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公基讲堂主题

历史上中外交流发展的关键性人物

2019年，是中外建交周年纪念的大年：中俄、中朝建交70周年，中法建交55周年，中美、中葡建交40周年。回顾华夏历史，中原王朝也一直积极地开展对外交往，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日益扩展，其影响远及欧洲和非洲。接下来，就跟着小粉笔一起盘点历史上在推动中外交流发展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吧。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班超经营西域

汉朝国力空前强大，汉武帝时期，曾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主要是联合西域的国家大月氏共同反击匈奴，第二次则是与西域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实现经济与文化上的交流和沟通，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将此行称为“凿空”。西域交通畅通以后，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联为一体，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丰富了中原的物质生活。西域各国的葡萄、石榴、苜蓿、胡麻、胡桃等陆续移植内地，良马、骆驼以及各种奇禽异兽、皮毛制品，源源东来。中国的铁器、丝绸和养蚕缫丝技术，以及铸铁术、井渠法、造纸术也先后西传。这条中西方经济文化往来的要道，就是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也是当今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来源。作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他坚韧不拔的毅力与冒险精神，至今举世称道。

东汉初年，匈奴骑兵南下，重新控制了西域各地。汉明帝时，班超开始经营西域，西域与内地联系重新加强。东汉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管辖西域。

魏晋南北朝——法显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而这也成为中国与周边诸国文化交流的纽带。其中东晋高僧法显曾到印度求得经律回国，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公元399年，已是65岁高龄的法显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寻求戒律，游历30余国，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13年后回国，将旅行经历写成《佛国记》一书，成为研究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交通和历史的重要史料。

唐朝——玄奘西行、鉴真东渡

唐朝国力繁盛，对外交通发达，统治者又对境内外各民族采取兼容并包和开放的政策，因此这一时期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远远超过以往各代。

贞观初年，玄奘大师为探求佛法，从长安出发，出玉门关独自西行，历经艰辛到达天竺，他在那里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钻研佛学，又到许多国家周游讲学，成为公认的佛学大师。玄奘返回长安，专心翻译佛经，译经讲法之余，玄奘还口授由弟子辩机执笔完成了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一书，全面记载了他游学异国的所见所闻。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的西院筑五层塔，即大雁塔，用以贮藏自天竺携来的经像。四大名著之《西游记》即以玄奘取经事迹为原型。

唐玄宗时期，高僧鉴真应日本留学僧请求，先后六次东渡，历尽千辛万苦，几经绝境，终于到达日本。他不仅带去了大量书籍文物，并根据中国唐代寺院建筑的样式，主持建造了唐招提寺。唐招提寺建成后，成为日本著名的佛教建筑，亦为日本现存最古的木结构佛教建筑群之一。高僧鉴真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元朝——马可·波罗

元代对外贸易的繁荣超过前代，其中外文化交流也呈现出新局面，大蒙古国地跨欧亚，不仅经过中亚通往波斯、阿拉伯各地的陆路交通得到恢复，来往更频繁，而且范围更加扩大，向西直达欧洲。因此，在中国的大地上，波斯、阿拉伯以及欧洲的商人接踵而至，其中马可·波罗一家最为有名。元世祖时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元大都，与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友谊。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后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口述著成了《马可·波罗游记》，书中对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经济、文化、风俗和艺术的详尽描绘，激起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对未来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明朝——郑和下西洋

明清时期，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为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各国的联系，满足统治者对异域珍宝特产的需求，明成祖朱棣派郑和出使西洋。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先后七次航海，访问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地区。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主动外交，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航程之远，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空前的，且比欧洲航海家的远洋航行早半个多世纪。作为和平的使者，郑和下西洋期间倡导的不欺寡、不凌弱、友好相处、共享太平，为亚非国家之间的交往，确立了不成文的准则，对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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