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闽西北地区的宁化西南半县农民暴动已经过去了整整62个年头了，但当年那群情激昂的场面，那浴血奋斗的豪壮情景，至今还铭刻在我的心头，留下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记。位于武夷山东麓，与长汀、清流相连的宁化县曹坊乡，山林茂密、沃野千顷，素有“粮仓”之称。但在旧社会，殷实的粮仓为豪富所占有，富饶的山林被地主独霸，人民群众的苦难依然同其他地方一样深重。

我家迁居曹坊后，父亲李凤生在曹坊当帮工，我在上曹坊国民学校当堂丁（即杂工）。学校每年除管吃饭以外，只付给我100毫银（10元）工资，过着衣不蔽体，食难糊口的生活。此时，地下党领导人徐赤生经常向青年学生和工农大众宣传马列主义，宣传红军是穷苦群众自己的队伍等革命道理。

李培南（李培南简历）

我多次听了宣传，在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那时，统治者不让人们谈论红军，谁谈论红军，谁就要被捕坐牢。然而红军向闽西进军，在长汀消灭郭凤鸣旅的胜利消息，不仅推动了闽西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也更进一步鼓舞着工农劳苦大众谋求解放的斗志。

在曹坊暴动前夕，听说红军到了长汀，当地一位地下党员便叫我送信到长汀新桥去迎接红军来曹坊。当时年方17岁的我，高兴得难以自制，我是多么盼望红军早日到来呀！于是6月下旬的一个深夜，我邀了当地饭店一名比我大10余岁的工友曹初生，一起去长汀迎接红军。我们踏着浓浓的月色，手提一盏半旧的马灯，十分兴奋地徒步赶到长汀新桥。

我把曹坊地下党的信交给一个红军战士，由他转交给红军领导同志。于是红四军第二纵队约一千余名指战员便于6月25日在长汀整编后由纵队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率领前来曹坊。震撼闽西北的曹坊暴动终于拉开序幕。暴动指挥部也是红军纵队指挥部，设在上曹坊国民学校。

记得当时上曹坊驻有数十名民团，有八、九支步枪，民团成员大部分是北方籍。民团团长曹光禄听说红军到了长汀，早就跑回老家去了。当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一到，红军一枪未发，民团就全部缴械投降。

暴动那天，乡里几家店铺都挂上“迎接红军”“欢迎共产党领导农民暴动”等小红旗，商人走上了街道，支持和参加暴动。广大贫苦农民佩带红臂章，扛起土枪土炮，挥舞大刀梭标，走上街头，组成了浩大的暴动队伍。他们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等口号，群情激奋，斗志高昂，迎来了翻身解放的曙光。

人民群众从切身的苦难中深深懂得受剥削受压追的根源就是万恶的封建统治，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豪绅。于是暴动的群众仇敌忾揪斗了土豪曹国玉、曹玉南、曹金，打下了他们的威风。同时贴出布告，宣布地主豪绅的政策，责令他们交出款物分给穷，以减轻罪恶，但是土豪曹继兴、曹金兴两弟拒不听令，公开对抗工农政权。人们愤怒无比，暴动第三天即6月28日，放火烧毁了们的屋宇。对此，群众拍手称快，欢呼雀跃。其余顽固分子慑于红军的威力，便乖乖交粮食和款物，表示支持红军，拥护工农政“打土豪，分田地，烧契约，缴枪支”，是工农群众起来暴动的奋斗目标。

红军指战员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和暴动指挥部的成员起没收地主豪绅的浮财，打开他们的谷仓，贫苦群众分粮分物，并搜出地主豪绅隐藏的地契，当众烧毁。那时，尽管环境险恶，斗争张，随时都有危险，但由于打倒了土豪地，群众扬眉吐气，激情如潮，人们喜笑颜，到处充满了前所没有的欢庆气氛。

斗争的烽火越燃越旺，影响也进一步扩大，暴动向纵深继续，发展着。在红军的帮助下，6月27日，宁化县临时工农苏维埃政权一一宁化县革命委员会，在宁化城宣告成立。

7月5日，红一军团奉命沿江西省方向进军，西去湖南攻打长沙。在此期间，我正式参加了工农红军，在红四军二纵队司令部副官处当公差兵（即勤务兵）。从此，我告别了家告别了一起参加暴动的父老乡亲，开始了军旅生涯。

红军西去以后，参加暴动的群众便上山打击，继续和反动的民团进行斗争。主力红军开后，地方反动势力逐渐猖獗起来，革命队内部的一些意志薄弱者也开始动摇。两个月后，参加游击的全体成员陆续被分割包围，在敌人的包抄围堵中，游击队全遭杀害。至此，上曹坊暴动的成果也逐渐丧失了。

这次暴动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在残酷的白恐怖之下，工农劳苦群众的暴动除必须有坚强的党组织的领导，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之外，还必须有坚强的武装力量作后盾，必须肃混入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没有这些必备条，暴动必将遭至失败。

上曹坊的农民暴动，不仅在这块土地上播了红色火种，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革命战士，为党在这一区域坚持长期的斗争打下了基础。

二，在红军宣传队

1930年6月，我在福建宁化县上曹坊参加了工农红军。开始，我在红四军第二纵队副官处当公差兵。6月底，部队移驻江西省兴国县城里。

一天，纵队政治部宣传科长张际春同志把我叫去谈话。我把自己的简历对他谈了之后，他开门见山地说：“你会写字吗？”我在家读过几年书，还在学校当过一年半的校役，便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写得不好。”张科长高兴地说：“不要紧，写几个字给我看看。”随即他拿来了纸笔墨砚，要我当场面试。

我接过纸和笔，心里有些紧张，一时不知写什么字才好，憋了老半天没有下笔。张科长很随和地说：“不要紧，随便写什么字都行。”

紧接着他又说：“就写‘打土豪’三个字吧。”于是，我一笔一划地写出了“打土豪”三个字。字体虽然不太漂亮，但还算端正。张科长一看，满面笑容，拍拍我的肩膀说：“行！你就到宣传队当宣传员！”

在这半年以前，红军中的宣传员是不吃香的。因为那时还不太重视宣传工作，搞宣传都是抽一些病号参加。因此，曾经有少数同志说宣传队是“收容队”、“卖狗皮膏药的”。古田会议决议，指明了红军中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任务和方法，为红军宣传工作制定了正确的方针。

1930年4月26日，红军第四军政治部还发布了《宣传员工作纲要》，使宣传工作更加具体化了。自那以后，宣传员的成份也起了根本变化，再也不象以前那样了，而是挑选机关、连队中文化水平较高的骨干分子参加。这样，宣传队的地位比以前高多了，谁当上了宣传队员，谁就被认为是有两下子的人，其本人也觉得光彩。

我能到宣传队里去工作，心里当然是甜滋滋的。宣传队的任务主要是宣传工农群众、检查部队纪律，瓦解敌军和教育俘虏，搞社会调查，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对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给连队战士教唱红军歌曲等。形式上主要是文字宣传、口头宣传、化装宣传等。文字宣传主要是写标语，散发传单。

同志随身带着宣传品，在行军途中不断散发给群。到了县城、圩镇，我们宣传队就用大红布上做成标语，悬挂于街道中间。凡是人们常到的地方，都要写上和贴上标语和布告。我们还常通过邮局给敌方白军官兵邮寄宣传品或信件，向他们宣传红军的主张、方针和政策。

我宣传队的第二天，就拿着一把棕刷子，提着小桶石灰水，走到哪里写到哪里。石灰用光了，就在当地购买补充。标语内容有对敌人，有对群众的，也有对部队的，如：“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军阀混战”、“消灭反动力量”、“农民暴动万岁”、“穷人不打穷人”、“实行男女平等”、“士兵不打士兵”、“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

当我想，写标语就是为红军留名扩大红军的政影响，所以，我们每到一地总想多写上几条语。写斗大的字还觉得没有气魄，就到老乡里借来梯子架在墙上，写更大的字，就这，红军所到之处，在行人易见的墙壁上，都我们写下的标语。别看这些石灰字，其政治影响可大哪。穷人看见它高兴，地主看见它丧胆。

一天，我们几个人来到湖南浏阳县文家市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大家一到此地，几把棕刷子在墙壁上就刷开啦。附近的群众看见我们写标语，就知道“朱毛”的红军来了，纷纷围拢上来看热闹。

有个中年妇女走到我们跟前说：“红军同志，到我家门口写一条好吗？”。“好！”我高兴的应了一声，就走到她的屋檐下写了四个大字。那应大嫂笑嘻嘻地问：“这是什么字？”我指着墙上的字告诉她：“红军万岁！”。她听了连连点头，说：“好，好！红军万岁！红军万万岁！”

可是这个村子里的地主、土豪劣绅，发现我们来了，知道将有大部队进村，一个个都逃到村外去了。这也好，部队进村后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向地主“清仓查库”，把地主、土豪剥削农民的粮食和物资，分配给当地的工农劳苦群众。

搞口头宣传主要靠口头演讲。这个任务主要由一些善于讲演的同志担任。他们手持一面红色宣传小旗帜进行讲演。为了更好地吸引群众来听宣传，有时还敲锣打鼓，而后乘机作讲演。我们还经常深入各家各户作个别谈话；教育俘虏。我虽然负责文字宣传一一写标语，但了搞口头宣传。

一次，领导上让我看管名俘虏。这些俘虏绝大多数是穷人出被迫参加国民党军队的。他们被俘后，实行优待俘虏政策。因此，他们对我们没敌意。除少数人想回家外，多数表示愿红军，但一时还没把他们编入连队。

一天宿营时，一个俘虏兵乘我睡觉时候，从我里偷走了几十元（银洋）伙食费。当我，发现钱袋里的银洋没了，猜测是俘虏。我没有发火，也没有挨个搜身，而是讲清道理，我和大家说，这笔钱是大家的经费，我有份，你们每个人也有份。在红军里，人人亲如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能像国民党军队那样，谁手长谁发财。这笔菜钱丢了，大家吃饭就成问题。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大家没有饭吃，怎么能活下去？

我的话一停，底下就唧唧喳喳地议论开一会功夫，有个人把我拉到一边，说是的。后来经过个别教育，偷钱的俘虏兵承认了错误，把钱交了出来。这件事使我体会标语威力大，但口头宣传的作用也不小啊！

在红军部队里，还经常举行文艺晚会，鼓舞士气。不过，那时的剧团不象今天的专业剧团，都是业余的。参加演出的演员除宣传队的宣传员外，有不少是自动参加演出的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许多领导同志也登台表演，如当时担任师直党总支书记杨成武、团党总支书记王集成和师政委刘亚楼等政治干部都当过临时演员，这对我们宣传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我第一次参加演出的节目是表演唱：《工农兵和妇女解放歌》，表演时有的扮成工人，有的扮成农民，有的扮成士兵，还有的扮成妇女。我扮农民，其它歌词现在记不起来了，但我唱的那一段几十年一直没有忘记。大意是：

今天想起来，怎么不心痛？

地主剥削、豪绅压迫到如今，还有靖匪更凶恶，

当宣传员比在机关、连队的工作累得多。每天部队还没有出发，宣传员跟打前站号房子的管理员提前动身。部队到达宿营地后，大家都休息了，宣传员才陆陆续续地回到宿营地。当时虽然工作量很大，但我们并不觉得累，总是乐呵呵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也是红军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

三，攻打长沙

参加红军后，我经历的第一次大的、比较激烈的战斗是攻打长沙。当时，我虽然在宣传队，但随主力转战，亲历了这次战斗的几个重要战场，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1930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在“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下，6月下旬，闽西地区的红军从长汀出发，经江西省石城、兴国，去执行“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的作战计划。我随部队进入江西，不久攻占了宜春的樟树，随后，部队西渡赣江，向南昌前进。

红军解放樟树镇期间，当地人民群众支持配合红军作战，做好支援红军的各项工作。当我们进入山区后，群众拿着煮好的饭菜放在路边来欢迎红军。他们热情欢迎工农自己的队伍，他们渴望翻身解放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月间，以彭德怀为总指挥的红军第三军团，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向中心城市进攻，于当月底趁敌人势态孤立之机，迅速将其击溃，占领了湖南省会长沙。其间，我们红军第一方面军仍在南昌附近待机。8月1日，部队派出部分兵力，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3周年。随后，为支援红三军团，并求得打开湘鄂赣边界地区的局面，部队向湖南推进，先后攻占了万载、文家市等地。主力在奔袭文家市时，一举歼灭了敌人一个旅，俘敌一千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8月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以“消灭何键部队，进攻长沙”，进一步向长沙推进。此时，长沙守敌有10万余人，并修建防御工事。

总前委根据敌情，决定诱歼敌人于工事之外。但长沙守敌在小股出击被歼后，其余队伍一直坚守不出。我军两次总攻长沙，均未成功。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经过总前委讨论和毛泽东等同志的耐心说服，红军决定撤围长沙，于9月12日转向江西前进。

四，在反“围剿”战斗中

红军主力东渡赣江时，敌人以7个师的兵力，编成3个纵队由吉安、丰城、樟树等地，分成向红军原来的所在地清江至分宜的袁水两岸地区进攻。敌人扑空后，又以主力转向赣江两岸推进。红军有计划地实行战略退却，于12月初退到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荫蔽集结，待机歼敌。

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我随部队在福建建宁一带筹集革命经费。其间，根据总前委的部署，红军以建宁为中心，在建宁、黎川、泰宁等县征集资材，筹集给养，扩大红军，开辟新的红色区域。在建宁县城期间，我们宣传队用红土、石灰水在一些大的房子周围书写了许多诸如“工人组织工会”、“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和瓦解敌军等内容的宣传标语。

1933年2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撤离南丰，以一部伪装主力，将敌军引向黎川方向。我所在的红二师，随主力秘密隐蔽于广昌以西东韶、洛口等地阻击敌军。2月底，敌第五十二、五十九师分两路向宜黄南部的黄陂、大龙坪地区前进。我主力部队突然发起猛攻，经两天时间的激战，将敌全部歼灭。

3月下旬，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又将红军兵力集中于草台冈、徐庄附近，再次歼灭敌第十一师大部。红军两战两捷，全歼敌主力3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万余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这是红军抵制“左”倾冒险主义的结果。

五，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日子里

1933年冬天，我在红二师红五团一营三连当指导员的时候，师政治部选派我到设在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党校学习。我得到通知后，心里非常高兴，当即打好背包出发了。

中央党校位于瑞金县城的东北约十多华里的洋溪村，创办于1933年3月，是我党所建立的第一所党校。第一任校长任弼时，后来调任湘赣革命根据地分局书记。我到党校学习时，校长是董必武，副校长冯雪峰，教务主任罗明。这一期学员约二百余人，大部份是苏区各级党组织选送来的最优秀的同志，少量来自红军部队的政工干部和白区地下工作者；还有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留下的代表。

全校共分五个班，高干班（李坚真大姐和我当时在此班），一班（班主任姓郭，详名已忘），二班（班主任冯文彬同志），三班（班主任吴仲廉大姐）及白区工作训练班（陈云同志负责）。

每班约四五十人。教员大多由领导兼任，开设的课程及任课老师是：《西方革命史》由董必武同志讲授，《党的建设》由罗迈（即李维汉）讲授，《政治常识》由冯雪峰以及专职教员李培南同志任课，音乐课由洪水同志（越南籍）教唱革命歌曲。

1934年夏间，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还增开了军事课程，有游击战术以及爆破技术等。

生活用具十分简陋，每餐是用蒲草编织的饭包蒸饭（按每个人的定量下的米），我们称它为“小饭包”。当时，为了支援前线，中华苏维埃政府要求后方单位节约粮食。各机关、学校和团体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每人每天的定量不到一斤米。我们这些年轻人的饭量都很大，但想到前方打仗的同志，大家都表示宁愿少吃一点，也要尽量节省下粮食来，支援前方。

吃“小饭包”的情景更感人，互相关心，相互体贴，总要把自己那份“小包饭”，从自己饭碗里拨出一些给饭量大的其他同学。大家相互谦让，谁也不愿多吃一口，这种互相关心，互相照顾的精神，使每个人都感到集体的温暖，把大家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为争取前线的胜利做贡献。

那时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还有一个比吃粮食更难的就是吃盐极难。当时一块银洋只能买到一两成盐，有时用硝盐（有苦味）代替成盐。生活可谓真正的艰难之极。但大家始终相互关心，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学习之余也开展各种活动，校园里随时可听到欢快的歌声。

由于当时前线战事频繁，在“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下，有些部队思想比较混乱，有的红军战斗连队减员严重，除战斗伤亡较大外，有的战士，借故请假长期不归队的事也屡见不鲜，为了做好动员战士归队，我们常常奉命到学校附近县协助地方苏维埃政府工作。

记得有次学校组织学员去执行动员红军战士归队工作的临时任务，大家都到学校报到后，由学校按班编组分到长汀、瑞金等县各乡去搞扩红和归队工作。我所在的高干班由李坚真大姐带队负责，到闽西地区一一长汀的河田、濯田等地乡镇。

李坚真同志在去党校之前是长汀县委书记，对那一带的情况较熟悉，有群众基础，所以安排她带一些同志到那里。我们通过张贴公告、标语各种宣传活动，号召青壮年为保卫苏区、巩固苏区做贡献，发动和鼓励他们积极报名参加红军。

当时，在这些乡村也发现有些从部队借故回来长期不归队的，我们就二三人一小组，分头去做归队工作。给他们讲革命道理，向他们说明红军反“围剿”的斗争形势，鼓舞他们的斗志，向他们宣传只有把苏区的劳苦工农群众动员起来，团结战斗，粉碎敌人的“围剿”，工农群众才能过上安定的生活。这些开小差回来的同志，经我们耐心地说服教育，心里又明亮起来，精神又振奋起来，服从党和政府的号召，高高兴兴地返回队伍。

我和其他同学在李坚真大姐率领下，完成扩红突击队的工作任务后，又回到党校继续学习。

瑞金中央党校虽然只办了两期，但她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不少人才。学员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学到了理论知识，并为宣传、发动组织苏区群众做了大量工作。瑞金党校也为以后的创办党校、培训人才积累了经验。毛泽东同志后来在延安创办党校时，就非常注意肃清王明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明确地提出实事求是的办学方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时隔9年之后，也就是1943年春，我有机会再次进党校学习，亲身感受到党校办学质量的提高。那时我由敌后抗日根据地山东省滨海区的人路军一一五师卫生部，与司令部通讯科长张瑞同志同伴去延安养病。病稍好，我要求进党校学习，编入中央党校第二部第三支部。这次学习，我感到理论与实践联系密切，很能解决实际问题，收获很大。

六，跟随谭震林视察后方医院

有一天，校部通知我说：“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的李部长找你谈话”。我去后，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弼庭，他问了我在哪个部队工作，当了几年兵，家里还有什么人？我回答后，他说：“还有些天才能开学，现在派你跟谭震林去福建长汀的四都，视察后方医院，回来以后向我汇报。”

我知道谭震林同志是福建军区司令员，跟首长去我自然愿意。于是我当即表示：“我愿意跟首长下去视察，一定尽力把工作做好，照顾好首长的安全。”

第二天我跟随谭震林司令员出发了。他牵着一匹骡子，带了些行李，既没有警卫人员，也没有别的人陪同，只有我一个人跟随。我一边走心里头一边琢磨：怎么没有别人跟随呢？但又觉得不好过问。

我接过牵牲口的缰绳说：“司令员！您骑上走，让我牵着吧。”谭司令员笑着说：“你这小鬼倒挺机灵的。只有一头骡子，我骑上了你就得走路。我们俩还是步行吧，边走边聊不是很好吗？”

他不时微笑着问我是哪个单位来的，家住在哪里，几口人？什么时候参加红军的，连队的情况怎样？我都一一作了回答。

当他知道我是调来党校学习的，高兴地说：“好哇！来党校学习是不容易，要好好学，将来为革命事业做更多的工作。”后来他沉默了，两眼凝视着前方，凝视着山岗，默默地走着，好长一段时间才又说：“我们现在的情况还很困难，蒋介石想吃掉我们，苏区的工农劳苦大众在四次反“围剿”中给了我们极大支持，可也付出了血的代价，遭受了苦难，红军也损失不小，但是只要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指挥，胜利一定还是我们的……。”

途中，谭司令员有时骑上骡子走段路，但多半是步行。我们走了六、七十里，太阳快落山时，到了四都后方医院。这个医院收容了约百多各伤病员，他们分住在老乡家中，受到众的精心护理。

我们到达的第二天，医院和病员把我们当作中央代表欢迎，还多次要求他们作目前政治形势报告。于是谭司令员向院的工作人员、伤病员，还有当地区、乡苏埃政府和地方党的干部，讲了形势和任务。首先代表党中央和福建军区向大家表示亲切问，接着讲了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和义，指明了面临的艰苦和困难，要求大家提信心，坚持斗争，并祝伤病员早日痊愈，恢复健康，重返前线。他的报告赢得了热烈的掌，给大家以莫大鼓舞。

回到瑞金，组织部领导派人把我叫去，让我向他汇报。我如实地谈了医院的情况，汇报了跟随谭司令视察的感受，特别讲了谭司令员平易近人、爱护下级，不怕疾病传染，和伤病员亲切攀谈……。那位领导说：“不要谈这些东西，要谈别的。”当时把我弄懵了。

后来他要我汇报下去后发现谭司令员有什么毛病，有什么别的活动。我听后心里有点火，但又不敢发怒，便说：“我如实地汇报，不会拐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回事？”他板脸说：“算了算了，你回去吧！”

七，在军委直属队

会后，我们把直属队党总支党员大会上讨论的情况和形成的决议上报到总政组织部。红军开始长征之前，总政组织部发出了开除孔荷宠党籍的决定，并将此决定传达到了中央红军党的基层组织。

李宽和同志：（1913.10—2001），福建三明清流县长校镇人。1930年6月在福建省宁化县上曹坊村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8月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2纵队副官处公差兵，红四军第2纵队政治部宣传员。红五军团13师38团总支书记，39团1营政治教导员、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团（亦称特务团）团组织干事、俱乐部主任。

1938年4月任八路军第115师第5支队（对外称永兴支队）政治委员。后任冀鲁边区六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副司令员，八路军第115师卫生部政治委员。1945年上半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24日接到中央命令，赶往东北解放区。同年11月抵达沈阳，去中共中央东北局报到后，被委任为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政治委员。1946年4月调任通化医学院政治委员。同年5月，通化医学院与哈尔滨的东北军医大学合并，任东北军医大学政治委员。1946年5月带领东北军医大学全体医职员工整体迁来兴山（鹤岗）市。1946年7月7日任中共兴山（今鹤岗）市委第一任市委书记（当时，在兴山市的机构有中国医大、后方医院、军工部所属各厂、东北电影制片厂等单位，为了集中统一兴山市党的领导，成立中共兴山市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军需部第三局政治委员，广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1962年晋升为大校军衔。1957年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