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庆发生山林火灾，引起了举国上下的瞩目。在如火如荼的救灾过程中，那支以志愿者为主力的摩托车运输队显得格外耀眼。

火起突然，消防官兵虽第一时间赶赴一线与大火进行殊死搏斗，但是由于火灾发生在山林之间，火势很大，且山林之间山高路远，千沟万壑，车辆等交通工具走走停停，困难重重，以致于事关前线消防官兵安全的物资迟迟无法送达。正当局势无比惊心动魄之时，当地志愿者组成的“骑士团”站了出来，他们背着箩筐、驮着灭火器及各类物资，骑着摩托，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奔赴火场，向前线消防官兵，送去了物资。他们当中，很大部分是95后乃至00后，他们是中华精神传承的真实写照，他们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淞沪抗战（淞沪抗战纪念馆）

90年前，面对日本鬼子的残暴侵略，十九路军用浴血奋战，感动了全中国人民，激发了全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刷新了世界各国的观感。军队英勇杀敌，军队背后的上海乃至中国人民，也正如重庆山火后的重庆人民，令人格外感动。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袭击十九路军驻地闸北，酿成“一二八事变”。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十九路军官兵，再也忍受不了这种侮辱，他们决心违抗国民党政府关于“撤出上海”、“避免冲突”的命令，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浴血奋战。

十九路军爱国将领蔡廷锴

日本侵略者大肆进攻上海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了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的号召，并通过党直接领导的抗日团体——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发动和组织工人、学生、知识分子，从各方面支援十九路军抗战。沪西日本纱厂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大罢工，罢工工人组织了工人义勇军，救护队帮助十九路军运输食物、各种军用物资和数护伤兵。

新闻媒体也行动起来。上海广播电台在广播中滚动播放最新的前线战况和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感人事迹，并多次鼓励听众对十九路军进行捐助。一名小学生每天清晨上学前都要听新闻，曾两次捐出自己的冬衣；海门工人祝三省在3月4日晚间听到收听我军收复失地的佳音后，与同厂工人第3次自发为抗战捐款。电台对听众捐款捐物的姓名和数目，广播每日要播送嘉奖，并在《时事新报》上另行登报，借助媒体多方宣扬听众的热心和各方的支持。截至5月19日，电台所属亚美公司共收到听众捐款大洋四万多元，收到听众的捐物数以万计，有将士们和受难同胞御寒的大衣、衣服、被褥、被单、鞋子，还有急需的米票、食物甚至书籍等等。电台还专门开设救助节目，建立了听众与十九路军及受难同胞之间的一条互动通道。

宋庆龄、何香凝等著名人士代表全市人民赴前线慰问和鼓励与日军进行生死搏斗的官兵，并亲自筹集资金创办伤兵医院。史量才等爱国人士组织了“上海市地方维持会”，自觉地担负起组织市民支援前线抗战和稳定后方金融秩序等任务。甚至还黑帮大佬杜月笙也亲自带着各种物资，包括大米、罐头、纱布、绷带等战争急需物品到蔡庭锴的司令部慰问。

在各方努力下，凡是前线需要什么东西，上海民众一得到消息，就一呼百应，立即组织人力物力满足要求。前方急需麻袋做沙包，消息传出不到十几小时，满卡车、满卡车的麻袋就从租界运送到前方。前方急需运输工具通过报纸征集，消息传出不到半天，各种各样的卡车、机器脚踏车等运输工具，便从四面八方开往前线。仅仅几天时间，上海市民的捐赠就完全满足了前线将士的需求，由于捐献物资太多，十九路军根本用不完，为了避免浪费，十九路军专门登报鸣谢，表示“物品现在已经充足”，大家不要再捐献了。海外华侨也不甘落后，除了捐款外，还捐飞机，美国华侨购买了31架战斗机，很快就送到了上海前线。

在抗战34天中，国民党政府不给十九路军军饷和武器，十九路军所需物资供给、全靠上海乃至全国人民支持。淞沪抗战的消息传到浙江时，正值寒假，杭州不少同学及时返校，组织了支援前线等多种活动。同学们将节省下的经费投入到支援前线的抗战中去，铁路、邮电、店员、人力车和其它行业的工人们也从微薄的收入中每人捐出一二元钱。2月1日，宁波《时事公报》社发出募捐通知，至3月24日，“全城共捐银洋万余元和其它物资不计其数”，宁波各界群众还在一日内就捐集麻袋2万只，咸光饼（干粮）30多万只。

3月7日，绍兴各界召开慰劳卫国将士大会，宣布汇款2000元至上海，慰劳十九路军抗日将士。同月，温州第十中学学生组织抗日义捐队，平阳也成立了民众募捐援助十九路军临时会。嘉兴各界成立了国难共济会，其任务是收编上海来的难民和给军队雇船只。嘉兴抗日救国会积极筹款，于2月中旬将一批急需的丝绵背心寄到上海慰问十九路军将士。为使驻上虞的国民党第五军第八十八师及时赶赴上海参加战斗，铁路工人冒着炮火运送兵员和军需物资。在这一行动中，沪杭甬铁路还有14名工人献出了生命。

为了支援抗战，文化界也不甘落后，报纸上每天都刊登前线杀敌的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抗日影片，剧院上演抗日剧目，并且还深入前线给战士们慰问演出。上海等地一批进步的文化界人士也陆续来到杭州，他们联络杭城的一些抗日爱国人士及学生，组织起杭州左翼作家联盟、杭州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杭州艺术工作者联盟等群众组织，通过文化艺术活动开展抗日爱国宣传。

如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艺专剧社”通过演出话剧，发扬民族精神，提高民众的思想觉悟；省立杭州师范学校的“白煤学社”，以“白煤”之意向世人表示要像“煤”一样燃烧自己，他们通过在同学中组织读书会，介绍马克思的著作和高尔基、鲁迅等人的文艺作品，还徒步到杭县、诸暨等县农村进行抗日宣传；“五月花剧社”发起和组织者是“上海剧联”党支部书记刘保罗等人，他们在杭州上演了由田汉创作的《一致》《战友》等戏剧，鼓舞广大群众要求民主、抗日的爱国热情，并创办了《五月花周刊》，推动了杭州抗日爱国戏剧运动的开展；在萧山的“湘湖音乐团”，由湘湖师范学校的20余位学生组成，他们演出的歌曲《木兰从军》《满江红》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团员一度达到100多人。

“一方有难，八方支持”，使一二八淞沪抗战取得了可喜的战果。十九路军爱国将领蔡廷锴深有体会地说：“这回战争上所表现的力量是民众的；所以，如有光荣可言，亦是民众的光荣。惟民众的力量才是伟大的、真实的力量，离开了民众，我们便失去了内在的生命和存在的价值了。”

在灾难面前，中国人总能拧成一股绳。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对日的妥协和不抵抗表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断定中国没有抵抗能力，相信日本4小时攻占上海的狂妄预言。经此一战，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开始对中国人民的良好国民性交口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