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读过《三国演义》者，应该对书里面描写的“曹操屠吕伯奢家案”不会感到陌生。

一方面，曹操“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恩将仇报，把好心招待他的吕伯奢全家杀了个精光，心狠手辣、阴冷残酷，让人不寒而憟、印象深刻。

另一方面，曹操那句遗臭万年的“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也出自这个情节。

不过，陈寿的《三国志》里并没有相关记载，其只在《武帝纪》中提了一句：“太祖（曹操）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

说曹操不满董卓持政，抓了个间隙，“间行”，偷偷逃跑，在东归经过中牟县时，被亭长抓获，送到了县里，然后又被释放了。

《武帝纪》裴注引《魏晋世语》里的一段记载对此事加以补充：“中牟疑（曹操）是亡人，见拘于县。时掾亦已被（董）卓书；唯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乱，不宜拘天下雄儁，因白令释之。”

说中牟县已经收到了朝廷的通缉令，而县功曹知道被捕之人就是曹操，并认为天下即将大乱，不应拘禁曹操这类豪杰式的人物，向县令求情，把曹操释放了。

注意，这里并没有指明中牟县县令是谁，但罗贯中在著作《三国演义》时，脑洞大开，不但把曹操不满董卓的情绪夸张放大，说曹操拿七宝刀去行刺董卓，还把这个中牟县县官设定为后来吕布帐下的首席谋士陈宫，说陈宫认定曹操是“天下忠义之士”，甘愿弃官追随，与曹操共往沛国谯郡，“发矫诏，召天下诸侯兴兵共诛董卓”。

书中写：“是夜，陈宫收拾盘费，与曹操更衣易服，各背剑一口，乘马投故乡来。行了三日，至成皋地方，天色向晚。”

这么写，就出问题了。

按照《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曹操从雒阳出奔，向东逃亡，是经中牟县到陈留郡，在己吾县（治今河南宁陵西南）起兵的，而不是他的家乡沛国谯郡。

但结合地图一看，从雒阳向东，应该先经过成皋县，再到中牟县，然后才是陈留郡。

而按照《三国演义》的写法，那是到了中牟县，又掉头向西，重新走回成皋县杀人来了。

很不合常理嘛。

所以，很多人认为，“曹操屠吕伯奢家案”是子虚乌有的事，纯属罗贯中虚构。

但陈寿《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简略，疑点很多，有些话，欲说还休，似乎在掩饰着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曹操谋刺董卓的事是不存在的，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曹操和董卓起过正面冲突，不但没有行刺，也没有口角、没有争吵，甚至，连脸也未红过。

曹操东奔的性质仅仅是不满董卓持政。

“不满”只是一种情绪、一种态度，最多只是腹诽，算不上犯罪，曹操没有什么必要“变易姓名”，也不必要“间行”。

所以，说曹操“变易姓名，间行东归”，根本说不通。

合理的解释，是曹操在离开雒阳后，在未到中牟县之前，犯下大案，成为了《魏晋世语》中所说的“亡人”，从而“见拘于县”。

根据地图，曹操离开雒阳后，未到中牟县之前，要经过的就是成皋县。

那么，发生在成皋县的“曹操屠吕伯奢家案”就非常有可能是真的。

事实上，《武帝纪》裴注引《魏晋世语》是记载有这个案件的，云：“太祖（曹操）过（吕）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裴注引王沈所著《魏书》也有记载：“（曹操）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另，《武帝纪》裴注引孙盛《杂记》也记：“太祖（曹操）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这三段记载，一段比一段详细，一段比一段更清晰交待出事件的经过。

首先，《魏书》是曹魏政府官修史料，其既大大方方的提及此事，即“曹操屠吕伯奢家案”是真实存在的。

问题是，曹操为何突施杀手，将人家一家老少尽屠呢？

《魏书》的解释是：“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

即吕伯奢的儿子与宾客见财起意，要谋财害命。

那么，曹操是被迫杀人，属正当防卫，杀的都是坏人，杀人杀得好。

但这个解释是经不起推敲的。

一、《魏书》既然说吕伯奢是曹操的“故人”，双方是老朋友，彼此知根知底，则他的儿子怎么会产生谋害父亲老朋友性命而劫取财物的主意？

二、吕伯奢既是曹操的“故人”，结合东汉时期门阀制度的背景来看，吕、曹两家的门第应该相当，而且，吕家还养有“宾客”——这不是偶然登门作客的客人，而是类似于孟尝君家的门客，说明吕家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大户人家，远非孙二娘十字坡那样的黑店，即谋财害命之说极不合理。

三、曹操从雒阳出来，并非孤身一人，而是“从数骑”，要打劫，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就算真是绿林大盗，动手前还要掂量掂量，吕家没有必要铤而走险，自取灭亡。

四、曹操一行，在路上行色匆匆，甚至来不及通知在雒阳的家属，想必也不会携带有多少贵重财物，远不会达到让吕伯奢之子见财起意的程度。

所以，说曹操“被迫杀人”、“正当防卫”，极可能是《魏书》为曹操的罪恶行径找借口、打圆场。

曹操杀人的真正动机，应该是《魏晋世语》所说的“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和孙盛《杂记》中说的“以为图己”——吕家人并没有加害的意思，是曹操自己多疑，疑神疑鬼，他自己不满董卓，以为董卓在满天下搜捕自己，听到隔壁传来些“食器声”，就草木皆兵，以为是人家要怎么样自己，先下手为强，连施杀着，人家连解释的机会也没有，就斩瓜切菜一样，把人家满门杀了个精光。

孙盛《杂记》用“凄怆”二字来表达现曹操杀人后的心情，即曹操是已经发觉自己杀错人了。

所以，“曹操屠吕伯奢家案”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绝对是冤杀、错杀。

而也因曹操在成皋作下了这惨绝人寰的滔天命案，才会遭到官府的追捕，才会在中牟县发生被缉拿之事。

不过，即便“曹操屠吕伯奢家案”是历史事实，里面还是有些细节耐人寻味。

即，曹操一行杀人，手段干净利落，不但不留一个活口，而且快得人家连解释的机会也没有，这说明，跟随曹操杀人的“从数骑”绝对不是简单的角色。

那么，这“从数骑”都有谁呢？史料中有无蛛丝马迹可寻？

答案是：有。

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作有《汉末英雄记》，里面记载有：“灵帝末年，备尝在京师，后与曹公俱还沛国，募召合众。”

这里说的“备”，就是刘备。

即曹操回老家沛国谯郡“募召合众”时，刘备“与曹公俱还”，他是和曹操在一起的。

《三国志•关羽传》里有记，刘备与关羽、张飞“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张“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即曹操在行凶杀吕伯奢一家时，刘、关、张应该就在那“从数骑”之中。

补充一下，王粲曾担任刘表的秘书，在刘备投荆州时，和刘备有过交往；后又随刘表的儿子刘琮归附曹操，与曹氏父子也来往密切。所以，王粲的记载，可信度非常高。

还有，《三国志•后妃传》还记：“及董卓为乱，太祖微服东出避难。袁术传太祖凶问，时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归，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还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复相见也？正使祸至，共死何苦！’遂从后言。”

这段文字说的是，曹操“东出避难”，袁术把“凶问”传回给在洛阳的曹家家属，当时曹家上下都准备回谯郡，是曹操的妻子卞氏制止住了，她说：“夫君的吉凶尚未可知，这么急忙忙地赶回谯郡，如果夫君还在，有何面目相见？”

由此可以推测，袁术可能也是“曹操屠吕伯奢家案”参与者之一。

要知道，曹操被抓，却很快又被释放了，则曹操被执之事，犹如雨过天晴，了无痕迹。如果袁术不是当事人，当他得知曹操被抓，还没来得及向外传播，而曹操已经获释了，整件事就等于没发生过一样了，就没什么好传播的了。

袁术能在曹操被释放之前传出消息，说明他是曹操被抓的第一知情人之一，而他向洛阳传“凶问”，是他认为曹操在拒捕过程中已经被当场击毙，说明他应该是当事人之一。

那么，参与“曹操屠吕伯奢家案”的，既然还有刘、关、张以及袁术，何以《魏书》、《魏晋世语》、孙盛《杂记》等书只记曹操而不记他们呢？

原因也很简单，被抓的只有曹操一人，所以，杀人的罪恶全被曹操背了。

这，才是“曹操屠吕伯奢家案”的全部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