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10月26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徐光启简介（徐光启与利玛窦）

作者：关山远（新华每日电讯专栏作者）

近读晚明史，读到西洋火炮专家孙元化之死，不胜欷歔。

历史不容假设，但总让人忍不住假设：假设孙元化不死，明朝会那么快灭亡吗?

但历史残酷就残酷在于：明末，大臣忙于党争，皇帝惯于猜忌，朝廷戾气弥漫，“圈子文化”“山头主义”盛行，彼此毫无政治信任可言。如此政治生态下，孙元化，不得不死。

一

公元1632年9月7日，孙元化在北京西市被斩首，年仅51岁。著名清史专家凌力在其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倾国倾城》中描写了一个惨烈的细节：“刽子手挥刀砍下，孙元化头血飞溅落地，十四岁的和京大叫着扑跪过去，痛哭着舔尽父亲的鲜血。是神志昏迷，还是不愿意父亲的碧血留在这可憎的土地上?围观者都落了泪。”

孙元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上海嘉定人，学贯中西，当年大明火器部队总司令，他任登莱巡抚时，甚至组建了一支拥有27名葡萄牙人炮手的外籍军团。古文献学家、科技史学家胡道静先生称他为上海地区最杰出的三位科学家之一，其他两位是徐光启和黄道婆。后两位至今鼎鼎大名，上海的徐家汇，便是因徐光启而得名，但孙元化却几乎被人遗忘，怎不令人扼腕叹息!

徐光启铜像。新华社记者张刘仁摄

徐光启是孙元化的老师，老师将学生带上西学之路，学生青出于蓝，他潜心研究西洋火炮，写出了专业著作《西洋神机》，成为明末独一无二的火炮制造和弹道学的专家。明朝文臣武将，先是抗拒西洋火炮，等到努尔哈赤崛起，所向披靡时，他们终于发现了“神器”的厉害，属于孙元化的辉煌时间开始了。他协同袁崇焕驻守宁远，主张筑城制炮，在著名的“宁远大捷”中，面对骁勇无比的后金铁骑，宁远城头11门西洋大炮成了恐怖的超级大杀器。《明季北略》一书记载，当攻城者密密麻麻冲过来时，大炮“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后金勇士再凶悍，亦顶不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热兵器。

是役努尔哈赤也受了炮伤，他一生身经百战，“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八个月后，在郁闷中死去。而明朝文武百官则为这场关键胜利欣喜若狂，一门主力大炮，还被皇帝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

孙元化受得重用，逐渐高升，他领先时代的军事思想也迅速得到实践：其一，明军当时有火器，但射程短，甚至比不过后金的弓箭，他主张用射程远的西洋大炮来解决问题；其二，后金骑兵天下无敌，他主张大炮架在城上，而不是放在旷野中，坚城与大炮互相依存，发挥火器威力。被破格提拔为登莱巡抚时，造炮练兵，使得登州成为当时中国引进西洋火器技术的中心。他雄心勃勃，想练就一支掌握火炮、战术先进的劲旅，收复辽东。

然而，壮志未酬，他麾下辽籍军人发起“吴桥兵变”，连陷四城，兵临登州。孙元化一心想招抚，却因种种掣肘，错过机会，结果城外的孔有德串通城内的耿仲明，杀入城来，孙元化被叛军所执，自刎未果。他坚拒叛军拥他为王的计划，离开登州进京，被逮捕下狱，最终遭到冤杀。

他的死，影响了历史进程：徐光启拯救学生失败，心灰意冷，从此告别军事，不久病故，明朝造炮人才出现枯竭，武器改革遭受重创。可以说，孙元化之死，代表西方军事专家派淡出了明朝军队。而后金，却成为大赢家：1633年4月，在孙元化死去7个月后，孔有德、耿仲明在山东无法立足，渡海投奔后金，带去了13000多人，数百艘船，最关键的，还有大量西洋火炮与娴熟的火器手。这支明朝最精锐的火器部队的叛逃，使明、金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后金如获至宝，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亲率诸贝勒出盛京十里迎接，并使用女真人最隆重的“抱见礼”相待。这一刻，他有了入主中原的本钱。

二

孙元化之死，确实是明朝的巨大损失。此后，由后金改为大清国号的骁勇骑兵，用缴获与仿制的火炮，攻城掠地，势如破竹。入关后，在与李自成的农民军交锋中，火炮更是大显神威，农民军此后避之不及。

假如，假如有假如，假如时人多些智慧，多些宽容，多些公心，孙元化不会死。

让他命运发生逆转的“吴桥兵变”，堪称“一只老母鸡带来的血案”：孙元化驻登州(今天的山东蓬莱)时，重用辽人，但山东人却处处排挤这些外来户。孔有德率部出征时，沿途遭遇闭门罢市，辽兵一路挨冻受饿。到吴桥时，一名饿极的士兵抢了山东望族王象春家仆的一只鸡，家仆仗势，闹上门来，孔有德将抢鸡士兵“穿箭游营”，辽兵压抑已久的愤怒被点燃，一顿拳脚，将那个飞扬跋扈的家仆打死。孔有德慌了，想花钱了事。此时群情激昂，士兵哗变在即，双方都需冷静。但王象春的儿子更加飞扬跋扈，不依不饶，孔有德走投无路，又受人唆使煽动，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率乱兵把王家给灭了门。

叛军倒戈杀回登州，事情越闹越大，但兵变之初，孔有德并非想叛乱，而孙元化也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兵变，试图招抚。遗憾的是，他想抚，山东同僚却想趁机灭掉这股辽兵，出城打杀，正等招抚的辽兵吃了亏，与城内辽兵里应外合，攻下登州城，此役孙元化的外籍兵团英勇作战，12人战死，15人重伤。

孙元化战败自刎未遂，为叛军所俘，他在叛军中有极高威望，对孔有德、耿仲明等也有大恩，他对叛将晓以利害，明以大义，孔有德回心转意，请求招安。朝廷也同意孙元化戴罪招抚，发来诏书，但关键时刻，巡按王道纯却藏匿了诏书——他是主战派，为消灭叛军，连皇帝的诏书都敢截下来。结果，叛军长时间求招安不得，又开始作乱。孙元化继续说服叛军，让他回朝陈明真相，让辽兵们等待招安。但孙元化还在前往北京路上，王道纯袭击叛军，事态再一步扩大。

孔有德的叛军因为掌握了大量火器，山东的明军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还在等着招安，最终却等来了孙元化的死讯，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希望，从此决心与大明为敌，局面彻底失控了。

其实，就在孙元化被捕入狱后，他也有机会可以不死。登州失陷时，朝中一帮人纷纷说孙元化已经反了，但他的恩师徐光启上疏代其申辩，表示孙元化不可能反叛，甚至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为担保。徐光启德高望重，孙元化接受审讯时，也坦露城破时曾试图自刎未遂，在场幸存者也为他作证。

但对他的攻击与诬陷并未停止。他们要置这位杰出的西洋火炮专家于死地，真正目标是攻击当初力荐孙元化的首辅周延儒：“如果不是你当初坚持用他，山东怎么会搞成这样?”首辅是明代对首席大学士的习称，名义上相当于宰相之职，主持内阁大政，权力最大。周延儒试图保下孙元化，但他一手提拔上来的副手温体仁，一直觊觎着首辅宝座。此人城府极深，为人极阴，终于等来了借孙元化攻击周延儒的机会，怎会放过?他一改以往对周延儒的恭敬，将他和孙元化扯在一起，狂轰滥炸，说周延儒袒护孙元化，是曾收过孙元化的好处，成功煽风点火了。

温体仁阴就阴在摸准了崇祯帝的痛点：痛恨大臣结党营私。他一边让自己的“小圈子”不断攻击，另一方面成功地让崇祯帝认为孙元化在朝廷有一个“小圈子”。孙元化，不得不死了。

1633年6月，周延儒下台，托病还乡。温体仁如愿以偿，当上了首辅。此时，距离孙元化之死8个月。又过了不到半年，徐光启溘然长逝。

三

历史很吊诡：当年孙元化一心想招抚而本人也希望被招抚的孔有德，最终成了大明王朝最可怕的掘墓人之一。他最后也为清朝而死：顺治九年(1652年)，南明将领李定国攻陷桂林，驻守于此的“定南王”孔有德全家百余口阖府自焚，仅有女儿孔四贞逃了出来，后被孝庄太后收为养女，封为“和硕格格”，是清代唯一的汉公主。孔有德与同样曾在孙元化麾下的耿仲明、尚可喜，均以汉人身份被满清封王。在投奔孙元化之前，这三人均属于明军另一员重要将领毛文龙麾下。

在明末东北诸将中，毛文龙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金庸小说《鹿鼎记》中，那个会化骨绵掌的假太后，就是毛文龙之女。历史上真实的毛文龙，也是个传奇人物，他曾以小股部队，在海上开创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重镇东江镇，在与后金的战争中颇有战功，一度被人称为大明的“海外长城”。但毛文龙为人骄恣，他的结果，众所周知：被袁崇焕杀掉了。

京剧《袁崇焕》剧照。（马海林摄）新华社发

袁崇焕为何杀毛文龙，历来争议颇多。《明清战争史略》一书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毛文龙确系死于党争。”

崇祯即位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被铲除，凡与阉党有关系的人都遭罢斥，原先受阉党压制的东林党人重新被起用，执掌朝廷大权。这场政局的重大变化直接影响和波及明军内部，引起将领之间的严重纷争。袁崇焕谋杀毛文龙，火并东江，就是党争的集中体现。《明清战争史略》写道：从党派来说，袁崇焕属于东林党。毛文龙属于阉党，设镇皮岛后，与魏忠贤相结，多方贿赂阉党，故得到他们的扶持，深受重用，“袁崇焕欲杀毛文龙，是得到朝廷部分大臣支持的，因而才敢下手，不经请求，擅自诛杀封疆大吏，未免失之轻率、过分。而且在与后金处于激烈交战的情况下诛杀一方主帅，更是错误，其严重后果很快就显露出来，这不能不说是袁崇焕一生中的一大失误。”

毛文龙死后一年，袁崇焕遭磔刑惨死于北京，这是明末一大冤案。他的死，是后金反间计的结果，也是党争的结果。

还是那个阴险的温体仁，他与毛文龙是同党，后者源源不断给他贿赂，结果因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断了这个重要财源，因此对袁恨之入骨。袁崇焕因敌人的反间计下狱后，温体仁连续五次上疏，以袁崇焕“欺皇上”“资敌私通”“引敌上驱”“胁城下之盟”的罪名，力请杀袁崇焕。兵部尚书梁廷栋与袁崇焕有私仇，也跳出来落井下石，终于得逞。大明自己毁了自己的长城，“明亡征决矣”。

何等恐怖的党争!“长城”，“海外长城”，均毁于党争。后人说，明实亡于党争。总结得很到位。

历史公认的是，明末党争从万历年间开始，先是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一直到明朝覆亡，南明福王小朝廷的党争仍在继续，“复社”与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斗得死去活来。为了达到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往往欲置对方于死地而无所不用其极，更把国家社会利益丢诸脑后。史载朝内士大夫“各是所是，各非所非，恩怨相寻，冰炭互角”。崇祯帝不得不长叹：“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

四

崇祯帝极为痛恨党争，继位后不久，就捕杀阉党，一时赞誉四起，气象一新，崇祯被视为明君，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明君。但为什么他未能根绝党争，反而到了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农民军已经火烧凤阳明祖陵了，朝臣们仍然醉心于党争?

今天回看那段混乱不堪的历史，那些死到临头还像斗鸡一样互掐不已的大臣们，不由长叹：张居正之后，明末再无政治家，只有政客、佞臣、小人与愤青。

张居正是个强势人物，上至皇帝，下至百官，他都能镇得住，他死后，朝廷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权力制衡者，朝臣之间原有的矛盾不断激化，开启了晚明政坛的派系门户之争。悲剧的是，官员们能力有限，争来争去，都是些他们自以为重要的实际上相对于当时的种种危机并不重要的玩意儿。此时如果皇帝有大智慧，有能力很果断，倒也能控制局面，同样悲剧的是，皇帝平庸而又任性，甚至怂恿党争来拉一派打一派。

明史专家樊树志在《朝廷与党争》一书中认为：明末党争，是制度缺陷与管理者缺陷相互激荡的产物。明代中后期皇帝缺乏实务能力，过度依赖官僚体系，一旦双方意见冲突，官员们常以集体辞职相抗衡。在与皇帝的抗衡中，官员们找到了存在感，他们有动力将意见冲突动辄上升为观念冲突，因此形成观念先行、藐视实务的氛围。只站队，不站对，一言不合，就闹得不可开交，党同伐异，狂泻炮弹。

明朝末年，国家内忧外患，不务实是很致命的。但说漂亮话、说硬话，成了官员的时尚。因为华丽的词藻和“清流”的外衣，东林党在历史上的形象一度不错，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反思：东林结党，危害无穷!

漂亮话说得很爽，硬话说得痛快，但有什么用呢?明末著名将领熊廷弼就愤怒地抨击过“嘴炮”们：“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自有辽难以来，用武将，用文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然怒哉!”他批评的是：战场的事，不能由战场将帅做主，却完全听从于远在京城的皇帝和朝臣的无知议论与决策。

崇祯这个皇帝当得辛苦，也很失败，他任人不专，猜忌多疑，朝令夕改，在位17年，连续换了五十任内阁首辅，多位大臣被杀：杀杨镐，杀熊廷弼，杀袁崇焕，杀孙元化，杀陈新甲，杀熊文灿……他往往对一个大臣抱以厚望，譬如重用孙元化时，他特赐“劳臣”匾额一块，令当地长官悬于孙家。但只要这位大臣未遂他意，有人攻击，便会动了杀念。那些热衷互掐的官员，深知崇祯最恨结党，于是用此罪名，往往一击而中，袁崇焕刚入狱时，崇祯并无杀意，只是“暂解任听勘”，可朝廷中有人硬把袁崇焕与党争纠缠在一起，终于使其罪状层层加码，激起了崇祯心中狂怒，自毁长城，酿成大错。

如此一来，君臣之间离心离德，官僚纷纷站队抱团取暖，彼此之间，哪还有信任可言?政治机制自然低能，统治能力大打折扣。《朝廷与党争》写道：制度缺陷与管理者缺陷形成共振，结果自然是天崩地裂。

一座明代军事城堡。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五

孙元化临死前，给三个儿子的遗言是：不要怨恨朝廷，也不要出来当官，整理遗作，报效国家。三个儿子遵从了父亲遗愿。后来清军南下，孙元化的家乡，发生了惨烈的“嘉定三屠”，他的一个儿子英勇战死。

他的《西法神机》《经武全书》留下来了，这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洋火器、战术的军事著作，可惜未能引起重视。孙元化之后，再也无人懂炮学，清朝康熙帝要造炮，还得仰仗洋人。

历史确实有太多让人欷歔之处，最令人欷歔的，还是人性——党争暴露出来的固执、狭隘与私心、贪欲。大智慧，真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