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战百年。事实上，中国对一战的记忆并不深刻，对参战一事颇多贬斥，弊大于利的声音也不时出现。这种声音并不是今日才有的，当时上到总统黎元洪，手握重兵的冯国璋，以及孙中山、康有为，乃至段祺瑞自己的幕僚徐树铮，下到平民百姓，几乎是全国反对。

湖南省长兼督军、省长谭延闿称“中国并无船只往来协约国，有无封锁，似与中国无关”，“如中国加入战团，德败，中国不能分受何种利益；德胜，必向中国取偿，即协约国亦必借端要索填补损失”，“将来议和，中国得与列席。在德国，当感中国前此保持中立诚意，愿认维持。如和局关系远东问题，中国当然有列席资格，无加入战团之必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参战了吗）

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华民国利益据理力争的辜鸿铭更为激烈，他在《是义还是利》一文中写道“这一中国古老的国际法说：‘师出必以名’。可中国现在根本没有对德国宣战的理由。今天欧洲的争战和中国一点点关系都没有。中国没有值得一提的商船队，也根本不和德国的潜艇战发生接触。事实上，在我看来根本没有形成适用于法官在法庭宣判德国的法律。向中国出主意中国应怎样做的人，我以为他根本不理解‘厚颜无耻’这个词的意思。中国若采取这样的行动，便完全是一场不可饶恕的厚颜无耻。”接下来他预言“在根本没有宣战的理由，没有任何可以诉说的原因，而只是为了战后从协约国得到一点点好处，那么中国就将成为一个小人的民族。如果中国成了这样的一个民族，那么她就应受到审判。”

这之后的发展似乎验证了辜鸿铭的预言，中国虽然忝列战胜国却遭到列强新一轮的瓜分，最终引发五四运动。

而且辜鸿铭所说的“一旦一个或几个协约国，比如说日本，当她发现她不可分享的利益在中国时，或者甚至可以说，如果他发现了自己有兴趣来剥削和压迫这个国家，并肢解和吞并这个国家时，中国对此又能说些什么呢？中国能大声呼吁友谊、法律和正义吗？日本会对她说：‘你在和德国的关系中考虑到友谊、法律和正义了吗？那好，我们对待你就像你对待德国那样：我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就像你在对德关系中所做的。’”也成为一些人认为日本侵略中国的理由。

实际上，日本侵占中国的计划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就已做好，无论中国是否参加一战，是否失去道德，都无法改变日本的想法。遑论以当时形势来看，中国没有选择的余地。

在一战爆发后，袁世凯政府希望以中立之身而不使欧洲战火烧到中国。因此，北京竭力强调自己的中立国权力。不过袁世凯也明白，仅仅依据国际法及自己颁布的局外中立条规，实不足以保护中国的主权。

而同盟国和协约国经过3年战争陷入互相消耗的堑壕战，人员伤亡巨大，急需劳工进行战备设施，担架运送，后方生产的工作。早在中国对德宣战前，法国英国就在山东，广东等地设立劳工招募局，招收劳工输送到欧战战场。为了获得更多劳工，协约国对华态度越发强硬，日本、美国也鼓动中国参战，美国甚至派人到南京劝告冯国璋总统，称中国参战，庚子赔款可以延缓支付，中国关税可以提高。不仅如此，中国宣战后，德国与奥匈帝国的庚子赔款可以不赔了，德奥两国租界中国也回收了。

所以早在战争爆发之初，曾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的梁士诒即有所预见，他对袁世凯说：“德奥以小敌大，战之结果，必难悻胜。在我见，正不妨明白对德绝交宣战，将来与和议中取得地位，与国家前途，深有裨補。”1915年5月，中国政府被迫签下“二十一条”。袁世凯问外交家陆徵祥有什么补救办法，陆回答：“只有参战，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

在北京政府宣告中立之前，原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便曾向陆军总长段祺瑞提议，中国应对德宣战，“因为青岛问题，日本倘借口英日同盟先我而为之，则极难于应付，而且日后纠葛更多”。他主张，最好能促使德国自动交还青岛，这样日本便没有出兵的借口。如不成，则对德宣战，“不使在中国的土地上，我守中立，彼来用兵”。可惜，这一主张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尽管段祺瑞表示他也赞成宣战的主张，但当时绝大多数军政要人都不赞成主动卷入。

待袁世凯去世，段祺瑞成为实际掌权者后，他再次提出参战事宜。1917年，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后来几经周折，段祺瑞政府终于在8月14日，宣布“与德奥两国同时入于战争之状态”，与两国所签条约一律废止。

1918年，同盟国战败，协约国胜利了。中国虽然没有出兵欧洲，但以30万劳工援助协约国。参战后，中国即收回德、奥在天津、汉口的租界，撤销两国领事裁判权。同时获得协约国许诺：庚子赔款自1917年12月起暂缓五年偿还（俄国仅同意缓还1/3)，免加利息；德奥赔款永远撤销（占庚子赔款总数的20.91%，其中德国9,000余万两，奥匈400万两）；改变《南京条约》“协定关税”条款规定的5%固定税率，允许中国提高5%关税；天津周围20里内允许中国暂时驻军，以防范德奥侨民。

中日两国先后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例》《鲁案细目协定》，中国有条件地收回青岛。1924年《中德协约》、1926年《中奥通商条约》签订，北洋政府不仅获得《凡尔赛和约》中有利于中国的条件，还从德国获得约8,400万元的战争赔款。加上中国战时所获的德国船只，以及被免去的庚子赔款，中国总收益达2.5亿元。

此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成为国际联盟的创始会员国。1918年10月2日，时任驻美公使的顾维钧在纽约格林伍德公墓一次活动上说：“1917年8月14日，中国宣布参战。这不是一个随意的决定，而是理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