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1903份农村中小学生的调查问卷数据，分析学生社会情感能力与其遭受校园欺凌之间的关系，并检验家庭情感支持和学校情感支持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农村中小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水平与校园欺凌发生率显著负相关；家庭情感支持和学校情感支持分别在农村中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与校园欺凌之间起中介作用，且后者发挥的中介作用大于前者。因此，在校园欺凌防治中家庭和学校系统都应重视培育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并为其构建多维度的情感支持网络。

关键词：社会情感能力；校园欺凌；影响机制；情感支持；农村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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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目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二、研究设计

三、研究结果

四、讨论与结论

尽管校园欺凌防治是各国政府、社会和学界高度重视的一项议题，但由于欺凌现象的复杂性和反复性[1]，其治理仍存在诸多难点。如果应对不当，学校和教师不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2]，还可能对学生的心理造成二次伤害、恶化师生关系[3]。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校园欺凌研究就受到学界的关注，已有研究不仅分析校园欺凌产生的原因及消极后果[4]，而且还提出校园欺凌的应对策略，例如加强教师在反欺凌方面的专业培训[5]，健全反校园欺凌的法律体系，加强处罚力度[6]。但过往校园欺凌的研究以探索亲子陪伴[7]、家庭教养模式[8]、学校氛围[9]等外部支持因素为主，鲜少将学生性格、情绪等个体特征和外部生态环境结合起来考察。而社会情感能力（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y，SEC）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关键，由美国学术、社会与情感学习协作组CASEL（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在情绪智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其定义为：儿童管理自己的情绪、感受和表达对他人的共情，能与他人建立和保持积极的关系以及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的能力[10]。该能力既对微观个体的学业成就有重要的影响，也是预防校园欺凌防治的关键能力之一。已有研究发现，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与其遭遇欺凌行为之间存在相互消减、相互对立的关系[11]。当学生拥有良好的社会情感能力时，他们会提升自身的同理心，具备辨识、领会及响应他人情绪的能力，并展现出和善的交际举止。这种能力有助于学生控制自己的情绪，增强社交技巧，并掌握妥善解决同伴间冲突的方法[12]，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减少校园欺凌现象。

受到上述研究的启发，加之农村地区的学生可能面临更多的欺凌问题[13]，本研究考察农村中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在校园欺凌治理中发挥的溢出效应，明晰农村中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影响校园欺凌行为的具体机制，打开其中间过程的“黑箱”状态，对于构建校园欺凌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研究根据1903份农村中小学生的调研数据，从家庭和学校的情感支持视角入手，探索农村中小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影响其校园欺凌行为的作用机制，以期为农村校园欺凌防治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学界对于农村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个体、家庭、学校三个维度展开，探讨被欺凌群体的个体差异，抑或是家庭、学校所能提供的相关支持对校园欺凌的防治效果。欣德朗提出的生活方式理论认为个体之所以会被伤害，与其自身的某些特征有关[14]。我国农村地区校园欺凌频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地区儿童相对缺乏人际交往技巧[15]，在社交时他们易敏感、缺乏自信，面对冲突时常采用回避原则，这种消极内向的性格易助长欺凌行为。而社会情感能力作为21世纪的核心软实力之一，能够帮助个体识别、理解和回应别人的感受，这为形成同伴友谊、应对和解决冲突提供了基础，成为预防校园欺凌问题的关键因素。相关研究亦证实，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与校园欺凌显著负相关[16]，通过开展社会情感学习项目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率[17]。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农村中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对其遭受校园欺凌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校园欺凌本质上是学生之间在校园内基于物理和精神力量对比的以强凌弱行为[18]，其行为结果受到个体特征和情感的影响。网络理论指出，情感是防止网络分化为不同小团体的关键力量[19]，是群体团结的核心。而社会情感能力能够识别情感和管理情感，有助于个体从他人那里获取情感支持，增强群体之间的依恋。情感支持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是个体从其他群体中所能获得的情感上的关怀和鼓励[20]。相比于物质支持而言，农村青少年对情感支持的需求更为强烈[21]，个体所能感受到的情感支持可能更有利于遏制欺凌行为的产生。这类支持产生的效果更弥散、更持久[22]。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来看，中小学生直接活动的微观系统主要是学校和家庭[23]，因此，本研究将学生所能获得的情感支持分为家庭情感支持和学校情感支持两个方面。从家庭层面看，亲子关系是学生获得家庭情感支持的基础，是家庭系统内部儿童的精神依靠。相关研究发现，亲子关系的疏离会增加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风险[24]。而社会情感能力较好的学生，负面情绪较少，能与父母构建良好的关系[25]，增强亲子互动。这有助于儿童建立自信、学会尊重他人，并在与家庭成员的互动中学习如何表达情感，妥善处理冲突[26]。这类技能的形成会帮助学生在学校学会人际交往，减少冲突，也不易成为被欺凌对象。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家庭情感支持是农村中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影响校园欺凌的中介要素。

从学校层面出发，学生获取的情感支持主要来自教师和同伴这两类群体。学生察觉到的教师的注意、鼓励、关心、倾听、同理等支持态度可以帮助其提高人际自尊和社交能力[27]。如果学生长期缺乏教师的关心与爱护、与老师情感疏远，则容易缺乏自信与自我认同感[28]，成为欺凌者攻击的对象。同伴作为个体人生历程中的重要他人，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支持群体。当学生处于高竞争环境时，学校和家长对学生成绩高低排序的关注，使淳朴的友情掺杂了冷漠、猜疑等非信任情绪[29]，这种情绪不断积累会增加学生群体间冲突发生的概率，最后衍生为校园欺凌。而亲密而稳定的同伴关系则会形成稳定的群体力量，让欺凌者难以实施攻击行为。同时，如前所述，社会情感能力能促进人际关系的改善，使个体更易获得来自教师以及同伴的情感支持，从而使其避免处于被欺凌的处境。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3：学校情感支持是农村中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影响校园欺凌的中介要素。

综上所述，本研究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2021年11月至2022年3月，分别在河南省、湖北省、江苏省、山东省4省所属的15所农村中小学发放问卷。问卷调查根据便利抽样原则选择调查对象，以班级为单位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由调查人员在班级发放纸质问卷，学生填写完成后现场回收。本次共发放纸质问卷2372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903份。

2.变量说明

遭受校园欺凌情况。测量学生近1年以来遭受“其他学生孤立你”“其他学生嘲笑你或者给你起外号”“你被其他学生打或推搡”“其他学生散布有关你的谣言”“受到威胁或恐吓”“被人抢劫或勒索财物”等6种校园欺凌事件发生的频率，分为“从来没有”“一年几次”“每月几次”到“一周1次或更多”，分别赋值为1、2、3、4。研究样本中遭受过上述校园欺凌行为的比例为31.3%。

社会情感能力。本研究依据CASEL的研究框架设计中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量表，共设置27个问题，量表采用5点计分法。其中部分问卷题目为“当我需要帮助时，我会主动寻求帮助”“当别人指出我的错误时，我会冷静面对”“我能和其他小朋友和睦相处”等。该量表整体的信度系数为0.908，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信度。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该问卷的结构拟合系数（X2/df=5.575，CFI=0.907，RMSEA=0.049，TLI=0.896）符合模型拟合标准，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研究样本社会情感能力的均值为3.881，标准差为0.582。

家庭情感支持。家庭是儿童成长的避风港，亲子关系是儿童感知情感支持的基础，中小学生通过与家庭成员的积极沟通和情感交流，能够得到来自家庭成员的情感支持[30]。因此本研究从亲子关系、亲子沟通、家校沟通等方面测量家庭情感支持，问卷题目主要为“父母主动与教师沟通情况”“父母与你沟通情况”“父亲与子女的关系”“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均采用5点计分法。该量表的信度值为0.661，大于0.6，符合数据的内部一致要求。研究样本家庭情感支持的均值为3.786，标准差为0.672。

学校情感支持。学生能够从学校层面获得的情感支持主要来源于教师和同伴。个体感知的温暖、信任的师生关系能为其提供情感支持与安全感[31]，而良好的同伴关系不仅能为儿童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还能有效降低其实施反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将学校情感支持变量通过师生关系（“和老师的关系相处情况”“老师主动关心学生”）和同伴关系（如“我经常和同学起冲突”，取反向值）来体现，问题均采用5点计分法。该量表的信度值为0.616，大于0.6，符合数据的内部一致要求。本研究样本的构成学校情感支持变量的均值为3.823，标准差为0.812。

控制变量。学生个体相关控制变量包括学生性别、年级、寄宿与否、班干部经历、学业成绩、家庭经济状况、留守儿童、欺凌他人经历。整个模型的变量定义见表1。

3.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的数据搜集主要通过被试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在对农村中小学生施测时，强调问卷的匿名性以及保密性，并强调数据只限于科学研究，尽量控制共同方法偏差来源。此外，按照赫尔曼（Harman）的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CMV）检验。结果显示，分析数据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小于40%，因此研究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三、研究结果

1.社会情感能力与校园欺凌的描述性分析

将农村中小学遭受校园欺凌频次和社会情感能力分别与人口学变量做差异检验。基于表2的结果可知，学业成绩排名越靠后的农村中小学生越容易遭受校园欺凌。令人意外的是，家庭经济状况最差的农村中小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频次反而最低，家庭经济状况最富裕的学生更易遭受校园欺凌。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建档立卡的贫困生受到学校和老师的重视，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而欺凌家境富裕的学生很可能是出于嫉妒或出于社交动机，以凸显自己的优越感。

研究还发现，农村中小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得到显著提高，初中生的社会情感能力水平反而低于小学生。这种状况不仅受到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心理发展不稳定的影响，还可能与教师和家长对初中生的干预和支持少于小学生有关。另外，进入初中后，家长的过高期望以及学校的激烈竞争氛围加剧了学生的学业焦虑[32]，可能阻碍其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走读生的社会情感能力显著高于寄宿生，其中走读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均值为3.9，寄宿生为3.84。相较于寄宿生而言，走读生更多参与到家庭成员的互动中，频繁地适应不同的环境和人群，这种经历有助于培养他们的社交技能和应对能力。根据家庭生态系统理论，家庭环境差异是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差异的关键因素[33]。本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的学生，其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水平更高。较高的家庭经济水平通常意味着儿童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支持，接受更好的教育、有更多的社交机会和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从而有助于培育他们的社会情感能力。研究还发现，不同家庭结构的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存在差异，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弱于其他儿童。

数据还显示，具有班干部经历的农村中小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强于没有该经历的学生；农村中小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其社会情感能力关系密切，其学业成绩排名越靠前，社会情感能力发展也越好。这主要因为学业成绩优异的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更为大方自信，这有助于其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具有欺凌他人经历的个体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弱于没有该经历的学生，这意味着欺凌他人经历可能会对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2.社会情感能力对校园欺凌的预测效应

为了分析社会情感能力对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效应，先将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见表3），结果显示：年级、学业成绩、欺凌他人经历对农村中小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根据回归模型结果可知，年级变量的回归系数小于0，表示年级越低的学生越易遭受欺凌。学业成绩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034，学业成绩对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学业成绩排名越靠后的农村中小学生越容易遭受校园欺凌。欺凌他人经历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765，表明具有欺凌他人经历的学生更易遭受欺凌，这与过往的研究结果一致[34]。这可能与他们的某些特质或行为有关，欺凌行为导致该生与同龄人的关系变得紧张，社交能力下降，频繁地卷入校园欺凌中使其更易成为其他欺凌者的目标。

将社会情感能力变量纳入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农村中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对其遭受校园欺凌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社会情感能力水平越高的农村中小学生遭遇校园欺凌的风险越小。这意味着从个体层面出发，培养农村中小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可以有效降低校园欺凌的发生率。因为社会情感能力有助于建立尊重和合作的校园氛围，减少欺凌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同时，具备较高水平社会情感能力的学生通常能够更好地识别并解决潜在的欺凌问题，有助于化解校园欺凌危机。

3.社会情感能力对校园欺凌的影响机制

采用逐步回归改良的中介效应分析步骤，将中介变量家庭情感支持和学校情感支持分别作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模型，最后以遭受校园欺凌情况构建总体回归模型，探索农村中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对其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路径。结果如表4所示：

由中介效应路径模型的分析结果可知，模型4中农村中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对其遭受校园欺凌的直接预测效应为-0.016，没有达到0.1的显著性水平。而模型2中社会情感能力对家庭情感支持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336，模型4中家庭情感支持对农村中小学生遭受校园欺凌情况的路径系数为-0.097，两系数均至少达到0.01 的显著水平。这表明家庭情感支持作为中介因素，传递了农村中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对抵御校园欺凌的效应。社会情感能力对学校情感支持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64，学校情感支持影响农村中小学生遭受校园欺凌情况的路径系数为 -0.110，两系数均至少达到了0.01的显著水平，表明学校情感支持是农村中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抵御校园欺凌的中介变量。由此可知，社会情感能力通过增强农村中小学生从家庭和学校获得的情感支持，间接减少了他们遭受校园欺凌的可能性。

研究结果还显示，留守与否并不是影响农村中小学生校园欺凌的因素之一，这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有一定的出入[35]。依据模型2、模型3可知，农村留守儿童虽然获得的家庭情感支持比农村非留守儿童要少，然而其却能获得更多的学校情感支持。这表明学校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弥补留守儿童家庭支持的不足，这可能也是农村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概率和其他农村儿童没有统计学差异的重要原因。

为了验证中介结果的稳健性，研究采用bootstrap对中介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5）显示，家庭情感支持和学校情感支持的中介效应均显著。从两条路径中介效应的估计系数可以发现，学校情感支持的中介效应估计系数略大于家庭情感支持。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家庭、学校是个体直接接触的微系统，对其影响深远，往往在潜移默化中促使个体形成特定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模式[36]。对于农村中小学生来说，社会情感能力之所以能够在校园欺凌防治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获取来自微系统的情感支持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传导作用。

四、讨论与结论

1.研究结论

（1）社会情感能力对校园欺凌具有负向预测效应

基于表3中模型1的结果可知，农村中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对其遭受校园欺凌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农村中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越强，其受欺凌的情况越少，验证假设H1。这得益于社会情感能力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他人的情感与情绪，具备同理心[37]。拥有同理心的个体注重彼此平等地交流，能够让其更好地置身校园欺凌之外，并且敢于成为反击校园欺凌的捍卫者，从而减少欺凌的发生[38]。以往研究也发现，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学生更易遭受校园欺凌[39]，具备高水平的社会情感能力能够帮助农村中小学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减少其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

（2）情感支持是学生面临校园欺凌重要的保护因素

由表4模型4可知，家庭情感支持和学校情感支持的回归系数显著且和遭受欺凌呈负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家庭情感支持、学校情感支持是农村中小学生面临校园欺凌重要的保护因素。基于社会支持理论，个体可以从社会网络中获取充足的资源帮助其应对外在环境变化和抵抗风险[40]。情感支持是社会支持的重要方面，给予农村中小学生更多的家庭情感支持和学校情感支持，能够有效减少校园欺凌发生率。

相较于城市而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大量的父母为了生计选择外出务工，本次调研样本中有58.5%是留守儿童，容易产生“农村家庭教育主体缺位，农村家庭隔代抚育不过问”[41]的问题。亲子分离是农村父母难以提供情感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加之农村父母家庭教育理念的相对滞后，对儿童提供的情感支持不足，这也可能是农村校园欺凌频发的原因之一。然而，本研究发现留守儿童本身并不是校园欺凌的主要受害者，这是因为虽然他们获得的家庭情感支持有限，却可以获得更多的学校情感支持，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学校提供的情感力量对于校园欺凌防治的积极意义。

（3）情感支持在社会情感能力对校园欺凌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表4中模型2、模型3的结果显示，社会情感能力对家庭情感支持、学校情感支持均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家庭和学校是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场所，学生能否从家庭和学校中获得支持对其身心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中介机制的结果显示，家庭情感支持、学校情感支持分别在农村中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和其遭受校园欺凌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这一发现揭示了农村中小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水平对其能够获得的家庭和学校情感支持的程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情感支持的差异性进一步导致了农村中小学生在面对校园欺凌时的不同反应和经历。验证假设H2、假设H3。因此，注重培养农村中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同时也要发挥家庭、学校层面在农村中小学校园欺凌防治工作的积极作用。

2.研究启示

（1）加强情感教育，扭转“重认知，轻情感”的传统培养模式

首先，政府应加强对学生情感教育的关注，鼓励学校开设相应的社会情感能力课程并组织开展相关活动。本研究发现，农村中小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并未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有所提升，初中生的社会情感能力水平反而低于小学生。因此，学校作为培养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主阵地，应根据儿童不同发展阶段开设相应的课程，提升中小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其次，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润物细无声”，政策制定者及相关管理部门要注重培养教师的社会情感能力。除了将社会情感能力的相关课程纳入师范生教育、教师职前培训中，在日常教学中也要鼓励教师学习社会情感能力的相关课程，彼此分享，并且将社会情感能力通过有效的教学手段传输给学生。此外，家庭是孩子生活最主要的生态环境，家长应该积极引导孩子注重与同伴交往，培养孩子的成长性思维，鼓励孩子不断超越自我，这对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农村父母要为孩子提供力所能及的家庭情感支持

农村父母应积极履职，承担亲职责任，关注儿童发展，提高陪伴子女的质量，建立和谐友善的支持性家庭环境。即使农村父母选择外出务工也应通过互联网媒介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父母外出可以和留守子女实现实时互通，加上祖辈隔代养育的代际合作方式弥补父母不在身边可能造成的情感缺失[42]，依然可以发挥家庭情感支持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家长应积极引导子女学会与同学和谐相处，学会不欺凌他人、不被欺凌、不做欺凌旁观者，不主动卷入校园人际冲突中，当孩子被欺凌时能够及时维护其权益，成为儿童背后的情感支柱。

（3）农村中小学校需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生态

本研究发现，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农村中小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是降低其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之一。部分农村家长忙于生计对孩子疏于管教，加上受到传统的教育思维影响，更为倚仗学校的管教。本研究还发现农村中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与遭受校园欺凌的学校情感支持的中介作用略大于家庭情感支持。因此，学校要营造友善的人际交往氛围，鼓励同伴之间彼此支持。教师要主动与学生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提升学生对教师的信任感，以弥补家庭功能的不足。此外，学校教师尤其是班主任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更要主动了解和关注学生的内心世界和成长变化，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教导学生学会沟通和化解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学校还应通过积极主动的反校园欺凌宣传教育指导学生掌握自我保护技能，遇到欺凌问题能够主动向教师或者同伴求助。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教育体系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的战略管理研究”（20AGL030），2023年度常州市家庭教育研究院项目“早期亲子分离对儿童人力资本获得的影响研究”（课题编号：FERI2023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吴恩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梅雄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少年儿童研究》2024年第4期，第5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