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学校功能、作用的看法，是黄宗羲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以下只注篇名）

这就把学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说得十分清楚了。学校不仅是养士的地方，还要让“治天下之具”都出于学校。天下的大是大非，不是天子说了算，而是公之于学校。两者的意见相冲突时，以学校的意见为准。

黄宗羲还说：“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学校》）

黄宗羲的思想主张和影响（黄宗羲的思想主张是什么）

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学校同时是议政机构，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它虽然没有任何行政权，但在天下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有最终裁定权，“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在这一点上，学校的权力高于天子。

从地位上说，太学祭酒与宰相相当。讲学时，天子必须就弟子之列而恭听太学祭酒讲学，而太学祭酒所讲并非纯粹学术问题，而是根据“天下之法”对国家政治上的“缺失”提出批评意见。这实际上是在对行政权进行监督。黄宗羲所说的太学类似于现代议会，而太学祭酒则类似于议会议长的角色。

有论者认为，黄宗羲关于学校的言论表明，他“有明显的政治文化精英主义的倾向”，其“仍然支持尊卑上下，垂直层级的政治关系，是比较明显的”。（叶保强：皇权的限制与中国庶民社会——黄宗羲政治哲学新诠，吴光等主编：黄梨洲三百年祭，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p.114)

就强调学校、太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言，说黄宗羲有明显的政治文化精英倾向，是可以成立的。但以此作为他支持尊卑上下、垂直层级的政治关系的根据，则是不能成立的。

太学祭酒讲学，天子也须恭处弟子之位；天子之非是不再是公认的非是，他也必须以学校之非是为非是；君王唯我独尊的状态有了根本的改变。

就国家最高政治人物而言，君王、宰相、太学祭酒三者之间根本不是什么尊卑上下、垂直层级的关系，而是相对平等、相互牵制和制约的关系。

一些论者认为黄宗羲并不具有民主思想的一个理由是，他并没有否定君主制。有论者说：“梨洲在论述君道时，同时明确地肯定了君主制度，他并没有反对君主制，而是批判不依君道的君主。因此，将梨洲政治思想视为通向民主的诠释未免有点草率。”(同上书，p.110)

类似的观点说：“黄宗羲所批判的是‘恶’政治，即君主专制，并无意否定一般意义上的君主制。恰恰相反，他是以‘善’的君主制作为政治理想的。因此，黄宗羲的思想不可称为民主思想。”（程志华：儒学民本思想的终极视域——卢梭与黄宗羲的“对话”，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41～46页）

我认为这种观点有一个根本的误区：即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君”的意义。黄宗羲所说的古之人君，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下的君主。最根本的地方就是，他是人民的佃客，也就是公仆，他并不谋求一己之利，而是谋求天下人之利，其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也就是为天下的人民服务。

说黄宗羲只是批判君主专制，而不否定一般意义的君主制，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通的说法。君主制的特点就是专制，君主专制，即国家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君主一个人说了算。如果不具有这一特点，即使挂一个“君主”的名义，恐怕这一政体也不能说是君主制，例如“光荣革命”后的英国。

按照我们上面所分析的，黄宗羲所说的君主或天子，国家权力并非掌握在他一个人手中，他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在政权体制内，有诸臣特别是宰相对他权力的制衡；在政权体制外，有学校、太学、太学祭酒对他所作作为的监督，他不可能再行使专制的权力。

有论者说：“像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对君主专制的批评与斥责，其实未必像一些学者所说，有这么自觉的民主思想或所谓的启蒙意识，倒可能主要是基于明亡的激愤、痛苦与反思，所以并不见得是理性的分析而是激烈的痛斥。”（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384)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批评是否自觉，其分析是否理性，读过《明夷待访录》的人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我想说的是，“理性的分析”与“激烈的痛斥”是可以并行不悖、同存于一体的。

明朝的灭亡确实给黄宗羲带来“激愤、痛苦与反思”，但不仅于此，它更给黄宗羲带来自由思想和理性分析以及表达这种思想和分析的机会：明王朝已经无法管他了，而他也不承认清王朝有管束他的权力。

客观的条件再加上主观表达的意向，遂使《民夷待访录》这一奇书得以诞生。当然，他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也不是绝对的，全祖望在该书“跋”中的话就说明了这一点。

有论者说，黄宗羲关于君王、官员、法令、学校、土地制度的论述是其理想社会构想，“充满了乌托邦式的空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是根本不能实现的”。（王处辉主编：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506）

这些论述是黄宗羲的理想，也是他的原则；即使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根本不能实现，作为一种原则，不仅只是一种空想，对传统社会有着十分深刻的批判意义。即使到了现在，对于我们，黄宗羲的社会思想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思想研究》（黄忠晶等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