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到最后会陷入虚无主义吗？——这倒不一定。就算你不读历史，你就只面对现实，你恐怕也会虚无，你觉得你能改变多少现实？

青年作家刘勃在南京的三江学院开了一门叫作“中国文化史”的课，在学生中颇受欢迎。每节课时45分钟，据说他的备课方式大致是这样的：先准备30分钟的干货知识，再准备15分钟的段子，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把知识和段子搅拌均匀。

他的历史通俗读物《失败者的春秋》和《战国歧途》，也几乎是用相似的方式完成的。尤其《战国歧途》，在读库此番重新出版之前，老版早已一册难求，被书商炒到了400元一本，在“知乎”上，粉丝们对这本书的评价甚至已经“具备了跪感”。

春秋战国是中华文明的轴心期，我们对这段历史知道多少？对这一时期的推崇和研究，兴于秦汉，至今绵延未绝，各种史书、专著、戏说数不胜数。但对普通人来说，“轴心”的面目并非一条清晰的轴线，而更像一团乱麻——王国政权频繁更迭，人物众多，名号纷乱，不少史料源自两千多年前的典籍、残简和铭文，地名地貌也与今日大相径庭，有时连专家都吵来吵去，意见难以统一。对普通人来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出戏太大，剧情难免模糊。

“并不是我对春秋战国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只是你上课，你总是免不了要从这里说起。”刘勃说。此前的信史太少，不足以生发出丰富性。之后的史料又渐多，让研究领域分化到了细枝末节。而春秋战国，无论是从社会制度的沿革、思想的勃兴，还是它对后代的深远影响，都让这一历史时期既有主体性，又藏有迷人的细节和矛盾张力，成为众多故事在此生长的酵母。

历史的"水深波澜阔"

刘勃称自己是“写手”。“专家的书要是很难读，写手可以拿来用通俗的话改写，美其名曰做普及工作，如果专家的书本身很好看，写手就没饭吃了。”他在《失败者的春秋》后记里这样自谦。曾经他的理想是当作家，从三江学院毕业之后，他进了南大中文系作家班，后来回到三江学院任教，教的专业课也是写作，这个过程让他纠结无比，因为本质上，他不相信写作是可教的。

“我自己最大的兴趣应该是写小说，在写小说的圈子里头，我属于爱看旧书的。但是教人写作特别痛苦，只能说有些东西，我认为这样写比较好，我无法说服自己去对学生说：你就这么写。所以上课我总是面对一个不知道该讲什么的困境。”他勉为其难地教了一年多，然后找到他们的老院长，说：要不，调我去图书馆得了，我宁可当个图书管理员。

埋首书堆是他喜欢的生活，他是书痴，从小学就开始戴眼镜，现在鼻梁上的那副眼镜一千多度，厚瓶底一样的镜片泛起圈圈涟漪，镜片后的眼睛也被多重折射，仿佛一对复眼。他很宅，不爱出门也不爱旅行，“我所有的快乐都来自幻觉。”而破解历史，也许是幻觉的一种。

图书馆没去成，他转而去教中国文化史，相比于“非标”的文学写作，历史可是具体多了。

教学就是一个“逐步向教材投降”的过程，他从学生时代起就特别烦的传统教学方法，也是当了老师之后，他才意识到对大多数学校和学生来说，可能还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合理流程。“像我这种脾气怪异的人，我要讲任何题目，肯定首先想要跟教材对着干。我看书挺杂的，当老师之前自我感觉很好，做一些讲座、演讲，觉得自己很受欢迎，当了老师之后，我才发现不对。教学还是阵地战，得一步步来，不是一个强煽动性的演讲可以比拟的。文化史这种课，涉及到方方面面，但什么都涉及得比较浅。如果学生本身知识基础不是很厚的话，老师备课不备课，他听不出来，只是听个有趣。但是如果你用心备课，你会发现很多的疑点，有些原来熟悉的事情，上课讲一遍之后，你突然起了疑心。你要把它搞清楚，发现其实前人已经有那么多的研究。你带着一个疑点，到处钻墙打洞，然后发现这条路早就有人走过了。单纯的写作很容易讨巧，可以扬长避短，但讲课不同，教书对我影响很大，它逼着我什么材料都要从头到尾捋一遍。”当了几年教师之后，他才觉得自己反而回到了一个最基本的、学术路径的训练之中。于是逐渐收起少年意气，起了对史学的敬畏之心。“回家随便抽本正经书看一下，就觉得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没啥意义，无非是说在人家的成果上抖两个机灵，添一个注脚。”

刘勃和他的女儿在新书签售会上 图 / 受访者提供

历史中人的困境

除了《失败者的春秋》和《战国歧途》，刘勃还写过几本书，一本聊《西游记》的《小话西游》、一本聊先秦诸子的《战国五大公知》、一本聊唐代小说的《传奇中的大唐》，还有一本随笔集《不是东西》。他想象中的读者，有点好奇心，有点求知欲，还得有点闲暇时间，“当然不能太专业，专业的也不用来看我了。我的读者不能太追求学以致用，读了这本书，立刻就要说你对我有什么用？你不能太有需求，因为确实我也提供不了。”

历史与我们今日的生活何干？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传统里面，史学一直是一门显学，读史是士人精神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甚至也是世袭皇帝们的必修课。中国人始终相信，鉴古方能知今，帝王之术不在别处，所有的未来都包含在过去之中。

这种学以致用的历史观在刘勃这里并不起效。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早已超出了古人的经验，即使就近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里去寻找规律，这些规律应对基于信息化的全新时代都未必还能适用。全球都在面临旧有体制的考验，新的秩序还远未到来，这几年风云诡谲的全球政治印证了这一点。这时候我们读史，究竟想读到什么？我们现在的焦虑，跟春秋战国人的焦虑，还有任何的相似度吗？

“我想我在写《失败者的春秋》这本书的时候，更多的还是在讲困境。不管是谁，你总是要面对特定的困境，在这个困境面前，你能走到哪一步？这可能是我当年写小说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命题。周天子有周天子的困境，诸侯有诸侯的困境，乱世小民有乱世小民的困境。不同的人面对的困境不一样，而每个人面对困境的那种挣扎和努力，也许是历史能够让不同时代的人产生共鸣的原因。”

他特别留意过读者的评论，在修改《战国歧途》那本书时，他发现书中最受欢迎的和最不受欢迎的，都是写商鞅的那篇。商鞅是有很多粉丝的，事实上，作为改革的同龄人，刘勃自己在写商鞅的时候也有很强的代入感，但这依然不妨碍他写出了商鞅本人的悲剧命运，以及附着在他身上的强烈的吞噬性力量。有时候，这种吞噬被视为历史进步所必须的代价。“现在再让我重写的话，可能我会给商鞅更多的同情，至少我会把他所面临的困境写得更充分一点。”

“我们所受的历史教育，回看已知的历史，会先有一个判断：谁代表了历史先进性的方向，好像历史已经有一个既定的目的地，但其实在历史发生的过程中间，是无法用这个向度去衡量的。历史发展的趋势是有的，但这个趋势跟历史中人的具体体验是两回事。”刘勃说，从1840年以来，中国整个处在一个大的历史转折期之中，但是如果对比他的父辈、他，和他女儿，一家三代人对时代的感受，绝对截然不同。“我们处在同一个大的历史转折期中，但我们各自感受到的是三个不同的小转变，而每一个小转变对个体来说，可能就是一生的体量。如果我跟其他历史写作者有区别的话，可能就是在写作上，我对小人物倾注的同情要多一点。你读越多的历史，你越会发现，历史大趋势当中，哪怕一个很小的波折，对于普通人来说也可能是灭顶之灾。即便你掌握了大趋势，你也不一定能左右。历史也许有必然，但是个人命运，受制的偶然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侦破时间线

历史像远古地下的河流，河床并不清晰。关于历史的解读和判断，有时并无定论。刘勃用来举例的是北大历史系教授辛德勇的新书《生死秦始皇》。“这本书出来之后，无论是喜欢秦始皇的读者还是反对秦始皇的读者，都很生气——作者是吐槽秦始皇的，喜欢秦始皇的人肯定生气。可是，他又认为儒家其实一直跪舔秦朝，秦朝也一直是用儒生的，这就让很多喜欢儒家思想的人也很生气。”

历史的主流观点里，始终认为秦代“儒法对立”，秦重用法家，焚书坑儒。但辛德勇偏偏对这套传统叙事产生了怀疑，认为可能还有大量事实被后来的儒家书写者遮蔽了。“根据现有的材料其实是得不出结论的，很多也许来自写作者对人性的经验判断：有多少知识分子又骂又帮忙，又在朝廷身边，收益又完全来自于朝廷。一旦王朝垮台，就马上把自己摘干净了：‘我就是一个受害者，我们都是被迫害的。’秦朝是这么短暂的一个王朝，马上摘干净并不困难。只要不和公认可靠的史料有明显冲突，也都可以视为假说的一种吧。”

刘勃和“精雕细课”合作了一门知识付费的在线历史课程，发刊词里有一句，大意是：我给大家讲的都是诸子百家真实的思想。“要录音的时候，我对着电脑屏幕上的这句话发了半个多小时的呆，这句话我说不出口。”谁有把握宣称自己掌握了历史的真实呢？历史里到处都是陈年悬案。

他在写作中也保持着“double check”的习惯，对于关键史实，核查时间线是史学工作中常见的做法。《左传》也因此建立起了可信度。“《左传》是编年体史书，其中涉及到诸多历史大事件，时间线纹丝不乱，高度自洽，要说这是编造的，那这个编造者水平也实在太高了。古代流传下来的历史著作里有很多编造的故事，核查一下时间线，大部分编造痕迹是会暴露的——比如《史记》里褒姒的故事，褒姒的年纪显然有问题，这就是编的。”

多线索的写作在时间线上尤其容易穿帮，史学如此、编剧如此、小说亦如此。他用相似的方法排查了一下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里的时间线，发现黄蓉要比“靖哥哥”大十几岁。这就是故事没编圆。

司马迁远没有现代史学写作者幸运，“实际上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所能接触到的，除了《左传》之外也没有太有价值的材料。《左传》肯定是《史记》的一个最核心的来源，《左传》是没有进行深加工的材料，反而可信度比较高。司马迁还有一个麻烦，他不像现代人可以这么方便地检索，只能凭记忆，或者去翻动几十斤重的竹简。为什么《史记》里关于战国的错误特别多？就是因为关于战国他没有一本核心史料可以参考。”

史学家童书业先生为春秋史的研究确定下一个大的原则：《左传》之外的史料，一定要慎用。《左传》也成为刘勃写春秋的重要参考，此外，他会辅助性地提一提《公羊传》。实际上，到了战国、两汉时期，文献里关于春秋的段子就非常多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添油加醋和合理想象，让史实和故事早已纠缠生长在了一起。

战国的歧途

复旦大学的周振鹤教授写过一篇《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认为如果当时的历史偏离一点点，走上了这条轨道的话，整个中国的发展道路都会有所不同。刘勃倒没有那么乐观。

齐湣王在位的前15年，是齐国扩张势头最猛的时期。公元前296年，齐韩魏三国联军攻入函谷关，逼秦昭襄王割地求和。“这时候，齐国的风头，是要盖过秦国的。”因此，公元前288年，当秦国想要称“帝”时，不敢独尊，也喊上齐国一道。“你叫东帝，我叫西帝，咱们齐秦两国，要高其余列国一等。齐湣王起初听从了，但不久嫌这个举动过于招摇，又主动把帝号去了。秦国得了消息，赶紧也撤去帝号。”

刘勃在后记里写道：有史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大概可以归结为两种模式，一是据传由文武周公创立的周制，另一种是战国以来逐渐形成、在秦始皇手中集大成的秦制。周制的特点是封疆土、建诸侯，给地方相当大的自治权力。秦制则反对分封，坚决大一统，“以天下为郡县”，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在中央的领导和监督下运作。秦制代表着历史的前进方向，但秦制下的生活却并不那么诱人。

在七国争霸的时代，齐国的制度其实更接近周制，但历史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接受秦制，就得忍受腐败，腐败到忍无可忍，于是天下分崩。企图回到周制，必然导致战乱，尸山血海之中，人心渴望统一。这也就是《三国演义》开头说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的国家观念并不强烈，士人们为了实现理想，可以随时离开母国奔赴他乡。民族观念、国家观念，都还是后来的发明。这一点跟后来的现代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现代国家要让每一个人建立起认同感，让国家中的个体利益跟国家高度趋同。另外还有一个，国家意味着资本和利益的边界。资本特别集中的地方，往往民族国家观念很强，不让这些相应的利益随意外流到其他人群里去。但是资本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有可能溢出民族的边界，资本利益的全球化就是如此。现在证明这种溢出起码是部分失效，所以你会在全球很多国家看到这种‘往收回’的趋势。美国要再回到民族主义并非孤案，其他国家也在做相似的选择。一到资源稀缺的时候，民族就又战胜了资本。所以虽然现代社会比古代社会要复杂万倍，但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两极之间的逻辑似乎还成立。”

历史也许不过是一个个短视行为的叠加

他总是警惕自己对历史人物投射过多的感情，躲避他们身上所携带的某种感染力，因为有时候，这种感染力似乎会影响到评价的客观性。比如说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再比如说，孔子。

他对孔子的喜欢之情，让他常常觉得对此人难以下笔。他甚至认为，如果每个民族都需要一部核心经典作为精神图腾的话，那在中国，可能还就是孔子的《论语》最为合适。“拿《论语》跟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相比，论深刻肯定不如，论广博肯定不如，但是要论奇葩言论，《论语》里的奇葩言论肯定最少。今人去看《论语》，看完觉得忍无可忍的话，也就那么几句，这就是孔子的优点，他的论述有弹性，不走极端，对现代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孔子有孔子的困境，他也在经历着一个旧制度的崩坏，而新的制度尚未到来——在下坡路上当一个消极的、解构的道家是容易的，而当一个有建设性的儒者，则需要内心恒定的价值与秩序。

“我不敢妄谈文明的命题。但如果仅把社会组织看成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指标的话，那么这个文明显然还是上升期，组织越来越发达。但是会不会人类文明还处在上升期，而人类本身进入下降期呢？在庞大的组织面前，个人越来越渺小，不管我们多么强调，个体都已经消失了。可能在我们没有办法说清楚的一个宏大的潮流当中，大浪自然而然地就来了。”

面对历史和现实的无能为力感，并不必然导向虚无。“有时候你去读一读西方崛起的那段历史，反而对中国的现状容易抱有一种体谅。在一个大发展的时代，人的心态不可能那么从容，不可能对万事万物都抱有淡定的心理，然后不得不有一点全力以赴的好奇心。他可能狭隘、短视、功利，但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大多数至关重要的改变，也不是由那些远见卓识的人缔造的，它就是一个个短视行为的叠加。比如你去看贾雷德·戴蒙德，他用非常广博的知识、非常宏大的视野提示我们：做一个不妨短视一点的人，因为人类历史上大多数远见都没什么用。你们媒体看到的所谓前瞻信号可能最多，但我觉得可能就是一般小老百姓的短视、乐观，至少反映了这个社会结实耐造的一个程度。也许就靠着这种局部乐观，他们就撑过了人类历史上的大转折期，这都不好说，我们统统没有资格对此作出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