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朝鲜多次派遣使团出访中国。朴趾源就是乾隆年间出访过中国的一位朝鲜使者。他是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朝鲜伟大的思想家和现实主义文学家。1780年，他作为文人名士被邀随同为乾隆皇帝祝寿的使节团来到中国。归国后，他用中文写下了卷帙浩繁的《热河日记》，详细记载了他在访问中国时的所见所闻。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介绍中国的名著，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冷静地观察中国，评论中国，对中国的风景名胜、社会习俗、人情世故、明季史实及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均有记载，同时也大量记录了他与清朝士大夫讨论经史诗文、琴棋书画、天文历法等问题的谈话内容，是研究清朝历史、清代中朝关系史的重要文献。在此，仅就《热河日记》与18世纪中朝文化交流略作论述。

一、燕行使：文化交流的桥梁

中国和朝鲜山水相连，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大国，在亚洲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占有重要的国际地位。在历史上，中国与各国的关系总被视作是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这种宗藩关系下的往来，只能是朝贡与赏赐。

明朝时期，中朝两国的关系特别亲密。朝鲜使者“岁辄四五至焉”，明朝政府每次都“待以加礼”，“他国不敢望也”。[1] 明代人严从简记载：朝鲜“每岁凡万寿圣节、正旦、皇太子千秋节，皆遣使奉表朝贺、贡方物，其他庆慰、谢恩等使，率无常期，或前者未还而后者已至。……天朝亦厚礼之，异于他蕃。”[2]

清朝建立之后，每年元旦、冬至和中国皇帝生日，朝鲜都定期派遣使者到北京祝贺。对中国皇帝登基、上尊号、册封皇后、建储、平叛等大事，朝鲜也派使问候或祝贺。中国对朝鲜国内的国王继位、立储、封后、吊祭、赐谥等重大事务也同样关心，常派使者前去致贺、慰问。频繁的使者往来，密切了两国关系。

朝鲜同清朝进行的使节活动，据有关学者统计，“从1637年始到1893年止，历时256年，每年定期派出的使节共达514次，再加上不定期的使节交往，其朝贡活动的次数就更多。”[3]

朝鲜使节将出使清朝视为燕京（北京）之行。燕行使不断来到中国，在中朝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通过使臣来往，不少书籍从中国传入朝鲜。这种传播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清朝皇帝赐书给朝鲜使团。如1712年，康熙帝赐给朝鲜使团《全唐诗》120卷、《渊鉴类函》140卷、《佩文韵府》95卷、《古文渊鉴》24卷；1723年，雍正帝赐给朝鲜使团《周易折中》、《朱子全书》；1729年，他又赐《康熙字典》、《性理大全》、《诗经传说》、《音韵阐微》等书给朝鲜使团。二是朝鲜使团在北京购买中国书籍，其数量更为巨大，书籍种类也更为广泛，通常为朝鲜王朝需要的天文、地理、历史、政典等方面的书籍。如1720年，朝鲜使团从北京购买到《册府元龟》301卷、《续文献通考》100卷、《图书编》78卷、《荆川稗编》60卷、《三才图绘》80卷、《通鉴直解》24卷、《名山藏》40卷、《楚辞》8卷、《汉魏六朝百名家集》60卷、《全唐诗》120卷、《唐诗正声》6卷、《唐诗直解》10卷、《唐诗选》6卷、《瀛奎律髓》10卷、《宋诗钞》32卷、《元诗选》36卷、《明诗综》32卷、《古文觉斯》8卷、《司马温公集》24卷、《周濂溪集》6卷、《欧阳公集》15卷、《东坡诗集》10卷、《秦淮海集》6卷、《杨龟山集》9卷、《朱韦斋集》6卷、《张南轩集》20卷、《陆放翁集》60卷、《西湖志》12卷、《盛京志》12卷、《通州志》8卷、《黄山志》7卷、《山海经》4卷、《四书人物考》15卷、《列朝诗集小传》10卷等等。

随着朝鲜学者加入燕行使团，两国学者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回国之后，燕行使团中的有关人员将其在华时的所见所闻撰写成文，报告朝廷，有些则著录成书，刊行于世。这些燕行之作，统称为《燕行录》。其数目繁多，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是中朝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主要有：洪大容著《湛轩燕记》、徐浩修著《燕行录》、金正中著《燕行录》、柳得恭著《燕台再游录》、徐长辅著《蓟山纪程》、朴思浩著《燕蓟纪程》、金景善著《燕辕直指》、郑太和著《朝天日录》、徐文重著《燕行日录》、柳命天著《燕行日记》、闵镇远著《燕行录》、李宜显著《燕行杂识》、朴来谦著《沈槎录》、徐有闻著《戊午燕行录》、李承五著《燕槎日记》等等。

朴趾源的《热河日记》是《燕行录》中的代表作之一。朴趾源（1737—1805）字仲美，号燕岩，是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朝鲜伟大的思想家和现实主义文学家。1780年，朴趾源的堂兄朴明源被任命为正使，率团来华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寿诞。朴趾源应其邀请，以随从身份伴行，随使团由鸭绿江取道东北，经盛京、山海关到北京。适逢乾隆皇帝驻热河行宫，又转赴热河。此行历时三月有余，行程数千里。回国后，朴趾源用汉文著述了庞大的记行文，即《热河日记》。这部作品可以统称为记行体特写，记述了作者一行人从渡江起直到中国之行结束为止的全部见闻。根据不同的描写对象，书中对各个部分则分别采用了日记体、随笔、政论文、小说等多种文学体裁和表现手法，整部作品从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历史、名胜古迹以及人情世故等方面描绘了当时清朝社会的全貌。《热河日记》完成于1784年，出版后在朝鲜广为流传，家喻户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师清之论：与传统观念的决裂

前已述及，明朝时期中朝两国的关系特别亲密。朝鲜人对明朝的感情非常深厚。明亡清兴之后，朝鲜国内“尊明斥清”的风潮很盛，认为清朝是“夷狄”所建，不是正统的中国王朝。有人甚至扬言“北伐”，反清复明。

传统的“华夷论”是一个严重的思想障碍。只有扫除了这个障碍，才能正确认识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文化，促进朝鲜的富强。在这方面朴趾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从实际出发，正视满族一统华夏的现实，打破传统的“华夷论”，承认汉文化在清朝统治下正在延续和发展，指出清朝文化的诸多先进之处，主张学习中国。

诚然，朴趾源也是尊明的。《热河日记》开篇即言：“皇明中华也，吾初受命之上国也。崇祯十七年毅宗烈皇帝殉社稷，明室亡，于今百三十余年，曷至今称之。清人入主中国，而先王之制度变而为胡。环东土数千里画江而为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明室犹存于鸭水以东也。虽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旧，然皆能尊崇祯以存中国也。”

在《热河日记》中，朴趾源还深情地写道：“我东服事皇明二百余年，忠诚剀挚，虽称属国，无异内服。”[4] “鸣呼！皇明吾上国也。上国之于属邦，其锡赍之物虽微如丝毫，若陨自天，荣动一域，庆流万世。而其奉温谕，虽数行之札，高若云汉，惊若雷霆，感若时雨。何也？上国也。何为上国？曰中华也。吾先王列朝之所受命也。故其所都燕京曰京师，其巡幸之所曰行在，我效土物之仪曰职贡，其语当宁曰天子，其朝廷曰天朝，陪臣之在庭曰朝天，行人之出我疆场曰天使，属邦之妇人孺子语上国莫不称天而尊之者，四百年犹一日，盖吾明室之恩不可忘也。”[5]

但是，面对清朝统一中国，创建康乾盛世的现实，朴趾源对传统的“华夷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尊明斥清”的思潮进行了大胆的批驳，明确指出：“尊周自尊周也，夷狄自夷狄也，中华之城郭、宫室、人民，固自在也，正德、利用、厚生之具，固自如也，崔陆王谢之氏族，固不废也，周张程朱之学问，固未泯也，三代以降，圣帝明王汉唐宋明之良法美制，固不变也。彼胡虏者，诚知中国之可利而足以久享，则至于夺而据之，若固有之。为天下者，苟利于民而厚于国，虽其法之或出于夷狄，固将取而则之。而况三代以降，圣帝明王汉唐宋明固有之故常哉！圣人之作春秋，固为尊华而攘夷，然未闻愤夷狄之猾夏，并与中华可尊之实而攘之也。故今之人，诚欲攘夷也，莫如尽学中华之遗法，先变我俗之椎鲁，自耕蚕陶冶，以至通工惠商，莫不学焉。人十己百，先利吾民使吾民制梃，而足以挞彼之坚甲利兵，然后谓中国无可观可也。”[6]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朴趾源认为对清朝应该一分为二，即将王朝本身与其文化分开来看。清王朝确系“夷狄”建立的政权，但这个王朝内的城郭、人民、科学技术、学术思想、良法美制，与过去并无变化。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在清朝统治下正在延续和发展。尊华攘夷固然重要，但绝不能因“夷狄”统治中国，而将中华固有的先进文化也攘斥掉。

朴趾源认为，衡量先进文化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富民强国。来到中国之后，朴趾源亲身感受到中国的富庶强大。在《热河日记》中，他深有感触地写道：“今升平百余年，四境无金革战斗之声，桑麻菀然，鸡狗四达，休养生息，乃能如是。汉唐以来所未尝有也。”[7] 因此，他大声疾呼：朝鲜要想富强起来，就要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即使这种文化出于“夷狄”王朝，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也要向他们学习。即使朝鲜要“北伐”，要将“夷狄”从中原赶出去，也得向中国学习。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使朝鲜富强起来之后，才能实现“北伐”攘夷的目的。

朴趾源的这番“师清之论”，振聋发聩，引人深思。它打破了传统的华夷观念，纠正了朝鲜国内“尊明斥清”的思潮，为中国文化在朝鲜的传播扫除了障碍。

三、《避暑录》：朝鲜使者笔下的避暑山庄

《热河日记》中有一篇《避暑录》，开篇写明：“避暑录者，余游避暑山庄所录也。”朝鲜使者对避暑山庄印象如何？对清人关于避暑山庄的诗文有何评价？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在此我们试作分析。

朴趾源在日记中写道：初九日，入热河，寓太学。“热河宫阙壮丽，左右市廛连瓦十里，塞北一大都会也。直西有捧捶山，一峰矗立，状如砧杵，高百余丈，直耸倚天，夕阳斜映，作烂金色，康熙帝改名磬捶山。热河城高三丈余，周三十里，康熙五十二年杂石水纹皲筑。”“太学，制如皇京。大成殿及大成门皆重檐黄琉璃瓦，明伦堂在大成殿右墙外，堂前行阁扁以日修斋、时习斋，右有进德斋、修业斋。堂后有甓，大厅左右有小斋。”“皆穷极奢丽”。[8]

避暑山庄的美景给朴趾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满怀激情地写道：“热河有三十六景，康熙逐景置殿阁。一曰烟波致爽，一曰芝迳云堤，一曰无暑清凉，一曰延薰山馆，一曰水芳岩秀，一曰万壑松风，一曰松鹤清越，一曰云山胜地，一曰四面云山，一曰北枕双峰，一曰西岭晨霞，一曰锤峰落照，一曰南山积雪，一曰梨花伴月，一曰曲水荷香，一曰风泉清听，一曰濠濮闲想，一曰天宇咸畅，一曰煖溜喧波，一曰泉源石壁，一曰青枫绿屿，一曰莺啭乔木，一曰香远益清，一曰金莲映日，一曰远近泉声，一曰云帆月舫，一曰芳渚临流，一曰云容水态，一曰澄泉绕石，一曰澄波叠翠，一曰石矶观鱼，一曰镜水云岑，一曰双湖夹镜，一曰长虹饮练，一曰甫田丛樾，一曰水流云在，统名所居曰避暑山庄。”

他在日记中特地抄录了康熙的《避暑山庄记》，他写道：“康熙自为记曰：金山发脉，暖溜分泉，云壑渟泓，石潭青霭，境广草肥，无伤田庐之害；风清夏爽，宜人调养之方。朕数巡江干，深知南方之秀丽；两幸秦陇，益明西土之殚陈；北过龙沙，东游长白山川人物，亦不能尽述，皆吾之所不取。惟兹热河，道近神京，地辟荒野。度高平远近之差，开自然峰岚之势。依松为斋，引水在亭，皆非人力之所能。借芳甸而为助，无刻桷丹楹之费，喜林泉抱素之怀。文禽戏绿水而不避，麋鹿映夕阳而成群。鸢飞鱼跃，从天性之高下；远色紫氛，开韶景之低仰，。此居避暑山庄之概也。”[9]

朴趾源不仅游览了避暑山庄，阅读了康熙有关避暑山庄的诗文，还对康熙的山庄诗和清朝人对这些诗的注释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他在日记中写道：“康熙山庄诗共三十六首，皆陋拙无致，盖多勉强詠哦，以示素抱，而群下必搜罗群书以广签注。如《烟波致爽》曰：‘山庄频避暑，静默少喧哗。’此何足多费训释。而为注者引梁萧统诗‘命驾出山庄’，刘禹锡诗‘绿罗阴下有山庄’，戴叔伦诗‘芝田枣迳往来频’，孙逖诗‘地胜林亭好，时清宴赏频’，魏征《九成宫醴泉铭》‘皇帝避暑乎，九成之宫’，梁简文帝纳凉诗‘避暑高梧侧，轻风时入襟’，白居易诗‘望春花景暖，避暑竹风凉’，《南史·沈麟士传》‘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人以为养身静默所致’，皇甫曾诗‘草长光风里，莺啼静默间’，何逊诗‘视听绝喧哗’。此才两句，无不可解者，安用许多笺注？帝庸作诗亦安用许多出处？朱子曰：‘关关雎鸠，出在何处？’此可为诗学之大成。”[10]

朴趾源认为康熙的山庄诗“皆陋拙无致，盖多勉强詠哦，以示素抱”。这个评价是否准确？我们还可以再作讨论。但上述所引，康熙两句浅显易懂的詠山庄诗，竟引来了签注者不厌其烦，故弄玄虚，引经据典，字字必注，却反映了当时的不良学风。在这一点上，朴趾源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四、《忘羊录》：中朝士子的友谊佳话

朴趾源在访华期间，广交中国学者，研讨学问，交换各方面的知识，促进了中朝文化交流，也留下了一段中朝友谊的佳话。

《热河日记》中有一篇《忘羊录》，其中写道：“朝日，随尹亨山嘉铨、王鹄汀民皡入修业斋阅视乐器还，过亨山所寓，公蒸全羊为余专设也。论说乐律，古今同异，陈设颇久而未见劝饷。俄而，尹公问：‘羊烹未？’侍者对曰：‘响设已冷。’尹公谢耄荒愦愦。余曰：‘昔夫子闻韶不知肉味，今陋人得闻大雅之论，已忘全羊。’尹公曰：‘所谓臧谷俱忘。’相与大笑。遂次其笔，语为忘羊录。”[11]

这段话生动地描写了朴趾源与中国学者因研讨学问而废寝忘食的感人情景，真实地反映了中朝两国人民渴望交流的迫切愿望，再一次证实了中朝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在此，我们简略地介绍一下朴趾源与中国士子结交的情况。

在沈阳，朴趾源与李龟蒙、裴宽等人结识。在《热河日记·粟斋笔谈》中，朴趾源记载道：“李龟蒙，字东野，号麟斋，蜀绵竹人也，年三十九，身长七尺，口阔颐，面似傅粉，朗然读书，声出金石。”“裴宽，字褐夫，卢龙县人也，年四十七，身长七尺余，美须髯，善饮酒，笔翰如飞，休休然有长者风。自刻其《过亭集》二卷，又有《青梅诗话》二卷。妻杜氏，十九卒，有《临湘轩集》一集，属余为序。”[12]

在热河，朴趾源与尹嘉铨、王民皡等人结识。他们同寓太学一馆，昼宵相从，彼此互为客主，感情十分融洽。他们交谈了6日，讨论的内容十分广泛，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文学艺术，无所不包。

在《热河日记》中，朴趾源记载道：“王民皡，江苏人也，时年五十四，为人淳质。”与其交谈，常苦日短，言犹未尽。为此，特约五更即起，明烛笔谈。两人“且饭且语，易数三十纸，自寅至酉，凡八时。”因王民皡号鹄汀，此篇即为《鹄汀笔谈》。[13]

朴趾源还记载道：“郝成，歙人也，字志亭，号长城，见任山东都司。虽武人乎，博学多闻，身长八尺，紫髯炯眸，骨相精紧，与余语，昼夜不倦，所著书皆诗话。” “尹嘉铨，直隶博野人也，号亨山，通奉大夫大理寺卿致仕，时年七十。”与余“论古今乐律历代治乱，俱载《忘羊录》。” “ 奇丰额，满州人也，字丽川，见任贵州按察使。”“身长八尺，白皙，美姿容，善修威仪，博学能文，善谐笑，斥佛甚峻，持论颇正。”[14]

当朴趾源要离开热河，与中国学者告别时，双方依依不舍。王民皡流涕曰：“千古诀别，只在此宵。况奈来夜，月明何盖？” 尹嘉铨拭泪曰：“吾年老，朝暮草露。先生方盛龄，设再至京里，当不无此夜之思。”并举杯指月道：“月下相别，他日相思万里，见月如见先生也。”[15]

上述记载，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生动地再现了18世纪中朝文化交流的情景，真实地反映了中朝士子间的深情厚谊。

五、北京：西学入朝的中转站

大航海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先传到中国和日本，再从中国传入朝鲜。朝鲜的西学初传史是西学入华史进一步东传的延伸。朝鲜的燕行士人是西学入朝的中坚人物，北京则是西学入朝的一个中转站。在《燕行录》中朝鲜士人留下了不少在北京接触西人西学，以及他们与中国士人讨论西学的记载。《热河日记》中也有这方面的宝贵资料。

朴趾源对西人西学是有兴趣的。来华之后，他就对中国学者说道：“鄙人万里间关，观光上国。敝邦可在极东，欧罗乃是泰西。以极东泰西之人愿一相见。”[16]

在北京，朴趾源参观了利玛窦墓，并作了如下记载：“出阜成门行数里，道左列石柱四五十，上架葡萄，方烂熟，有石牌楼三间，左右对蹲石狮，内有高阁，问守者，乃知为利玛窦冢，而诸西士东西继葬者总为七十余冢。冢域筑墙正方如基局，几三里，其内皆西士冢也。……树碣为表曰：‘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左旁小记曰：‘利先生讳玛窦，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人，自幼真修，明万历辛巳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来都，万历庚戌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右旁又以西洋字刻之。碑左右树华表，阳起云龙。碑前又有砖屋，上平如台，列树云龙石柱为象。设有享阁，阁前又有石牌楼、石狮子、汤若望纪念碑。”[17]

朴趾源对北京的观象台和台上陈列的传教士制作的天文仪器印象深刻，他在日记中写道：“附城有高台，出堞丈余，曰观象台。台上诸仪器，远望有似大纺车，以考中星辰夜昏明之候。凡日月星辰风云气色之变异，登此台占焉。其下为府，曰钦天监。正堂扁书‘观察惟勤’，庭中杂置仪器，皆铜造。非但不识其名，形制诡奇，骇人心目。上台则可以俯瞰一城，而守者牢拒，不得上而归。盖台上诸器似是浑天仪、璇玑玉衡之类。”[18]

朴趾源还寻访过北京的天主教堂。在《热河日记》中，他这样写道：“自热河还入燕京即寻天主堂。宣武门内，东面而望，有屋头圆如铁钟耸出闾阎者乃天主堂也。城内四方皆有一堂。此堂乃西天主也。天主者犹言天皇氏、盘古氏之称也。但其人善治历，以其国之制，造屋以居。其术绝浮伪，贵诚信，昭事上帝为宗地，忠孝慈爱为工务，迁善改过为入门生死大事。”“堂高七仞，无虑数百间，而有似铁铸土陶。”[19]

朴趾源对教堂内的西洋画印象深刻。写道：“今天主堂中墙壁、藻井之间，所画云气人物，有非心智思虑所可测度，亦非语言文字所可形容。” “有妇人膝置五六岁孺子。孺子病羸，白眼直视。则妇人侧首不忍见者。旁侧侍御五六人，俯视病儿，有惨然回首者。鬼车鸟翅，如蝙蝠坠地宛转。有一神将，脚踏鸟腹，手举铁杵，撞鸟首者。有人首人身而鸟翼飞者，百种惊奇，不可方物。左右壁上，云气堆积如盛夏午天，如海上新霁，如洞壑将曙，蓬滃勃郁，千葩万朵，映日生晕，远而望之，则绵邈深遂，杳无穷际。而群神出没，百鬼呈露，披襟拂袂，挨肩叠迹，而忽令近者远，而浅者深，隐者显，而蔽者露，各各离立，皆有凭空御风之势。盖云气相隔而使之也。仰视藻井，则无数婴儿跳荡彩云间，累累悬空而下，肌肤温然，手腕胫节，肥若缘绞，骤令观者莫不惊号错愕，仰首张手，以承其坠落也。”[20]

朴趾源对西洋风琴也很感兴趣，《热河日记》中专门写有《风琴》一篇。其中写道：“今吾入中国，每思风琴之制，日常憧憧于中也。”“余虽耳审其声，目察其制，然又文不能尽其妙，是为大恨也。”[21]

《热河日记》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还有很多，它们再一次证实了北京在西学入朝史中的地位。正如韩国当代历史学家李元淳所说：朝鲜同西欧文明的早期接触并非借助于西洋人，“而是通过留京朝鲜使者和北京四座天主堂以及耶稣会圣徒所辖天文历法机关——钦天监才实现的。” “明清时期移植于北京一角并已汉化的欧洲文化即‘清欧文明’，通过赴京朝鲜使者而源源不绝地流入汉字文化圈范围内的政治封锁世界——朝鲜王国。政治使者承担刚刚汉化的西欧文明的‘文化导管’作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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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明史》卷320，《朝鲜传》。

[2]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1，《朝鲜》。

[3] 任桂淳：《试论十八世纪清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以李朝出使清朝的使节问题为中心》，载《清史研究》1995年第4期。

[4] 朴趾源：《热河日记》，《馹汛随笔》，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

[5] 朴趾源：《热河日记》，《行在杂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385页。

[6] 朴趾源：《热河日记》，《馹汛随笔》，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126页。

[7] 朴趾源：《热河日记》，《还燕道中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页。

[8] 朴趾源：《热河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

[9] 朴趾源：《热河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535—536页。

[10] 朴趾源：《热河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554页。

[11] 朴趾源：《热河日记》，《忘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页。

[12] 朴趾源：《热河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79—80页。

[13] 朴趾源：《热河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332，454页。

[14] 朴趾源：《热河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334页。

[15] 朴趾源：《热河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306页。

[16] 朴趾源：《热河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462页。

[17] 朴趾源：《热河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704—705页。

[18] 朴趾源：《热河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687页。

[19] 朴趾源：《热河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658页。

[20] 朴趾源：《热河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659—660页。

[21] 朴趾源：《热河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658，656页。

[22] 李元淳：《朝鲜西学的历史意义》，载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42页。

(文章原载《首都博物馆丛刊》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