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忠，明画家，初名丹，字开予：改名子忠，字道母,号北海，青蚓（一作青引），梁清标《画谱序》亦作“道毋”，约生于1574年，卒于1644年。原籍北海(山东省莱阳市)人，后移居顺天（即北京）。其好友梁清标在其所辑刻崔子忠所绘《息影轩画谱》序中称崔子忠：“天启时为（顺天）府庠生，当生于万历年间。”又说他“甲申之变，走入土室而死”。

崔子忠可以说是一位爱国画家，居住于顺天府(今北京)，曾经师从董其昌。在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的队伍攻入北京后，躲在自己的密室当中，后面因缺少粮食而饿死。善画人物，仕女，题材多佛画及传说故事，取法唐宋，颇具古意。 他在当时与陈洪绶齐名，有“南陈北崔”之称。

画史上都说崔子忠“善画人物，规模顾、陆、阎、吴名迹，唐以下不复措手。白描设色能自出新意，与齐名，号”。这种评论是近乎实际的，他绘的《桐荫论道说法图》（亦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一看题记，有可能误认为是画的。其好友梁清标在其死后为其辑刻的《息影轩画谱》，其人物造型、表现方法与的《水浒叶子》亦很相近。故有“”之说。他们两人在画风上相似，却不能相互代替，他们都以人物画为主要特长，社会声望也不分轩轾，但却各有特色。的作品才气横溢，寓美于形色，而崔子忠的作品却朴实无华，寓意于内蕴。按梁清标的说法，崔子忠晚年“息影深山，杜门却扫”浏览史籍，每遇有忠考奇节人物，义使巾帼英雄，绘图像，立传赞，虽称自娱，也可以起“顽廉懦立”，立德、立功、立言、立像，合称为四不朽之作。正因其作画极为注重立意，因此为当时的文人和画家们所推崇。

崔子忠善于表达历史题材，尤其喜欢画文人们的风流韵事，他的《云中玉女图》、《》、《桐荫博古图》、《临池图》以及罗汉道释等图，都是人物画，也都具有来历，题材不见得新鲜，但由于他构思画法有新意，或多或少加进自己的东西而成为新作，也是耐看的。

《藏云图》即是此类典范，此图以人物为主，衬以山水，其高山大川的描写为刻画人物服务。由画中题识可知此画是为玄胤同宗所作，画中一团云气缭绕，是表现巫山浓云虚幻之处，“不辨草木，行出足下，生生袖中，旅行者不见前后。史称李青莲安平入地，负瓶瓿，而贮浓云，归来散之以内，日饮清泉卧白云，即此事也。”画面中唐代大诗人李白盘腿端坐四轮椭圆底盘车上，缓缓行于山路中。李白仰首凝视头顶上的云气，神态闲适潇洒；一稚童肩搭绳索，牵引车子，另一稚童肩荷竹杖，作引导状。在具体表现上，其衣纹作颤笔细描，虬折多变，折而不滞，颤而不散，突出了衣服质料的柔软质感和随风飘的动势，气意超迈，神色如生，可谓自成一家。

崔子忠不遗余力地颂扬历史上的隐逸君子，是其人生观的曲折表现，同时亦是明末文人们走投无路，徘徊苦闷的心理状态的真实反映。其本人虽居于“京师 ”，身居闹市却过着清苦无为的生活，很有隐者之风，由于他缺乏陶渊明的生活条件，又不肯寄人篱下，侍奉新主，所以只有饿死。不识时宜，怀才不遇而又孤傲自恃，生不逢时，亦死得冤枉。

“孤傲绝俗”的评价，确实当之无愧，但以生命的结束为代价，其牺牲不可谓不大矣。历史上有伯夷、叔齐因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而崔子忠则因怀才不遇而又孤傲自恃，宁肯饿死，也不愿把画卖给不识货的庸人，宁肯病死在床榻上，也不愿意接受无礼者的援助，最终以自己的生命成就了李唐名作迥然不同的另一幅《采薇图》。

现存有关崔子忠的资料，成书最早内容最多的是清初顺治年间周亮工的《因树屋书影》。周氏自称材料引自“王敬哉曰”和“钱虞山曰”。按：王崇简（敬哉），宛平（北京）人，和崔子忠同是顺天府学生员，崇祯初年都参加过江南文士组织“复社”的活动（见吴山纂辑的《复社姓氏传略》卷一北直顺天府）。崇祯十六年，考中进士，入清后，仕至礼部尚书，卒谥“文简”。

钱谦益（虞山），江南常熟人，明末东林党领袖人物，诗文大家。崇祯十一年，因事待罪北京，一度与崔子忠相识，崔以师礼事之。《书影》所引“钱虞山曰”文出钱著《列朝诗集小传·崔秀才子忠》。周亮工，河南祥符（开封）人，崇祯十三年进士，任潍县知县。入清后，仕至户部侍郎。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书画收藏家、鉴赏家。

据《书影》所记“王敬哉曰”，崔子忠，“其先山东平度州人”，占籍顺天（北京）。年青时考中秀才，因“为文崛奥”，不合科举八股的要求，参加了几次乡试都未考中,便“弃举子业”。

崔子忠中年时即蜚声画坛，住在北京南郊偏僻处一所简陋的小院里, “荜门土壁，洒扫洁清，冬一褐，夏一葛”，“高冠草履，莳花养鱼，不知贫贱之可戚”。“妻布衣疏裳,黾勉操作”,两个女儿“亦解诵读”。每当兴至，则欣然展纸挥毫，妻女“皆能点染设色”，一家四人“相与摩挲指示，共相娱悦”。有时也把得意之作赠给少数知己好友，但“若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购请，虽穷饿，掉头弗顾也”。（“钱虞山曰”也有相同内容）。崔子忠为人孤高,自甘清贫，景慕和效法的是那些超然尘世之外的古代高人雅士。“当时贵人多折官位与之交，崔皆逃避不顾”。

明末文坛领袖书画大师董其昌评崔子忠：“其人、文、画，皆非近世所见”。钱谦益则称他：“形容清古，望之不似今人。”钱评崔子忠的画是：“慕顾、陆、阎、吴遗迹，关、范以下不复措手”。说他所追求和师法的是晋代顾恺之、陆探微、唐代阎立本、吴道子、五代关仝、北宋范宽这些前代的超级大师，而绝不与流俗之辈看齐。周亮工在《书影》另一则文字里称：“崔青蚓不专以佛像名,所作大士像,亦远追(吴)道子，近逾丁、吴。”当时的丁南羽、吴文中所画佛像已经达到了“一触目，便觉悲悯之意欲来接人”的极高水平，崔子忠更超过他们，可以上追“画圣”吴道子了。

钱谦益文所记崔子忠轶事很生动：崔子忠少年时代的同窗好友宋应亨和宋玫都在崇祯年间考中进士。宋应亨任职吏部文选司时，曾授意一个“应选者”送给崔子忠一千两银子。崔子忠拒绝接受，并对宋应亨说：“你知道我穷，却不拿自己的钱财赠送我，而要我接受‘应选者’的银子。难道你不了解老同学的脾气吗？”宋玫任谏官，屡次向崔子忠求画崔都不给。一天，宋玫把崔子忠请到府中，关上大门，对他说：“今天别怪老同学无理，如果不给我作画，我就不放你回家，不出十天半月，你家里养的鱼、栽的花, 就都渴死和枯死了！”崔子忠无奈，只得画了一幅。“画成,别去，坐邻家，使童往取其画，曰‘有树石略简，须增润数笔’”。宋玫把画交给来人带回，崔子忠当即撕碎，扬长而去。弄得宋玫哭笑不得，却又奈何不了这位孤傲名高的昔日学友。

又，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和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都有《崔文学子忠》传，除了略述《书影》文中所记，还都记了“史可法赠马”事。史可法和王崇简、崔子忠都是左光斗任提学御史时拔识的顺天生员。到崇祯后期，史可法已负天下重望。“一日过其舍，见萧然闭户，晨炊不继，乃留所乘马赠之，徒步归”。史可法是非常了解并敬重这位老同学的。崔子忠则把马卖了四十两银子，“呼朋旧痛饮，一日而尽”。说“这酒是史道邻所赠，清清白白，不是来自‘盗泉的’”。其人其事之豪爽狂放，大都类此。

由明入清的高承埏（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崇祯十三年进士，十五年曾任宝坻知县）著《崇祯忠节录》，《顺天府学廪生崔子忠》条，称“先世山东平度州人，其祖来讲师，后人因家焉”。“通五经，督学御史左忠毅公光斗拔食饩。尚气节，有文名，兼能诗，而画奇绝。与诸暨陈洪绶章侯齐名，有‘南陈北崔’之称”。

明末清初大史学家谈迁的《北游录》，记文坛泰斗吴梅村入清以后得到了一幅崔子忠画的《洗象图》，面对这幅表现宫廷里春日洗浴大象盛况的长卷，吴氏深为所画场面的恢宏和人物的传神而惊叹不已,便在画卷上题了一首长诗。“崔生布衣怀纸笔，仰见天街驯象来”，崔子忠是在冒着充犯“金吾卒”之险，亲自观看了“赤脚乌蛮缚双带，六街仕女车填咽”的实况，“归来沉吟思十日”，苦心揣摩构思之后，才创作出这幅“生平得意《洗象图》”的。当时，“图成悬在长安市，道旁观者呼奇绝”。可惜崔生为人孤洁，吴梅村无限惋惜地说：“嗟嗟崔生饿死长安陌，乱离荒草埋残骨。一生心力付兵火，此卷犹存堪爱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