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已沦陷低欲望社会 中国还远吗？

“买车难道不是笨蛋做的事吗？”不久前，日本咨询大师松田久一在他的《厌消费世代的研究》（2009年）发出了这样的反问。几年后，日本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也在《低欲望社会》（2015年）中警告日本国民：不婚、不生、不买房的年轻人，已经使日本进入了低欲望社会。

低欲望社會

6.5

大前研一 / 2016 / 天下文化

在他定义中，所谓低欲望社会，就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新世代不愿再背负风险和债务，丧失物欲、成功欲、结婚欲、生子欲、甚至是性欲，远离时尚、远离名牌、远离买车、远离喝酒、甚至是远离恋爱……为此，他感到忧心忡忡。

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尚无人发出这样振聋发聩的声音，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中国大陆的80后、90后与日本新世代不乏相似之处，似乎都不再像父辈一样，将奋斗、拼搏看做人生意义最重要的部分。在很多人看来，二战后日本社会走过的路，中国大陆正沿着部分相似的轨迹行走。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很多人都开始预言，中国大陆也将步入类似日本的低欲望社会。果真会如此吗？

一、低欲望社会的本质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低欲望社会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归根结底，低欲望社会的表征就是经济和社会缺乏活力。那么，缺乏活力又是什么造成的呢？那就是经济的停滞以及人口的老龄少子化，而“低欲望”只是这种现象的个体化表现。

正是因为日本经济增长自1990年代起陷入长期停滞（池田信夫有“失去的二十年”一说），日本的新世代才对未来不抱乐观期待，于是，他们对奋斗、消费、买房、结婚、生子也自然降低了“欲望”。而导致日本人口的老龄少子化的原因则不能归到今天年轻人的头上。毕竟，从1990开始，日本的人口红利就已消失。而到了2015年，人口总数则出现了首次下降，截止2015年10月，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26%。可见这都是长期低生育率造成的恶果。

日本深陷老龄少子化的危机中

人们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低欲望社会”的原因：泡沫经济的遗毒、社会阶层的板结、社会秩序的生硬、福利制度的完善、传统婚姻观的桎梏、女权运动的滞后、甚至AV业色情业的泛滥等等；这些障碍和诱惑让年轻人既看不到跨越阶层的希望，也找不到结婚生子的乐趣和必要性。但以上这些都是微观层面的解释。从宏观角度看，一个国家自二战后狂飙突进地发展了将近50年，已经是一个世所罕见的奇迹了，它的减速、停滞甚至衰落，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所谓物极必反、盛极必衰……

当然，这种解释也许“太宏观了”，难以让人满意。毕竟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念就是“可持续发展”，我们相信自从人类找到了克服“马尔萨斯陷阱”的方法以后，我们就可以凭借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工业-科技革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着力点，从而不断进步、持续繁荣……

然而，“低欲望社会”只是日本的独特现象吗？经济的减速和停滞只在日本一个国家身上应验吗？人口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只在日本出现吗？当然不是。低欲望社会的真正原因，不在别处，只在日本这个国家本身的性质：发达社会（developed country）。英文“developed”相当恰当，它既是形容词也可以表达一个动作的完成，非常生动地体现了日本以及其它发达国家的本质：“已经发展完成了。”既然“完成了”，当然会慢、会停，还必须等一等那些“还在发展中的国家”（developing country）。

因此，日本今日的“低欲望社会”不光是国内各种因素导致的，也有着深广的国际原因。其中，南北差距（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的拉大正是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离开其它国家（尤其是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带动，日本“独木难成林”，其发展速度必然受挫。

放眼全球，经济减速和人口老龄少子化几乎是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通病，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当你不需要再为生存而奋斗，住着上一辈留下来的房子，享受着上几代人创造的经济成果和社会福利时，既没有成功的希望也没有饿死的危险，你还需要那么拼吗？更进一步说，经济减速是因为原有的增长方式（包括各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全球化的产业分工模式）已经不够用了，需要重组、升级和转型；人口老龄少子化也是“发达”的副现象：越富有、越有文化的人群生育率越低，结婚生子的年龄越晚，因为他们更看重自己的感受，更珍惜自己的享受，而不是把希望寄托给下一代。

而中国大陆的老龄少子化现象，除了跟经济高速发展有一点微弱的关系外，它更是超过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所结出的恶果；虽然放开二胎会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的危机，但过低的生育率已经积重难返。反观非洲、印度、拉美和中东地区，人口出生率正在节节高升，穆斯林正在占领欧洲，拉丁裔已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少数族群，印度和非洲也正在迅速崛起……

因此我们可以说“低欲望社会”是发达社会的普遍现象，只是在日本表现得尤为突出。欧洲、北美、澳洲等发达社会若不是因为开放的移民政策，其人口也会出现类似日本的负增长。另外，换个角度想，日本的低欲望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并得到维持，也间接表明它代表的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虽然日本的经济不景气、消费需求刺激不起来、年轻人进取压力大，但是并没有形成大范围的生存恐慌。也就是说，经济低迷和衰退即使影响了总的“蛋糕”份量，却没有影响到基本的生活水平和居民的消费结构，日本并没有变成像巴西或津巴布韦那样的国家。

另外，由于“国土狭小、环境恶劣、资源匮乏、灾害横行”，日本人一直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从《日本沉没》这样的灾难小说，到大前研一这一系列忧国忧民的作品（《低智商社会》《低欲望社会》等），我们可以轻易感觉到日本人对自己的国家有着“爱之深责之切”的心理惯性，愈是在国家发展蒸蒸日上的时候也愈强烈。当日本第一次超过所有西欧列强、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之时，举国上下谈论的并非“日本崛起”，而是“日本沉没”。如果放在中国大陆，类似的作品一定会被说成是“散布负能量”或“危言耸听”，相反，《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这样的作品去能得到民粹式的追捧。因此，我们大可以把“低欲望社会”这样的说辞当作是日本人忧患意识又一次发作。当中国大陆的爱国人士们幸灾乐祸地谈起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时，却不知道在过去20年中日本的科技创新、企业发展、海外投资、制造业转型等方面取得了何等了不起的成就。仅新千年后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达到了17位之多。

总之，日本的低欲望社会表面上虽然死气沉沉，但它并非是一件绝对的坏事，某种程度上反而证明了日本年轻人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以及日本经济的低调转型。

二、中国大陆有可能跌入低质量的“低欲望社会”

那么，中国大陆也会步入类似的低欲望社会吗？这就要对比一下中日两国的异同了。

先来看相同之处。第一，日本和中国大陆都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而且在高速发展的后期都遭遇了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第二，日本和中国大陆都要面对政府债务急剧攀升的问题；第三，日本和中国大陆都有人口结构老龄少子化和劳动力下降的问题；第四，日本和中国都有国内消费不足、难以拉动内需的问题。

但是两国的差异却远远大于相似之处。

第一，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远没有达到日本当年的程度。日本陷入高等收入陷阱和人口红利消失的时候，人均GDP是23,472美元（1989年），而据说中国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红利也在2012年结束），但人均GDP只有8,069美元（2015年）。日本是“已富才老”，而中国是“未富先老”。虽然中国已经是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但说到汽车、摄像机等高端制造方面，并没有掌握核心的技术，其经济转型难度大于当时的日本。

因此，就中国大陆目前的实力来说，很难达到日本那种发达式的“低欲望社会”，却有可能进入低质量的“低欲望社会”。在那样一个社会中，年轻人的“低欲望”可能并不是因为有福利和保障，而仅仅是因为失去了上升通道和奋斗希望之后所产生的“怨气”；另外，日本年轻人追求“小确幸”是因为见识过了父辈们买车买房买股票甚至“买下美国”的万丈豪情之后而回归的自得其乐，但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所追求的“小日子”可能只是对“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消极反应。

第二，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要比日本高出很多。日本一直以来都是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2014年的基尼系数为0.37）。当然，由于近年来日本享受再分配的人群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收入低的年轻人并没有被照顾到，这才导致年轻人怨声载道，“低欲望”正是年轻人选择自保的方式之一。但是，中国大陆贫富的巨差（2016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465）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显著的社会问题。人们所直接感受到的贫富差距远比官方数据大得多，再加上隐性财富和灰色收入的问题，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已经酝酿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如何缓和这种矛盾，顺利达到日本目前“和谐的低欲望社会”还是一个挑战。

中国大陆的贫富巨差导致穷人被迫“低欲望”，住房、医疗和教育三座大山牢牢地压在每一个工薪阶层的身上，这样的日子怎敢“高欲望”？如果说前两年还有收入不高的年轻人为买一台iPhone手机而预支两个月工资的话，这两年则很少看到这种现象了。很明显，低收入人群逐渐回归了理性消费，量入为出过日子总比提前享受更实际、更安全。另外，随着新一轮互联网+创业潮逐渐落幕，更多的年轻人看出了所谓“逆袭”的虚妄，逐渐接受了难以突破的天花板，走上了“低欲望”的路子。

中国的中产阶级目前还很薄弱

中产阶级虽算不上“低欲望”，但也只能谨慎地满足“欲望”。穷人是没钱消费，中产则是战战兢兢地投资、小心翼翼地消费，只要一场大病或是房市股市的波动就能让许多家庭重新跌入低收入的行列。在中国大陆的社会构成当中，中产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阶层，虽然据某机构推算出有2亿人口之多，然而其富裕程度和人口占比却远低于日本，在财富分配的结构上，则是呈“金字塔型”而非日本的“橄榄球型”。日本曾有“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即有1亿人进入了中产阶级的队伍，虽然近些年有一些中产滑落到中下层，也就是“下流化”，其人口占比还是远高于中国大陆。中产阶级的薄弱导致中国大陆的内需总是拉动不起来。所以才有了“中国经济，且行且刺激”的段子。

以上两点都是中国大陆和日本在国家硬实力上的差距。下面来说说在观念和制度等软实力方面的差异。

第三，同属东方文化的中日两国在婚恋观念上也有不小的差异。同样都是“重男轻女”的男权社会，但日本的男权化程度更甚一些。“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让很多职场女性拒绝走上结婚生子的传统道路，因为那样即意味着牺牲自己的职业前途。在这一点上，中国大陆的女性要稍微幸运一点，68%的女性工作率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尽管在职场地位、收入方面跟男性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中国大陆的女性毕竟面对的障碍要更少一点。

正是由于这样一点可怜的“女权”优势，再加上世代相传的香火观念，使得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在结婚和生育方面有着比日本的同代人更强的欲望。但繁殖的欲望不得不遭遇现实压力的围追堵截，高额的教育经费和房贷压力，让多数已养育一子的家庭不敢再填人丁，二孩及以上只占45%（2016年国家计生委的推算数据）。出生率方面，中国大陆1.7的出生率（2016年）仅比日本1.43的出生率（2013年）略高，仍远离正常水平。在这一点上，中国大陆的情况只能算是在坠入“低欲望社会”的过程中打开了一个降落伞。

第四，中日两国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这使得中国大陆社会的未来更加扑朔迷离。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和高效率的宏观凋控能力，使得中国大陆政府能通过内部重组的方式调节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的债务问题。但是，一党制政府的独特性质也很有可能让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陷入停滞。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政府都是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实现精英执政集团和福利生产集团的平衡增长。当增量开始减少，可拓展的改革空间变小的时候，如何在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继续带动经济增长，这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中国的中产阶级也被称作“中惨阶级”

总体而言，目前的中国大陆还不具备进入日本式“低欲望社会”的条件，年轻人不光不容易满足，也没有日本新世代所拥有的退路。因为“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不论低收入阶层还是中产阶层都有着极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只有不断提高的收入和稳定的职位，也就是“成功”，才能暂时缓解这种压力。因此，中国大陆社会所显露出来的“高欲望”现象更多是为了抵消不安全感，用经济学的术语说，这种现象本质上属于一种需求（needs）而非欲望（wants）。同时，为了在婴儿阶段的法治社会获得一点产权和资本方面的安全感，中国的富人必须做出额外的努力，既需要正规渠道的，也需要一些非正规渠道的努力。这些努力都是日本的同代人不太需要面对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同样也是更多地被“需求”而非“欲望”驱动着去奋斗。

如果说中国大陆即将进入一个“低欲望社会”，那也是一个极度不稳定的“低欲望社会”。年轻人需要满足的不仅仅是物质和自然的“欲望”，还包括非经济层面的“需求”，比如对尊严的需求、对安全感的需求、对公民权利的需求、对法治的需求等等，而后者的满足情况才是决定中国大陆能否顺利跨过“低欲望社会”（低质量版）的关键。

（原文在《多维》杂志2017年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