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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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可久，石塘古镇历史上的丰碑

文/宏飞

铅山石塘是个文脉厚重的地方，宋代，以纸工业称著与华夏；清代，为铅山仅此于河口古镇码头的铅山第二大商业码头；现代，蕴育了姚筱舟、陈静悟、饶草荣等一大批在各个文化领域建树赫然的文化名流；此外，它更是赣东北苏区革命老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留下过方志敏、黄道、张云逸、谭震林、饶守坤、曾镜冰等一大批革命先贤的战友足迹，并先后建立了铅山县第六区苏维埃政府和完成了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的整编。石塘，占尽了铅山经济、文化、红色革命等多方面的风头，一直是铅山一块瑰丽的瑰宝。

这一切都应当为每一个石塘人铭记！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位人物尤其不能被石塘遗忘——祝可久！溯其根本，完全可以说，祝可久不但推动了整个石塘的文化发展，而且，缘于祝可久，在南宋一个某个文化疲软的时期，石塘成了大批宋代文人贤士的集聚地，甚至促成了铅山文化史上最有名的第一次“鹅湖之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祝可久视为石塘历史上一座雄伟的丰碑，是毫不夸大的。

一：祝可久小传

有关祝可久的正史记录并不多，在旧版《铅山县志》上，关于祝可久的生平记录也无非寥寥数语：“祝可久，信州铅山人，宋代名士。立功边陲，官至贵州刺史。父亡后归隐山林，乐于行义事，与弟祝可大共建乡校，士林称之。”仅此而已。

但翻开石塘保存完好的《石塘祝氏宗谱》，我们就可以看到，祝可久对石塘的功勋是卓著的。《石塘祝氏宗谱》载：祝可久，字德父，生于石塘。为北宋司户参军祝仁霸（字德卿）之曾孙，其父祝佑，性本忠厚，慷概好施，素为乡邻敬重。可久少年远志，青年而立，侍从南宋名将刘公子羽，南征北战，破方腊、抗金贼，立功边陲，后官拜武功大夫贵州刺史。数年，思乡殷勤，乃返石塘，携其弟建乡塾……

二：祝可久与刘子羽

必须承认，仅凭这则小传，我们似乎仍难对祝可久的一生作出准确评估。然而，往深处探究一番，他的丰功伟绩就可以层层剥显而出了。还是逐一道来吧：

先看《石塘祝氏宗谱》里祝可久小传里说到的刘子羽，小传里突出介绍祝可久青年追随“刘公子羽”南征北张建功边陲。那么，这个刘子羽是谁呢？《宋史·列传第一百二十九》记载：刘子羽(1086-1146)，字彦修，建州崇安五夫里府前村人。资政殿大学士刘韐长子，南宋初年官员、将领。宋徽宗宣和中父刘韐帅浙东，佐父主管机宜文字，以破方腊功，入为太府簿。后随父帅真定，以抗金知名。宋高宗建炎初，除枢密院检详文字。张浚宣抚川陕，辟为宣抚使参议军事。绍兴二年(1132年)，以功拜利州路经略使兼知兴元府。四年，因富平兵败事与张浚俱罢，责单州团练副使白州安置。六年，张浚还朝，起知鄂州、权都督府参议军事。八年再贬单州。十一年，知镇江府兼沿江安抚使。以不附秦桧，十二年罢，提举太平观。十六年卒，年五十。

刘子羽来头不小啊！他不仅出身名家，自己更是个抗金英雄。这就可以推断，姑且不论祝可久是否也像刘子羽一般功勋卓著，起码，征方腊，抗金贼这些扬名立万的大事祝可久都是参与人，而之后祝可久能官拜武功大夫贵州刺史，无疑也是与这些经历有莫大关系的。

祝可久与刘鞈

在《石塘祝氏宗谱》中，可久公传里有关祝可久和刘刘子羽关系的直接描述是“可久侍从子羽”。但综合其它文献，却又发现，祝可久与刘子羽并不仅仅只是从属关系。除此之外，他们更是至亲的，即祝可久为刘子羽的姐（妹）夫，他们是郎舅关系。而刘鞈，就是刘子羽的父亲。

这点是《虎塘祝氏宗谱·祝氏迁祖序》记载的：祝佑，世康嫡子，仁霸公之孙，名重乡里，德为人尊。少游学于崇安，学成，居吉水县尉，无心官宦，立志育人。宣和元年，祝佑复归乡野，继承祖志，扩祖公之家塾，广授经典。一时声明鹊起，名士沓来。刘鞈公少于佑公相好，闻佑治学授徒，由金陵而至石塘，并为后生亲授子史。是月，兴之所致，与佑定秦晋之好，将爱女许配为佑公长子可久为妻。

这段文字的信息量就更大了，不仅说明了祝佑与刘鞈是知交好友，而且，在祝佑回乡课徒后，已经身为朝廷大员的刘鞈还亲临石塘，并为祝佑的乡塾所教的学生教授了文化。在这期间，刘鞈还看上了胸有大志的祝可久，继而又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祝可久，和祝佑成了儿女亲家。

这段历史是极其珍贵的。刘鞈比起刘子羽来那可名声又大多了。他不仅是资政殿大学士，还是一位在宋史上赫赫有名的将领，民族英雄岳飞，便是因为刘鞈见其器宇轩昂胸有大志而招入军营的。

可见，祝可久的身世该有多么不简单。

祝可久与隆教书院

《铅山县志》载，隆教书院为铅山历史上第一所乡校，为祝可久与祝可大兄弟共同创办。

准确说，隆教书院并不是祝可久兄弟创办的，但从祝仁霸创办的家塾，再到祝佑的乡塾，最后发展成为铅山最具规模的乡校隆教书院，推向这所学校走向辉煌的推手确实是祝可久。

就任贵州刺史的这段时间，实际也是北宋走向南宋期间那段最没落的时代。这一期间，祝可久敏锐地觉察到，昏庸的南宋王朝已经不大可能会给爱国人士们多少发挥能量的舞台。与其在官场上浑浑噩噩度过余生，不如着着实实地去办一些事实。于是，祝可久想到了教育，他认为，只有教育才是根本，没有良好的教育，就绝难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没有人才，一个国家就丧失了发展的基础。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祝可久作出了决定：返乡兴办教育，以家乡为起点，为国家发展营造一个人才储备库。

宋朝绍熙戊午四年（1198年），祝可久回到了石塘家乡，与弟祝可大一起，将父亲的乡塾扩建修葺成隆教书院，书院分诚斋、深斋、醇斋、畏斋、定斋、应斋，以先贤哲学、诸子百家及文韬武略来教育当地乡族子弟。为扩大影响，祝可久利用了自己和岳父的社会影响，先后请来一大批当时的文化名流到隆教授课，其中名望极大的崇安五夫刘子翚、刘子羽、刘勉之、胡宪全部在隆教书院担任过老师。再以后，退隐到铅山的辛弃疾和一代名儒朱熹也都缘于对祝可久的敬仰，相继到了隆教书院客串任职授课。

祝可久与朱熹

祝可久与朱熹的关系也是亲属关系。据朱子传述，宋绍兴十六年丙寅（1146年）朱松病危时，将十四岁的朱熹托孤于好友刘子羽，认刘子羽为义夫。根据这一说法，那么，朱熹应该尊祝可久为姑父。

显然，祝可久与朱熹的关系也不仅只是义姑丈那么简单，通过对朱熹→刘子羽→崇安五夫→祝可久的相互关系，可以得出几点结论：一是祝可久创办的隆教书院曾经延请过刘子羽前来讲学，而作为刘子羽的义子，朱熹也曾随义父来过石塘，并在隆教书院受过教育；二是祝可久、刘子羽以及五夫里其他几位学士也都是在刘鞈的直接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治学方向基本相同，三是祝可久自青年以来，始终严格遵循礼制，秉承儒家先贤经典治学修身。通过这些联系，那就几乎可以认定，最少，朱熹年青时代的求学方向也应该是和祝可久他们大致的。而朱熹与祝可久大量相同的理论和思想体系进一步表明，朱熹后来的治学与他推崇的理念确实曾经受过祝可久的较大影响，典型的是：绍兴二十三年，朱熹在福建同安提出的“敦礼义、厚风俗、劾吏奸、恤民隐”治县法则。竟是与祝可久在正式创办隆教书院时提出的“尚礼守义、忠君厚民”的教育方针完全同于一辄。而祝可久后半生将所有心血尽付予办学校和完善乡村和宗族礼制这些事务之上，这不正合乎了朱熹后来提出的义理之学。

祝可久与辛弃疾

祝可久与辛弃疾年龄相差较大，即便是身为龙图侍制湖北安抚使兼兵部侍郎的高官，辛弃疾也不得不要尊祝可久为尊长。当然，这个尊，不仅仅是因为年龄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辛弃疾对祝可久的一生十分敬仰与崇拜，在辛翁的心目中，祝可久不但文武双全，更可贵的是，祝可久身上，一直有着同时代人最缺乏的高尚爱国情怀和高风亮节的气概。也因此，绍兴戊午年，应祝可久相邀，辛弃疾专门赴石塘祝家，为石塘祝氏重修族谱撰写了谱序。

在这篇谱序中，辛弃疾在文末就直接畅述了自己给祝可久的定义：使愚不肖而为贤智矣，可久之有功于斯，时有功于后世何如哉，可久淳厚雅饬而粹于经学，授贵州刺史哗然有善政焉。

这里的“淳厚雅饬而粹于经学”，指的就是祝可久一生言行符合礼制，而其对中国儒教文化研究，也是颇有成就，建树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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