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人类社会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马克思说，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

北大教授何怀宏在《文明的两端》中指出：物质是基础，价值是主导，政治是关键。

加拿大历史学家和科学家瓦茨拉夫·斯米尔在《能量与文明》中说：是新能源和新原动力的采用，所以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人类控制能量的演化历史。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说：环境影响下的病菌、文字、技术与政治体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底层逻辑。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告诉我们：有语言能力谈八卦、想象虚构事物、让陌生人开始合作、建立组织，使人类能够统治世界。

面对这一问题，当世最著名历史学家之一、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的威廉·麦克尼尔在他的作品《全球观：征服者、灾难和群落》中，以寄生作为关键词，从生态和历史的角度考察人类状态，观察人类历史如何嵌到一系列影响整个生物圈的事件中，以崭新视角揭示了人类历程的底层逻辑。

从生态角度来看，人类实际上处在各种平衡系统之中，比如物理—化学系统、生物系统、符号学系统，某个系统的变化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其他系统的平衡。

从历史角度看，人类历史具有不确定性和开放性，麦克尼尔使我们认识到自己以及整个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密切相关。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麦克尼尔构筑的关于人类整体史的独特见解，在地球上不稳固却又壮丽铺展的生命之网中体悟人类的革命性历史，在深度思想中刷新对人类历程的认知。

01 洞察人类社会底层逻辑的关键词：寄生

谈到古代历史往往离不开历史分期，不同历史学家往往有着自己的划分标准，根据使用的工具、文化文学的品位、国家间的关系、重大历史事件等等……

这种划分似乎使得一切井然有序，给予了一些思考和启发，然而也令历史离我们愈来愈远，仿佛和当下没有什么关系。

而麦克尼尔则反其道而行，高屋建瓴、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社会从产生之初就离不开一个词——“寄生”。

何谓寄生？简单粗暴的理解就是一方受害，另一方以此受益，例如微生物侵害人类食物乃至侵入人体，包括各种自然灾害、疾病、瘟疫，总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是麦克尼尔所指出的微观寄生。

与之相对的宏观寄生，并不是说存在什么大型生物寄生在人类身上，而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伤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明，麦克尼尔用了另一个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词来形容，那就是剥削关系。

他还巧妙地将后者和前者进行类比，人类战争类似于突然的瘟疫，收租收税令缴纳者刚好温饱又类似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法则，就像许多人都听过的那个故事，澳大利亚的野兔因为没有天敌而泛滥成灾。

当然，野兔的天敌不会跟野兔说明应该被吃的理由，而人类的剥削除了具有欺骗性，也具有相互性，一方面，一方交钱而另一方提供相应的保护，另一方面，市场贸易也让一切看起来你情我愿。

对于绝大多数人类而言，在这双重寄生的折磨之下，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平，麦克尼尔用了一个恐怖的比喻，微观寄生像是磨盘，宏观寄生则像研磨石，大多人类在中间饱受折磨。

折磨的结果就是人类数量相对稳定，麦克尼尔断言这种情况本可以持续成百上千年，但是因为人类的发现和发明，人类这个物种不断突破之前无法超越的阈值。

他提醒我们，从长远来看，工业革命也不过是其中一次突破罢了。

02 向城市转型 人类文明发展的三个里程碑事件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麦克尼尔怎样借助微观寄生与宏观寄生这对关键概念来说明人类历程的底层逻辑。

他立足微观寄生与宏观寄生的变动，以人类生态史上的三个里程碑展现了人类生活模式的三次转型历程。

第一个里程碑：人类登上食物链的顶端

人类可不是一开始就站在高高的生态链顶端，语言能力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逐渐改变了人类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人类就此登上食物链顶端。

这一阶段的人类生活在炎热的非洲，有限的食物获取、严峻的生存环境、热带微观寄生物的疫病传染，使得早期人类在自然平衡下保持着相对较少的人口数量。

新研究揭示，早期人类曾是狂热的昆虫捕食者，在180万年前的坦桑尼亚，人类十分热衷于以白蚁为食。

第二个里程碑：人类在更为寒冷干燥的地方繁衍

当意识到在热带生活有诸多不利影响之时，远古的人类也试图改变。

于是，随着兽皮裹身、对火的熟练使用以及缝纫裁剪的发明，人类能够在冰天雪地甚至极地环境中生活。

在温带活动的人类摆脱了大多数热带微生物的侵扰，人类数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攀升。这是全球人口的第一次爆炸式增长。它破坏了存在于温带、亚寒带以及大型动物之间的生态平衡。

逐渐地，人类生活模式也发生了转型。采集行为逐渐演变成了食物生产，耕种作为新的生活方式诞生了，人口出现第二次大增长。

人类生活模式的转型相应提高了微观寄生的重要性。人类的耕种活动使土地变成耕地，大量微生物在农作物上繁殖并充斥于自然平衡中。在与竞争者争夺食物的斗争愈加激烈的过程中，发生于人体内部的感染日益加剧。

我们会好奇宏观寄生怎么还没出现？

别急，宏观寄生形式将在人类生活模式的第三次转型中出现并发挥重要影响。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字上面是森林里有一块空地，下面是一个辱字，指负荷劳动，造字的本意是强迫开荒耕种。可见人类祖先为了繁衍生息，不得不大力开垦荒地，生活不易。（图为李烨《刀耕火种》，1973年）

第三个里程碑：城市转变引发文明兴起

随着灌溉和犁的发明，新的生产模式得以发展，新寄生形式——宏观寄生——开始形成。与此同时，高度技能化的文明社会作为新的社会形态产生了，专业化精英的聚集推动着城市的形成。

这种文明社会以及作为其标志的职业分工正是依赖于宏观寄生形式才得以维系。而人类社会由此从根本上分化为生产食物的宿主和不劳动就有食物吃的寄生物之间的新型关系。

在人类文明史的最初阶段，严苛的剥削关系就已经存在了。让我们具体看看人类生活模式的第三次转型具有哪些独特的表现吧。

第一，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的一系列城市病开始发作，最突出的病症表现为日益严重的生态污染问题。

英国的工业革命带来了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图为透纳《雨、蒸汽和速度——大西部铁路》，1844年）

第二，微观寄生扩大。比如灌溉使种地的人更容易患上血吸虫病；水污染问题使粪口传播型疾病增多，天花、麻疹等传染病肆虐。可以说，传染病在人口密度相对较高且交流网络广布的文明社会中会持续存在。刚刚过去的新冠和正在流行的甲流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

第三，与专业化分工相伴而生的宏观寄生出现并发生变形，统治阶层诞生。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宏观寄生关系，只有在富裕且已经分化的社会中才能维持下去。

也难怪狄更斯会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光明的时节，也是黑暗的时节；这是希望的春日，也是悲伤的冬日。”

不断增多的微观寄生与新出现的文明宏观寄生之间并非割裂的关系。人类的发明创造能力时不时地会打破文明群体、生产力、微观寄生物和宏观寄生物之间的平衡，同时被人类技能打破的旧平衡又会处在恢复过程中，这就是人类历史中微观寄生—宏观寄生的守恒定律。

其实，寄生关系也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可怕，而是可能演变为互利共生关系，也就是说，宿主和寄生物之间在相互适应关系中实现了进化。这种适应性在宏观寄生与城市转变的关系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城市转变过程中，地球上彼此相隔的地方的不同发展模式逐渐趋同，由城市专业化引起的人类之间扩大的相互依赖需要官僚命令体系作为保护壳，即人们对上级指令的依赖。

中国历朝历代有着复杂迥异的官僚体系，每个官职对应着不同的具体职能。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数量比较精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不成倍增长。传统时代的社会运转机制是“权力决定一切”，并且中国式权力又基本不受约束。（图为清人所作颙琰万寿图像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于是，帝国统治结构逐渐兴起，官僚制被接受，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建立起稳定的宏观寄生关系。军事力量与传统习惯、宗教禁令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为宏观寄生模式建立了平衡点，而战争和税收则是使人们服从帝国统治结构的重要因素。

到这里，我们追随着麦克尼尔的步伐，回溯了人类的发展及其在文明条件下达到潜在稳定生活模式的过程。相信大家对于人类历程的底层逻辑一定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03 向商业转型 洞察近代欧洲对中国的超越

“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一直保持领先的古老文明，到了近代究竟为什么突然衰落了？”这无疑是中国人最敏感的老话题。

我们可以看看麦克尼尔是怎样回应这一问题的。

他借助近代商业转变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较量，说明了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两次经济发展浪潮中，欧洲何以取代中国成为最先进文明。

所谓的商业转变，实际上就是公元纪年之后将中国与地中海和印度联系起来的远距离贸易。在商业转变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呈现出不稳定且波动的制衡关系。

在第一次世界经济发展浪潮中，政府权力逐渐向市场力量偏移。

你能想到，这一变化其实最早开始于中国吗。麦克尼尔认为，11世纪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正是近代的开始。

外国商人的进入、内陆和海洋交通运输的发展、税收从实物到货币的转换，推动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清明上河图》全景式地描绘了北宋都城开封府的繁华热闹。宋朝是商业大国，国家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对店铺产品和商品运输，都实行了比较灵活的商业税制，以取代国家政权在整个中世纪时代都行使的对价格和市场的控制，以及征调工匠的政策。

如果你去看马可·波罗在旅行报告中对中国巨大城市规模的描述，就会惊叹此时中国的发展如何远超欧亚大陆其他地区。

这一时期的微观寄生和宏观寄生模式对人类历史也发挥着重要影响。比如微观寄生下的黑死病导致大国家的瓦解，宏观寄生下中国商人阶层对帝国官僚的完全服从则妨碍了大规模独立商人阶级的产生。

“1349年，瘟疫肆虐，伦敦被祝圣为墓地。修道院的墓地内埋有五万多具尸体，包括从当时到现在埋骨于此的人们。愿上帝能怜恤其灵魂，阿门！”——查尔斯·克莱顿《英国瘟疫史》（图为老彼得·勃鲁盖尔《死亡的胜利》，1525-1569年，描绘了黑死病肆虐下的欧洲）

接下来你可能会遗憾，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第二次经济发展浪潮中，随着哥伦布发现美洲、葡萄牙人发现印度，16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接踵而至，中华帝国的官僚命令体系限制了市场导向能力，阻止中国在全球海洋贸易网络中扮演活跃角色。欧洲逐渐取代中国，成为最先进文明，建立起由单一市场控制的全球经济。

但怀揣包容互鉴之心，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当时欧洲新生的海洋制度怎样领先于其他文明。

在思想观念层面，欧洲人有足够的钱来满足对地球多样性的好奇心，从而保持对新思想的开放性。

在微观寄生层面，传染病影响到人口结构，欧洲人口随之增加，其他文明发生严重的群体死亡并留下空旷的肥沃土地，作为殖民地为欧洲人的剥削提供足够多的土地，并通过产品交换增加欧洲人的财富。

在宏观寄生层面，西欧比其他任何文明都维持着更大范围的市场调控行为，并由于军备和科技的发展以及没有政权使商贸活动完全服务于自身利益，而呈现出政治多元局面。

欧洲的发展对世界生态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就微观寄生而言，尽管科学医药的传播改变了疾病发生率，但疾病仍然是影响人类生态的重要因素。

就宏观寄生而言，市场导向行为与官僚指导行为之间快速再平衡。比如追求利益的公司从小规模个体或家族公司演变为官僚命令结构，大型商业公司不以任何明显方式响应市场指导，战争和社会福利的双重考虑使公共干预介入市场过程，世界边缘地区拒斥市场体系，这些都是很好的例证。

工业革命后，中国已经全方面落后于西方，中英鸦片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图为西方画作中的鸦片战争）

如此看来，近代欧洲对中国的超越有着深刻的生态和历史原因，并对世界带来了重大影响。而欧洲和中国相继占据主导地位，则无疑展现了世界平衡的缓慢变化。

总之，从生态角度来考察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导致现代社会形成的近因是城市转变与商业转变，而微观寄生和宏观寄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影响，人类历程也是微观寄生和宏观寄生之间稳定—失控—恢复平衡的过程。

事实上，人类不可能摆脱捕食与被捕食所引起的物质和能量的流动，人类的种种事务也不会取得完全稳定状态，包裹整个系统的微观寄生—宏观寄生平衡将永远限制人类获取食物和能量的能力。

未来充满随机性，参与者众多，信息量巨大，但我们不应感到无助，而是要构建自己的历史世界观，将我们的日常生活细节与关键历史事件联系起来，理解世界以及整个人类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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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转载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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