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八年（1743年）夏日的一天，躲在宫中避暑的乾隆皇帝，颁布了一道上谕：“京师自五月杪以来，天气亢旱，且溽暑炎蒸，甚于往岁。明细上天垂象以示儆，朕夙夜忧惕，莫释于怀。皆因朕躬之阙失，或用人行政之失宜。”

乾隆年号（乾隆年号的由来）

意思是，自五月以来，天气极其干旱炎热，比往年要严重。这是上天在警告世人，我这个当皇帝的，每日寝食难安，百姓遭此劫难，都是我的过错，也许是我在用人和行政方面有失误。

32岁的乾隆，郑重其事地向全国人民致歉，将高温天灾的责任全揽到了自己的身上。

在这一年，各地县志都出现了同一个词语：“大热”。“大热”到底是多热？有一个从法国来的传教士A·Gaubli（中文名宋君荣），正好赶上了这种“鬼天气”。公历7月25日，他拿出了随身带来的欧洲温度计，到室外一测量，乖乖不得了，居然有44.4摄氏度！

按照宋君荣的测量数据计算，7月20日到25日，京城的最高气温已经连续六天超过40摄氏度了。难以想象在没有风扇、没有空调的条件下，陷于恐慌中的人们怎么熬下去。

此时正是北方割麦子的季节，如此酷暑却无法下地。有人冒险去田间劳作，发现地面滚烫，土石焦黑一片，拿起铁制农具刚干了几分钟活，双手便烫出了的血泡。大旱千里，到处是干硬的黄沙，往地里浇水，瞬间就能蒸发成水蒸气。西南方向的庄稼全部枯萎，农作物欠收引起了饥荒，更要命的是，已经很难打到地下水了，可怜的农民兄弟只能外出找活干。

可是城市里也是一片惨状，正午艳阳炙烤下，铅锡一类的金属都融化了，屋顶上的瓦片被晒裂，各家房屋墙壁的背阴处都灼热。生活用具发烫，家具被烤坏，一些身体肥胖的人，坐在闷热难耐的室内，悄无声息地逝去。有不少人为了躲避炎热逃离家乡，在毒日头下行走，突然中暑晕厥，再也没能醒来。全城的水井几乎被舀干，后来连一些污水都成了香饽饽。

其实高温现象从5月份就开始有了苗头，只是到了7月份才大爆发。这场热灾带来的直接后果，是7月14日到25日这些天，仅京城连同周边地区就有11400人丧命，如果其他各省地区的加起来，遇难人数多达20万以上。宋君荣他们又带着信徒，帮助清政府收敛逝者遗体，为这些人祷告。

百姓在高温中纷纷倒下，举国上下哀声载道，乾隆皇帝面临严峻挑战。他个人的第一个动作，是在烈日下穿着龙袍，登上了祭坛，祈求降雨。之后乾隆发布了那一条上谕，相当于罪己诏。

古时的天灾通常被视为对世人的惩罚，一般都和天子有关，不利于天子的自然现象，往往会动摇民心甚至导致起义。乾隆先自己把锅背下来，再来拯救天下苍生，无异于最优操作。

天灾并没有因罪己诏而消失，老天爷也没有落下来一滴雨，于是奉皇帝的命令，医师官员们开始在街头发放解暑降温的冰汤、药品，进行人道援助，可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阻止中暑伤亡人数的增加。

朝廷又下拨一万两白银的抗高温经费，并向所有灾民发放赈灾的粮食，抑制米价，进行了“普赈”、“大赈”与“加赈”，通算下来，总数达到了几百石。

面对流离失所的老百姓，乾隆命令在各个受灾地区设立粥场，搭建临时场所，就近安置灾民。并且免掉受灾地区的赋税，以工代赈，在景州兴建工程，招募无家可归者前往工作，以避免流民都涌入京城，滋生瘟疫。

遗憾的是，清廷没有管控好水价，一些黑心商人借机屯水，大发国难财，水价暴涨得比油还贵。之后王公贵族们也加入进来，大肆屯水。

招数用尽，只是大家没想到高温竟然一直持续，平民百姓还是处于水深火热中。失去了收入的普通人家和小商贩，陷入了挨饿的困境，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外出挣钱。

山西有一户狄家人，一直做染坊生意，这年酷暑导致染布水温难以控制，只能暂时歇业。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五口人坐吃山空，狄姓男子挨不住了，决定外出做短工。

结果有一天，他在户外挑水时，因为高温炙烤，脱水去世。惊闻噩耗，妻子匆匆赶去替丈夫收尸，等她背着丈夫遗体快到家时，也不幸脱水去世。家中两位老人一时间无法接受事实，悲愤投井自杀。狄家年幼的儿女，因为饥饿夭折。数日后他们才被街坊邻居发现，众人流着泪将这一家人安葬。

身为皇帝的乾隆，享受的待遇自然与穷苦百姓不同，皇宫里的小日子颇为滋润，有专门存放冰块的冰窖，整整18座，藏了2万多块冰。每天拿出来几块，放在房间里降温，立即实现了“空调房”自由。据说还在门口挂了一张龙皮，愈发巩固了屋内的冰凉效果。

御医每天会熬制解暑汤药，日常冰镇美食也不能少，手上捧着冷饮的乾隆，扇着凉风，感慨万千，即兴赋诗一首：“冰盘与雪簟，潋滟翻寒光，辗转苦烦热，心在黔黎旁。”大概意思是我啃着冰镇水果，躺在凉席上很舒服，但是我的人民很煎熬，我晚上睡不着觉，一直担忧着他们。字里行间，无不透着乾隆忧国忧民的情怀。

正巧乾隆看到了山西巡抚上奏说：“能否打开官方冰窖，把冰块分给老百姓消暑用呢？”他阅完极为不爽，马上吩咐身边人道：“快加冰，加冰！”

直到乾隆九年（1744年）六月，华北普降大雨，酷暑才得到了缓解。之后秋粮丰收，热灾总算是告一段落了。

据专家推测，导致乾隆八年极端高温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暖高压系统长久稳定地控制华北地区所致。值得一提的是，在气象学家竺可桢的研究当中，乾隆年间正处于小冰河期的回暖时期，而乾隆八年（1743年）又恰好位于回暖期中气温持续上升的阶段。

最近一千多年间，中国典型的炎夏事件共有19例，比如清康熙十年（1671年）、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同治九年（1870年）、1942年等，这些“炎夏”和乾隆八年“最热夏天”都已成为历史，“酷热”却从未远去。“酷热”背后正在发生的事情，更加值得人深思。

进入到了二十一世纪，“大热”越来越多，除了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大量温室气体排放也是元凶之一。没人敢保证，未来的每一场极端天气，我们都能够像现在这样从容抵御。只有保护生态环境，珍惜地球家园，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筱弓

参考资料：《北京档案·乾隆年间北京的高温记载》、《1743年华北夏季极端高温：相对温暖气候背景下的历史炎夏事件研究》、《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清代气象记录》、《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