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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改编合情合理,好的神话电影是一种“发现”

《封神》改编合情合理,好的神话电影是一种“发现”“电影《封神》具有我们当下时代性的审美意识,比原著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以善为美’的古代道德规训性审美,更适合我们今天的审美赏鉴机制。”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同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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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封神》具有我们当下时代性的审美意识,比原著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以善为美’的古代道德规训性审美,更适合我们今天的审美赏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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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同胜。

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正在热映,有观众赞誉“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神话史诗”,也有网友批评该片对原著《封神演义》进行了较大的改编和删减,没有“还原”原著中的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长江日报记者日前就此专访了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同胜。

纣王不再“无知脑残”,费翔饰演非常合适

张同胜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他告诉记者:“总的来看,《封神》拍得不错,拍摄技术是一流的,宏观全景,史诗气魄,电影特效不输欧美大片,故事讲得流畅自如,具有自身的情感叙事逻辑性。到影院看过此片,觉得超过预期,它应该属于国内同类电影中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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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封神》海报。

张同胜说,原著小说《封神演义》中的商纣王“残义损善”、败坏彝伦、沉湎酒色,被塑造成比较单一的暴君、昏君形象,是一扁平式人物,简直就是“恶贯满盈”的体现;电影《封神》中的人物形象与之不同,更立体、更丰满、更人性,例如片中的殷寿,才兼文武、野心勃勃、冲锋陷阵,“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

《史记》中描写纣王,“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纣王是暴君也是壮美男子,导演请费翔饰演纣王非常合适。《史记》评价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电影在“酒池肉林”等的刻画上基本忽略,更多放大的是纣王的野心、暴戾,为了个人野心不择手段,利用妲己狐仙法力杀死商王和太子,自己登上王位,进而稳固自己的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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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王之子殷郊。

影片上半部分,纣王将野心藏而不露,这让他在前期成为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人,尤其是费翔又很帅,许多裸露上身的镜头,看到纣王是一位肌肉男。不论是他的儿子殷郊,还是在商朝做质子的西伯侯姬昌之子姬发,都对纣王充满景仰和崇拜。这让纣王脱离了传统《封神演义》《封神榜》版本刻板印象中“无知脑残”的暴君形象。

相较原著《封神演义》,电影《封神》改编较多,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均有较大改动,甚至迥异。“不过,这很正常,因为影视改编本身就是一种再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归经典本身’‘正本清源’或‘忠实于原著’‘还原原著’等说法,其实都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因为任何改编都是‘创造性叛逆’,跨媒介的艺术改编更是如此。”

质子情节设置巧妙,“三教夺宝”改编合理

纣王形象重新设定,妲己随之而变。在《封神演义》中千年狐狸精妲己,迷惑纣王、残害生灵、荼毒忠烈,惨恶异常,是断送商汤天下的罪魁恶首、亡国妖孽。然而,在电影《封神》中,苏妲己形象很独特,是狐、妖、魅的合体,她与纣王的关系并非简单的“诱惑与被诱惑”的关系,而是“诱惑-利用”的关系。纣王明明知道苏妲己就是狐妖附体,为了实现他的权力野心,他甘愿被诱惑,好利用狐妖的力量巩固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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妲己。

电影经由姜子牙之口,“福祸无门,唯人所召,心怀恶念,妖孽自至”,彻底地否定了以往版本的“红颜祸水”逻辑。编剧团队也没有用力过猛,比如为了讨好女性观众而把苏妲己刻画成古代的女权主义者。

质子情节的设置,也很巧妙,它引发《封神》父子关系中的冲突和张力,也展演年轻人尤其是姬发的成长过程。这一点有助于电影人物形象的变迁性塑造。姬发从对商纣王五体投地的膜拜,到对这位精神之父的“弑父”,就成功地刻画了一位符合共主质素的国君形象,而这得益于质子的整体性构思。

张同胜说,《封神》最直接的改编,莫过于改变了“封神榜”的功能。原著《封神演义》中,创作者们给“武王伐纣”历史故事注入“神话”色彩,掺杂了人教、阐教、截教三教的斗争,阐教帮助周,截教帮助商,各显法术。三教要设立一个封神榜,借着武王伐纣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契机,给那些死去的人安排一个去处,上至万恶之首的纣王,下至嫌弃姜子牙的卑微妇人马氏,不论人品好坏,都能进入封神榜中,并取得或大或小的职位。

电影《封神》,将封神榜设定为女娲留下的宝物,在“大商要亡了”的乱世中,姜子牙携封神榜来到人间,只有“天下共主”可以打开封神榜,并拯救苍生。只是,谁有资格成为“天下共主”?由于封神榜的伟大法力,善恶阵营出于不同目的都想得到它,纣王为逃过天谴设法要得到封神榜,三教斗争也合理编织到新故事中,成为贯穿影片的一条主线。

武王伐纣的经典IP可以“与时俱进”

上世纪八十年以来,香港、内地都推出过《封神榜》的电视剧,可见这一题材的魅力。在张同胜看来,《封神》的价值观超出之前影视剧,即以主旨思想来看,《封神演义》中的“仁主取代暴君”,比家天下、一人之天下,已展现了人类文明史的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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妲己。

《封神》中的“共主心系百姓”“滥杀无辜不得为共主”等民本意识,显然比原著小说的简单善恶道德标准更完善;《封神》中展现的人性也比小说原著中体现的封建社会德性有进步;从对女性角色的功能定位看,《封神》中的妲己形象,比《封神演义》将妲己看作妖媚惑主、亡国之源、“女人祸水论”等陈旧偏见,有明显的现代性、科学性、进步性,从而更适合今天的价值判断。

《封神》没有延续小说原作中忠孝节义的道德说教,而聚焦于父子关系这一人类历史中的永恒母题。父子冲突在影片中最有戏剧性的展现,莫过于殷寿逼迫东、西、南、北四诸侯之子弑父的场景。四质子与四诸侯的父子对立背后,是身为“父亲”的殷寿对作为“殷寿的儿子”的质子的操纵。殷寿引诱四质子弑父,是殷寿自己的弑父行为的回响,隐含了殷寿对亲儿子殷郊的猜忌。多组父子关系所蕴含的戏剧冲突在一个场景中爆发,张力十足。而四位父亲的不同心态与四位儿子的不同选择,表露了鲜明的性格差异,导向了不同的命运走向。精巧的情节设计,使得影片具备了古典戏剧般的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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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寿(纣王)。

张同胜说,武王伐纣的故事为何一再改编?因为这个古老传说的精神思想,其实一直在“与时俱进”。后世所演绎的“封神”故事,蓝本基本上都是宋元时期的话本《武王伐纣平话》。明代改编成神话故事《封神演义》,是大传统中的王学左派与小传统中诸如祆教、明教、弥勒教的民间宗教等社会思潮使然,同时也得益于当时印刷技术的提高和普及,以及撰写、改编和印制长篇故事的书商活动。

《封神演义》是在《武王伐纣平话》基础上改写的,而平话与正史就已经大不相同,它是历史上时代精神的艺术化再现,是当时的心灵史。其实,文是文,史是史,只有墨守成规且刻舟求剑的人,才会批评所谓的“篡改正史”。《封神演义》的经典性,就在于其作为文化资源具有丰盈的“后生命”。经典IP是源头活水,就是留给后世后人常说常新,改编成当代人喜欢的“当代史”。

好的神话电影,不是“再现”经典

也有观众反映,电影《封神》中神怪元素与主干剧情感觉是两张皮,对剧情走向并没有产生决定性影响,让人感觉故事是根据两对父子关系的现实情感逻辑走的,也就是说它的内核仍是现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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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子牙。

对此,张同胜认为,任何艺术作品,其内核当然都具有现实性。《封神》中的神怪元素是主干剧情展开的情节逻辑和叙事基础。而电影中的两对父子关系,是该片叙事的基本框架,构成了《封神》基本的叙事结构,留有与世界其他文化尤其是欧美影视文化叙事范式对话的开放性,如似乎隐含着荷马史诗、《尤利西斯》“寻父”(精神之父)的母题,希腊神话中的“弑父”母题,以及欧美文学里的“成长”母题;姬发回到西岐,也有奥德修斯“返乡”母题的影子。

电影《封神》被导演乌尔善界定为“神话史诗”类型,它被称作神话题材电影也无不可,贴一个什么名称的标签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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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侯姬昌之子姬发(周武王)。

对于近年上映的《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等神话题材电影大火,是否意味着中国神话史诗电影时代到来?对此,张同胜表示,他所期待的神话题材电影乃至整个中国电影,是其思想深刻,能够引发人思考;情感真挚,能够感动观众;艺术审美之中留有反思社会人生的意义空间,娱乐之中带有深刻教诲。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发现’,不是‘再现’;它是一种‘创作’,不是‘仿作’;它是震撼人心的精神产品,不是敛钱工具。我不喜欢看没有灵魂的一具具僵尸,肤浅笑笑之后的空空洞洞,或者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地鸡毛。”张同胜说。

(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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