未有定论。
1948年春于复性书院,前排左四起依次为马一浮和熊十力
至于贺昌群,这位从马边大山里走出来的汉子,退出复性书院后,先是隐居大佛寺附近白云庵,潜心著述《魏晋南北朝史》。这让叶圣陶大为钦佩,在赠贺昌群的《金缕曲》中高度赞扬:“君默默,守贞固。”1941年秋,贺昌群受马边乡梓之邀,回到马边县城,克服种种困难,创办了小凉山地区首个学校——马边中学。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办学家乡、服务乡梓!对于贺昌群而言,只是换了地点、迟了一年。
无论怎样的是是非非,复性书院还是在马一浮的坚持下,开张招生,开始了历时数年的讲学、刻书。
“复性”者,按照马一浮的说法,是“教之为道,在复其性而已矣”,其办学宗旨在“讲明经术,注重义理,欲使学者知类通达,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在此主导下,书院课本主要是《诗》《书》《礼》《易》《乐》《春秋》等传统典籍,以及马一浮据此所阐发的“义理”,其课程主要分通治、别治二门,书院设主讲、讲友、都讲等教职。书院重视学术自由,主讲每周只讲一个上午,其余时间学生均自行学习,或是向主讲“请益”、讨论。梁漱溟、谢无量、赵熙、沈敬仲、钟泰等人先后来院讲学,复性书院一时间名家云集,名播巴蜀。
1941年春,复性书院迎来了中国现代学术大师、另一位“新儒家”钱穆。其时,钱穆受邀为内迁乐山武汉大学大的学子作短期讲学。令人惊讶的是,马一浮竟然专程邀请其到复性书院讲座。
马一浮像(唐长寿 供图)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午后,尔雅台前,清茶两盏。马一浮和钱穆两位现代不世出的国学大师,一边欣赏着眼前的景致,一边畅谈着。钱穆道:“嘉定名山胜水,不负重名!”马一浮说:“君偶来小住,乃觉如此,久住必思乡!”钱穆转首微笑,望着这位年近六旬的美髯翁,静待下文。马一浮继续道:“即以江水论,晨起盥洗,终觉刺面。江浙水性柔和,故苏杭女性面皮皆细腻,为他处所不及。风吹亦刚柔不同。风水既差,其他皆殊。”最终马一浮叹道:“在此终是羁旅,不堪作久居计。”
或许,睿智如马一浮者,之于复性书院的未来,早已有了对其发展与结局的“预判”。不久,就是在马一浮这羁旅之叹中,因经费问题,复性书院结束了其一年零八个月的短短讲学时间。但复性书院并没有因此关闭,同样为着延续“传统文化的血脉”,转向刻书事业。从1939年至1946的7年多的时间里,复性书院陆续刻印“群经统类”“儒林典要”之《四书纂疏》《正蒙注》《契斋毛诗经筵讲义》等儒家经典,以及“复性书院丛刊”如《泰和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等,共计26种38册。平均每年刻书4至5种或是5至6册。其刻书的种数,占了民国蜀中刻书近五分之一,且多数称得上是精校、精刻、精印。同时,马一浮也出版著作《泰和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避寇集》《尔雅台答问》;而当年从复性书院走出来的金景芳、吴林伯等,也成了全国知名的学者……
1946年7月,马一浮离开了居住近7年的乌尤山,回到杭州,复性书院也一并迁走。或许,临走之时,他心中还在吟哦着初来乐山所赋诗篇:
流转知何世,江山尚此亭。
登临皆旷士,丧乱有遗经。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长空送鸟印,留幻与人灵。
70多年流年光景,转瞬而去。时至今日,乌尤寺方丈室里,尚存马一浮亲书楹联:“要使鱼龙知性命,不妨平地起波涛”;旷怡亭内“马一浮讲学处”的横匾尚在;马一浮“雨花崖”手迹刻在岩上;马一浮留下“乐山诗篇”110多首,其中一首《乌尤楠树歌碑》还刻石立于寺内……
这些,都是那个时代这位长髯美须老人留给乐山的宝贵文化遗产,当然同样属于中国现代学术史的重要内容。
(本文选自《名人与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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