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最后一天》读后感

作为中国发展道路模仿的国家之一，苏联曾经是我们模仿的对象，上世纪50年代刚建国的时候的口号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对苏联的全面模仿热情过后，毛泽东看到了苏联共产党日益僵化的官僚管理体系和日益减少的社会活力的弊端，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的爆发也是对仿照苏联建立起来的国家管理模式的反动。我至今对小时候因为母亲得罪了领导而无法调工资但又没有其它办法可想而哭泣的情景记忆深刻，因此始终对那个控制力太强的体系非常怀疑，至今犹是。但是作为从小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的我来讲，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觉得敬佩的，因为从理念上我们国家的制度和苏联是差不多的，尽管由于渗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更显得人性化一点。苏联的解体是我进入大学后亲身感受到的国际大事。作为政治学的爱好者以及党政官员，关心政治是自然而然的，而且由于我们的党是在苏共的帮助下仿照苏共的组织体系建立起来的，苏共被毁灭的命运自然引发所有中共党员的深思，出于对已经加入的党的组织及命运的关心，当然也包括将自己的发展与组织的发展结合起来的自身的关心，因此在其后对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及苏共这个超级大党在不到6年的时间内迅速的崩溃非常感兴趣，加上党组织的政治学习不断以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作为警示，就使人对总结苏联及苏共的各类书籍更感兴趣。毕业20年来，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的增加，读书的增多，知识的丰富，对苏联灭亡的反思也更深入，更透彻。尽管位卑职低，但按照兴趣思考和看书的自由使得自己对苏联亡党亡国有自己的想法。在感情上，对于如此庞大的国家和党的消亡无疑是感到可惜的，数以千万计的人的生命和血汗的牺牲难道只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人类实验，实在是件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的反思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而这种反思应该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不能从意识形态的主观感情出发，否则不过就是重复前人的老路而已，对于想从苏联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我们党实在没有任何好处。

围绕苏联亡党亡国，我看过的书还是不少，包括流行一时的《苏联亡党亡国10周年祭》及《20周年祭》，包括讽刺小说《针尖上的天使》，包括集中反映戈尔巴乔夫思想的《新思维》，也包括可以看到的大量评论、分析文章。总体来看，所有的人都认为苏联亡党亡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整个苏联党和官僚体系已经完全背离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成为一小撮利己主义分子的组织，犯下一系列反人民反社会的罪行，遭到全体苏联人民的唾弃。但是这样的解释显然是事后诸葛亮，在1985年3月被任命为苏共总书记时，没有人会想到在六年多的时间内一个超级大国会崩溃。当然，所有人都要求改革，但大多数人都没想到走到亡党亡国的结局。时局变化之快之迅速，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苏联人民为时局的变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只不过是统治者的变化和国家的分裂，家庭的离散和生活的艰难。苏联亡党亡国的整个历程，远比小说情节充满了风云变幻。作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和对历史进程最有影响的两个人物，显然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整个进程中两人的个性和相互关系交织在一起，生动的诠释了一个超级大国及其支柱党的的灭亡过程中权力的转移和斗争。这就是本书《苏联的最后一天》的主题。

作者爱尔兰记者康纳.奥克莱丽（Conor O’Clery）是俄罗斯女婿，在俄罗斯生活多年，并且与俄罗斯各阶层及在俄罗斯的西方记者广泛接触，对俄罗斯国情和民众的想法还是比较了解的。本书2011年出版，不仅使得历史的面目更加清晰，也可以看到苏联解体带来的历史影响和后果。书籍由沈力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10月就第二次印刷，说明在中国往何处去的关键历史阶段，很多人都关心苏联的解体过程带来的教训。作为记者，全书按照时间顺序建立了两天线索，一条是对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意味着作为政治和形式实体的苏联正式消亡的那天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活动及其周边人员的思想过程，一条是从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后开始改革进程中与叶利钦的政治活动及二人的恩怨纠结，记述了苏联从改革出发到亡国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的斗争经过。文笔生动，将两人的个性展现无疑，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纪实作品式的历史书籍，因此我从1月16日才开始看，1月18日晚上10:30就看完了这本350页左右的书。

掩卷长叹，扼腕痛惜。曾经占据世界第二位的超级大国，曾经影响全球的超级大党，曾经与西方政治体制长期抗衡的政治体制，在数年之内崩溃，如此迅速，如此彻底。不仅政治体制被埋葬，而且所有的象征物都成为清除的对象，在俄罗斯历史不再出现，换句话说，是两代人的努力除了换来一堆罪恶的记载，都成为水中花，镜中月，怎能不让人感慨。历史是大人物们书写的，尤其是在没有充分政治动员和发言权的国家，象我国现在这样，你觉得不合理的事得不到解决，舆论控制又使得个人的思想不能充分自由表达，禁止结党结社又使得社会异见难以平衡，本来是职位越高责任越大的社会管理官员完全变成了酬庸的赏赐，上级提拔的制度使得一代不如一代，任性的胡作非为只会使得社会的发展付出沉重的代价，组织活力日益消失，人们的思考能力日益缺乏，靠本能做出的行动日益增加，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即使面临崩溃也没有多少人能了解其原因。戈尔巴乔夫是苏共被毁灭的直接推手，但正是苏共的体制自己产生了自己的掘墓人，这是组织的责任还是个人的责任？一个理论上雄心勃勃但并没有实际政治经验的人，对政治的敏感性和斗争性严重准备不足的人当上了以唯上服从为主要组织手段的组织的领导人，即使他一步步毁灭了作为其政治权力支柱的党组织，也没有组织行为加以制止，也就是说，这个组织已经失去了自我更新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变成领导的附庸。记得当年看《新思维》，戈尔巴乔夫本来是想通过经济改革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改善人民生活，但是在不改变经济体制的情况下很难推进，于是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希望通过放开新闻媒体和民主选举获得人民的支持，结果经济没搞好，政治上的混乱日甚一日，最后导致民族主义盛行，各国自行其是，瓦解了苏联。

从本书的记述来看，叶利钦是戈尔巴乔夫一手造就的时代英雄。本来好酒贪杯、直来直去但文化水平不高的工程师叶利钦作为执行者享有很好的名声，在贪腐普遍的苏共内部是少有的干才，因此1986年戈氏将其召到莫斯科任市委书记并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沉疴已久的体制下，紧靠个人显然无力有大的改变，而直来直去的叶利钦对党内还是盛行的阿谀奉承之风很看不惯，提出批评，本来是党内的新风，也符合戈氏自己提倡的民主原则，但长期习惯了个人专制的戈氏认为党内的这种挑战难以接受，于是召开会议对叶利钦百般批判。而整个习惯了盲目跟随最高领导并且毫无主见的政治局不是有条有理的进行内部讨论，而是照着老习惯按照领导的意图迫使叶利钦承认错误。叶利钦那本来就不是理性信仰或者说已经越来越陷于空洞说教的党的信念很快瓦解，提出辞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当时还能掌握大局的戈氏不仅批准其辞职，还强迫其辞去莫斯科市委书记的职务。但是由于在党员代表大会上公开发出异议，使得叶利钦在厌烦了只说不做的群众中博得了好感，包括很多党员都赞赏其敢说敢做的风格，使叶利钦具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这是在1987年11月的事，这时的戈氏完全掌握着大局，党的机构健全，国家体制完整，经过两年的思想解放，戈氏威望很高，人们充满希望。

这时的戈氏如果选择正确的话，不仅应该召回包括叶利钦在内的所有反对者，而且应该立即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允许人们首先在经济领域可以自由的选择，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然后再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如书中指出的那样，普通人之所以在那个寒冷的冬日不关心以戈氏辞职为标志的苏联的灭亡，在于由于经济的崩溃大家都在排队购买仅有的生活用品以维持生活，包括副总理的夫人。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普通民众恐怕对于统治者的变换毫无兴趣。但是，因为建立公开化而备受西方领导人和舆论称赞的戈氏把改革转向了政治领域，放开媒体，到处举行选举，希望通过直接付诸民众的支持而击垮党内的保守派，这样就将习惯于内部讨论且统一采取行动的党的争论暴露于社会，是对党的组织原则的重大违反，而造成这样的原因一方面是戈氏想当然的理想主义，一方面是党内已经没有正常的政治生活，失去了作为政党的活力，难以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采取统一行动。人们总是喜欢听取耸人听闻的事情，加上在西方政党斗争文化培养出的媒体的推波助澜，在舆论上的失控及只知道听取上级指示的官方媒体毫无战斗力，在舆论上积极败退，党和政府不仅无法将自己的声音理性传递给人民，也难以对各种媒体的污蔑加以澄清，党和政府的威信急剧下降。

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改善，即便获得说话的自由，当然是咒骂当权者。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反对者的叶利钦威望也越来越高。在1988年6月的第九次党的代表会议上，叶利钦勇敢的站出来指出党存在的弊端，提出的要求也仅仅是觉得根据党的原则党内应该允许反对意见存在，这种大会讲话实际上已经造成党内分裂，但叶利钦还不敢退党，因为那时党仍然是苏联的支柱，只是希望在党内充当反对派。可是僵化的党组织已经难以适应和而不同，既不敢将叶利钦开除出党，也没有胸怀给予叶利钦等应有的党内权利，而是做出了公开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决定。1989年叶利钦作为党员参加了党内初选并当选，而这样的结果不能为高层所接受，于是有人指出叶利钦是个反党分子，但群众起来集合要求其收回其言论，加上85%的代表都是党员，说明当时党仍然受到人们的尊敬，戈氏也作为党的总书记而当选苏联总统。作为党员的叶利钦以极大的优势当选为苏联人大代表，并入选了最高苏维埃，并在1989年5月（我们国家的危机关头）的全国人大会上与其他反对派等结成了联盟，而这些少数派在通过直播的会议上展开对苏联党的肆意攻击，使得党的威信丧失殆尽。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就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作为不负责任的反对派，肆意攻击执政党成为颠扑不破的手段，而这时的叶利钦仍然是党员，但党对他的行为无法产生任何约束，这样的党还是党吗？其实已经毫无战斗力了。

而选举过后本可以利用机会及时改革，拯救日益破产的经济，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发展生产上来，向人们指出生活的本质是自己的生活而不是领导人的争取夺利。但是没有，党组织也没有任何行为来团结自己的党员，捍卫自己的原则，鼓吹自己的思想，攻击对手的天真想法，告诉人们自由不仅是权利也是责任，要理性判断政客的许诺而过好自己的生活。但是没有，接下来还是忙于选举，1990年5月叶利钦不仅当选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议员并且不顾戈氏的反对当选为主席，这意味着叶利钦作为戈氏的反对派已经具有了自己的政治力量，不再依靠苏共这个外衣了。以俄罗斯议会为平台，叶利钦开始了肢解苏联的进程。首先在6月通过了俄罗斯《自主宣言》，将苏联境内最大的共和国与其他地区区别开来，接着在7月的苏共28大上公开退党，然后公开不服从国家的政策，自行其是，并且开始着手俄罗斯总统选举。对于退党的叶利钦，党组织除了谴责以外并无组织措施，而且没有人追究作为总书记的戈氏的责任。任何政党丢掉了重大选举后，其领导人都会承担起责任而辞职，但戈氏也不辞职。既无法约束自己的普通党员，也无法建立领导人责任制的这样的党组织已经彻底失去了活力，死亡的命运就在眼前，而且该死。

接下来就是两军对垒，以俄罗斯议会为平台的叶利钦不断蚕食苏联中央的权力，以国家权力的名义不断与其它加盟共和国一起要求自主决定国内事务。而被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搞得焦头烂额的戈氏节节败退，越来越无法控制局面，也因为难以改善经济状况而一天到晚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而为人们多厌烦。需知政治是需要组织的，实际上是党的威望而使得戈氏掌握了权力，但戈氏已经丝毫不关心党的建设，失去党的支持的戈氏并不明白自己正在搞垮自己的权力基础，反而认为凭借个人威望才取得的权力，成天和自己的小集团搞在一起，将党组织及组织原则远远抛开，结果两面不讨好。与过去决裂及个人魅力，他不如叶利钦；而他的行为正一步步摧毁党，而被保守派集体反对。失去权力基础的戈氏希望借助全民公决来获得维持苏联的合法性，于是于于1991年3月举行了是否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尽管76%的苏联公民投了赞成票，说明大多数人希望改革但不希望毁灭苏联，在共同生活70年之后（波罗的海3国也并入苏联50年了），相互融合，已经形成分割不开的统一联系，但这样的全民公决在现实政治中毫无意义。民众意愿的表达必须通过有组织的行动并且持续下去才会产生政治效果，这就是现代政党的价值和作用所在，对民意的尊重也要求政党倾听其意见但也要与之保持距离，否则完全照顾民意将成为难以完成的目标，不仅民意是多元的而且程度不一，而且在于民意是不断变化的，抽象的民意根本无法形成真正的政治行为。

只有进行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政治动员和合理的政治行动，才能逐渐实现政党的政治意图，也就是进两步退一步。成熟的政治家在于审时度势，将自己的政治意图通过多种方式表达出来并且观察追随者及对手的反应后再采取行动，而不是一味以民意为依归，否则就会无所适从，难以行动，根本产生不了社会影响，更不用说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借助全面公决的全民投票，叶利钦设置了俄罗斯总统的职位，并顺利当选。其于1991年7月就职后的第一道政令就是禁止苏共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活动，而作为执政党的苏共竟然毫无反抗，使得自己的支持者更加离心离德。叶利钦看的很清楚，取缔苏共的活动不仅抽调了戈氏的权力支撑，而且使俄罗斯获得了自主决定的自由。俄罗斯不再作为苏联的下级机关而是作为国家主体自行其是，苏联已经被架空了。但戈氏的反应很奇怪，他不仅不取消叶利钦的命令，而且以退党相威胁迫使党无法采取行动，当然，这样的懦弱的不敢与自己的已经提出退党要求的领导人决裂的党本身就已经是失去自主能力的组织，活该灭亡，这也意味着掌握国家权力并建立了苏联的苏共已经无法活动，灭亡就在眼前。而苏联又是苏共活动的产物，苏共的灭亡意味着维系苏联存在的支撑力量的消亡，苏联的末日指日可待。

而抽调了自己最后一根维持苏联统一的支柱的戈氏好像看不到这点，不仅听任苏共停止活动，而且忙于和各共和国领导人谈判以取得他们的支持维系苏联的存在，希望通过协商谈判维持苏联形式上的统一。他一定没有读过《三国演义》，鲁肃劝孙权的话最好说明这些人的心理：明明可以做老大，为什么还要做属下？至于国家、民族和人民流离失所，都不再考虑之列。苏联的灭亡就在眼前，而戈氏还在心存幻想，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有统一国防、外交和税收权力的联邦制的国家。但即使这样松散的联邦也被叶利钦拒绝。听闻消息的苏联的掌权者们终于醒悟过来，清醒的看到他们的领导人正在与反对派一起埋葬苏联，于是发起了八二零政变。愚蠢的体制只能选拔出愚蠢的人，政变的领导人根本不了解政变的隐秘性、突然性和全面性，只有3天时间来策划政变，既没有政治动员，也没有备用计划，甚至想求得他们要推翻的戈氏的同意，也没有逮捕最危险的反对者叶利钦，控制电台和电视台，还堂而皇之的将坦克开上街头，结果不对不听命令，遭到阻击后也不敢使用武力。领导者既没有完整的计划，也没有坚强的意志力，甚至没有讲清楚他们这么干的目的，就是说没有指导思想。政变的失败是必然的，也意味着苏共和苏联的灭亡。

作为反政变英雄的叶利钦立即夺取了苏共各中央部委的权力，要求中央银行、外交部、国防部等强力部门归自己管辖，戈氏的所有权力被剥夺。1991年12月7日，叶利钦及白俄罗斯、乌克兰领导人签署了阿拉木图条约，宣布苏联解体，成立没有任何约束力的独联体，正式意味着苏联的灭亡。无可奈何的戈氏只好在12月25日宣布辞职，红旗从克林姆林宫顶降落，苏联灭亡了。

作者以生动的笔法写到在苏联的最后一天里戈氏的行程，怎样百无聊赖的起草辞职宣言，怎样与各国领导人告别，怎样与媒体沟通，怎样与叶利钦交接核按钮等等，充满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哀。戈氏是被逼辞职的，他本想通过改革振兴苏联，结果反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失去了已经统治了几百年的大片土地，甚至俄罗斯民族的发祥地乌克兰也被分离出去，直到现在还陷于内战之中。任何悲剧总要有个替罪羊，而曾经掌握巨大权力的戈氏是这一帝国毁灭的主要推动者，苏联人民永远不会原谅他，唾弃他，使他后来参与竞选时获得的选票不到1%。他以宏伟的理想号召人民追随他，结果是山河破碎、尊严丧尽、人民生活痛苦，一个超级大国被解体。当然，任何历史事件都不是个人能推动的，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但领导人的决策和步骤，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这是领导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而不能以自己良好的动机和清廉的行为为自己辩解。而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何才能通过良好的机制选出最符合自身需要的领导者，则是所有的组织必须面对的选择。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竞争都是选择有能力的领导人的不二法门。一个消除了竞争的组织，即使凭着曾经的威望和历史的惯性能够维持一段时间，但一旦遇上挑战，如何解决自身的生存就只有天知道了。

从本书中可以看出，戈氏的政治修养和眼光远比叶利钦强。叶利钦是个时势造就的英雄，其目的就是攫取最大的权力。戈氏曾经警告其苏联解体的本质是俄罗斯的损失，但知道眼前目标的叶利钦不顾一切的盲干毁灭了几代俄罗斯人奋斗的成果。书中也讲到西方国家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他们鼓动民主化，在戈氏和叶利钦中玩两面派手法，嘴上说支持戈氏，但其实在实际中采取措施加速苏联灭亡，即使戈氏和叶利钦都真诚的希望加入西方的联盟，采用西方专家设计经济体制，允许西方媒体无限制采访，甚至不惜将国家机密包括间谍网、窃听器的布置、领导人的会议等等都向西方公开，也没有得到西方的无私援助，杯水车薪的人道主义援助根本无法解脱苏联各国人民在解体过程中承受的痛苦。地缘政治的自私性永远在国际关系中占据着决定性位置，无论是谁党政，西方国家都乐见对手不断消弱，甚至差点解体俄罗斯。所以我们自己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决定，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可以讨论，但希望外国人真诚的帮助，即便他们有良好的动机，但在实际中都会采取措施消弱我们，这是客观选择，不由人决定。所以保持清醒的头脑是最重要的领导人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