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理论要本土化，这是近几年提得比较多的口号。口述史理论为什么要本土化？如何本土化？这是值得思考的。现代口述史是从美国传入中土的，先是台湾，后是香港与大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口述史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欧美口述史没有的东西。总结中国口述史实践经验，将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中国特色的口述史理论，无疑是当下要做的事。而中国口述史实践经验总结之道无非有二，一是主要根据公开出版的口述史作品，通过间接的方式提炼口述史理论；二是通过无数的口述史实践活动，直接提炼口述史理论，如本文即是建立在笔者直接参与的二百多人的口述史实践与思考基础上。采访原点是口述史最核心的环节，采访的过程即是体验和思考的过程。笔者有明确的口述史全程研究对象，且有古今中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发展背景知识，相信这样的直接观察思考会看得更远更到位，这样的路径最有可能突破现有口述史理论原地踏步问题。[1]口述史是什么，这仍然是口述史研究的核心问题。[2]随着口述史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口述历史”是个奇妙无穷的概念，可以做多方面的解读。这样的全新解读，或许能够纠正当下口述史研究中仍存在的一些误区。

一、口述史是历史的声音再现，笔书的谈话不是口述史

口述史到底是什么，不同视野可以有不同的回答。从历史再现角度来说，口述史是通过个体用嘴巴讲述出来的历史，是历史的声音再现，“是一种言语建构”［1］。此中的“声音”是物理意义上的“人类自然声音”。所谓“历史的声音再现”，指口述人用自己的声音讲述历史。所谓口述人，一是当事人，二是相关人。这在录音阶段十分明确，但到了文本阶段往往难以保证，其他“声音”随时会添加进来。

口述史是历史的声音再现，所以录音机的发明是现代口述史学产生的前提。“口述历史就是通过录音访谈的方式来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2］2。可见，美国人的概念是清楚的。美国的口述史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录音基础上的，所以不会弄错。可这么清楚的东西，到了中国人那儿概念就混了。中国人之所以会弄混，是因为中国有一个民间口头采风传统。此误始于唐德刚，唐德刚当年曾洋洋得意对芮文斯说，你仅是口述历史术语的发明人，口述历史活动中外自古有之。因此之故，至今仍有不少中国学人会犯迷糊，动辄会说口述历史“并非新东西，人类早期历史都是口述的”［3］，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

是否是口述史，至少有四条标准：一是口述史意识，二是双主体建构，三是口语叙述，四是录音文本。由此可知，一则史诗不是口述史。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将口述史划分为两种类型，一个是生活世界中的口述史，另一个是文本世界中的口述史。人类自古及今出现的“口口相传”，是生活世界中的口述史。这种有一定故事性的“口述史”，本质上仍是一种口述。它是生活世界中的一种故事传播方式，其载体是人类的大脑，通过传承人来传承人类故事。这种口传故事的活体传承人数量不会太多，能传播的时空范围有限。一旦传承人没有进一步讲给下一代传承人听，当这些传承人离开地球后，这个口传故事的传播就会断线。因为没有文本来记录，所以早期的人类故事多易丢失。历史的世界是一个文本世界的，在文本世界中，文本是强势的，语言是弱势的。文本产生以后，口述史完全边缘化，几千年内不受学人的重视。当然也有例外，某些靠口述传承文化的少数民族如藏族，因为建立了职业的史诗传承人制度，所以能够上千年地保留某些故事。现代口述史之“史”，是“文本历史”，它是个文本世界概念。生活世界中的口述与口述史缺陷的彻底克服，是现代录音技术出现后的事。有了录音，人类的声音就可以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成为录音文本，进而加工成文字文本，从而也就进入到文本世界，重新成为强势的表达方式。此外，它也缺乏了双主体建构条件。二则笔书的作品不是口述史。中国有一个民间口述采风传统，《史记》之类作品部使用过口述材料，笔记中也常见当事人说话片段。笔者以为这些不能算，它虽然注明材料来源，称是根据某人所说来记录，但没有明确的口述史意识，也缺乏了双主体建构性。三则自己动手写作的回忆录也不能算口述史。因为它是自拉自唱、自设自写出来的个人史，少了双主体互动建构的环节，语言是书面化的，没有录音可验证。忠王李秀成经历了双方的询招环节，事后因广西话听不懂而被要求用文字写成的《李秀成自述》近于口述史，但也非严格的口述史。北京回忆久久公司生产的回忆录倒属口述史，因为它是在采访人明确的口述史诱导下说出来的，有录音文本可验证。这样的严格界定，表面上有苛求古人之嫌，但实际上是为了划出明确的时间界线。20世纪才有正式的现代口述史，此前的相关东西没有必要冠上口述史的帽子，那样的做法只会混淆口述史的界限。

至于大家熟悉的口述史文本，属延伸加工产品。口述史文本可分直接呈现与间接呈现两大类型。口述史的直接呈现方式是录音文本，此后的转录稿、编纂稿，甚至是研究形态的文本，是进一步加工后的产物，属间接呈现，或称“衍生版本”［4］。此时口述史的性质就转变了，“所谓口述史实质上就变成为文字记录的历史了”［5］。按理有了直接呈现即可，不必再作间接呈现加工了。之所以还要做进一步的延伸加工，是因为文字文本几千年来一直是最强势的表达手段，是主流的呈现方式，而录音文本出现时间短，听录音文本远未成为习惯，所以不得不屈就。作为传统的主流媒体，文字文本有其自身的优势，一则效率不同，阅读速度快，听录音稍慢；二则逻辑概念不同；三则传播空间不同。在没有广播时代，文字可通行全国，语言的传播有空间限制。要弥补语言表述的不足，须转化成文字，从而更让全国各地的人都读得懂。不过，过分重视口述史的文字文本，会带来另一个口述史文本混乱问题，从而埋没了口述史的本质特征。口述史的直接形态是录音文本，转录稿保留了录音的形态，可以辨别自己与他人的不同声音。等到了编纂稿，就会大量夹进别人的言语。所以有人说“口述历史出版物不是口述历史，只是以口述历史为材料的一种产品”［4］。所以根据这些口述史样本来研究口述史理论，有时可能并不到位。

口述史是历史的对话。口述史流程最核心的环节是交谈，有人称为“现场原点”［4］。口述史是采访人与口述人间的一种历史对话，或者说是后辈与前辈间的一种历史对话。它是一个互相倾听的过程，口述人要“听”采访人的问题，采访人要“听”口述人的回答，询问的篇幅小于回答。采访人倾听口述人讲述的过程，犹如以前阅读文献的过程。因为它是通过直接的“听”来研究当代历史的，所以“听”的能力最为重要。采访人能否听懂，涉及几大要素，一是语言，二是年龄，三是城乡时空。中国口述史面临的语言问题，在欧美不会那么复杂，在中国是十分复杂的，它涉及到地方语言、时代语言、职业语言。三种语言中又以方言居首，如果不懂方言，完全无法参与口述史采访，它影响到听力、理解、交流、记录、转录、研究。如果年龄太小，时空经历太浅，理解不了长辈的生活经历。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面临着困难较多。理想的选择是60年代出身的人，可以上下衔接。出生城市的人往往听不懂乡村老人的话，尤其是建国前30年的生产队生活。如果这三关过不了，口述史的“听”是相当困难的。

提倡研究录音文本。口述史的奥妙精微在于采访的过程，采访本身可能是一种较松散的聊天活动，实际上是一种直接的历史追寻活动。口述史理论研究，必须要直接参与大量的口述史采访活动。如果难以做到直接参与，至少也得回归听录音、看转录稿。不过，听录音研究口述史会面临两大难处：一是方言的限制，二是比较吃力费时。看转录稿，速度倒快，但会面临转录的人名、地名等据同音而转录的错误问题。录音文本与文字文本各有短长，不能以文字文本之长否定录音文本之短。文字文本之所以受人重视，是因为方便阅读，有证据性，可以引用。其实，录音文本也有证据性，也可以引用，它是用时间刻度来计算的。只是，习惯阅读文字的我们不习惯听录音文本，远没有发现听录音的优势而已。笔者的想法，至少在部分能听懂的范围内，如用普通话讲述的、能听得懂的方言讲述的录音文本，是可以考虑一试的。

原载《晋阳学刊》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