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自觉和文化自信，这种自觉自信逐渐沉淀为后人奋斗的一种永远参照——

长征之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意义

一个政党在危机中实现历史大转折，其思想自觉大体有三层意思：一是确实认识到以前的做法和思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二是独立自主靠自己的努力而非外力来改变过去的做法和思路；三是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实事求是地作出新的决策，推进新的实践，并迎来转机。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思想自觉，其基本内涵也是这三点。今天人们概括的长征精神，其中就有一条：“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实际上就是指党在长征途中的思想自觉。

处理危机，是对领导者的领导素质、领导能力和领导权威最严峻、也是最全面的考验。在危机中，人们普遍地渴望通过权威决策来消除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感，如果既有的领导不能化解危机，那他的权威必然会被能够化解危机的人所取代。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核心，正是在长征的危机中被选择和接受的，他的思想智慧和领导能力，更是在长征途中经历千难万险的实践考验后被全党认识和推崇的。长征促成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成熟，根本说来就是领导者和领导群体的成熟。

如此壮烈的行程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后人在惊叹和眺望之余，免不了要追问和思考：当时身陷绝境的人们，靠什么演绎了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故事？靠什么创造了难以想象的历史奇迹？靠什么凝聚起无限的能量，使自己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散的钢铁洪流？这是历史的追问，也是精神的追问，还是文化的追问。

在人类历史上，为生存或战争，一支队伍的远征常常引起后人的无限遐想和悠久惊叹。当时和后来不少人习惯于把中国红军1934年到1936年的长征，视为创造奇迹的军事大事，包括外国人，也常常把它同公元前218年迦太基的军事统帅汉尼拔为攻击罗马军队率部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艰苦行军（实际上只走了区区1800里路）相比。从军事上讲，长征的确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次战略大转移；但从政治上讲，长征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历史大转折，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一次大变局。

毛泽东一开始就不单是把红军长征作为军事事件来定性的。他在1935年就把长征比作“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并提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显然，这是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提炼红军长征的政治意义。因此，我们谈红军的长征，事实上是谈论中国共产党。概括地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成熟前在思想、组织和精神上的一次历史性跨越。

一、长征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自觉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被称为历史转折的事件只有两个，一个是1935年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另一个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它们的一个共同点是，中国共产党在遭遇大挫折、大危机情况下，靠自己的思想自觉、实践领导和政治选择，创造了绝处逢生进而迎来巨大胜利的奇迹。

一个政党在危机中实现历史大转折，其思想自觉大体有三层意思：一是确实认识到以前的做法和思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二是独立自主，靠自己的努力而非外力来改变过去的做法和思路；三是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实事求是地作出新的决策，推进新的实践，并迎来转机。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思想自觉，其基本内涵也是这三点。今天人们概括的长征精神，其中就有一条：“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实际上就是指党在长征途中的思想自觉。

要真正理解长征与中国共产党这三层思想自觉的意思，就不能不明了长征前由“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临时中央的做法和思路。在第五次反“围剿”进入到关键时刻，临时中央召集的六届五中全会对形势的判断很奇特。它完全根据共产国际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世界和中国形势的分析，提出：“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终结已经开始”，“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五次反“围剿”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这些教条主义的盲目论断，直接影响到军事上的战略指挥，即照搬外国堡垒战和阵地战的打法，同强大的敌人死拼，丢弃了毛泽东和朱德曾经屡试不爽的游击战法。在党内生活上，把不同意临时中央的想法和做法视为主要危险，宣布要“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其结果可想而知。所谓长征，按当时的说法叫“战略转移”，实际上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无可奈何的匆忙选择，是一次被动挨打的突围退却。

凡此等等，可以说是领导智慧和经验有问题，也可以说是军事指挥有问题，还可以从敌强我弱的客观背景上找原因，但归根结底是缺少独立自主地进行中国革命、实事求是地进行实践决策的思想自觉。陈云后来在延安曾和毛泽东谈到，由于经验不足，自己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中央的时候也犯过错误。毛泽东的回答是：不是经验不足的问题，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

思想方法不对头，是事后的总结。长征前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真正成熟，不具备这样的认识水平。人世间的事情，常常就是这样，不到万不得已，不到无路可走，人们不会下决心承认错误，更不会从根本上寻求犯错误的原因。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以后，绝大多数官兵都意识到，如果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党和红军必将被完全断送。甚至连一向谦逊稳重的红军总司令朱德，也甩出一句重话：“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

这才有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恰巧，同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在过湘江时被敌机炸毁了，为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解决危机提供了客观条件。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根本上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调整了中央领导层的结构，撤销了博古负总责的政治权力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没有像以往那样事先请示共产国际，或由共产国际裁决批准。生死攸关的长征，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地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了历史性决断。

有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精神和勇气，催生出实事求是地制定各方面政策的思想路线，也就水到渠成了。有了这种思想自觉，人还是那些人，但队伍的作战风格却焕然一新。就像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毛泽东是长征途中实现中国共产党思想自觉的典型代表，后来多次从这个角度谈到长征的意义。他说：“照搬苏联的经验，结果把南方的根据地几乎都丢掉了，只好长征，使革命受了很大损失。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了。”“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来一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经过长征，“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

根据毛泽东历次所谈，所谓思想自觉，其根本要义在于不能照搬书本教条和外国的经验，而应该把马列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靠中国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不经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危局，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大多数不会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可以说，没有长征途中的思想自觉，就不会有延安时期的理论成熟。

二、长征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成熟

所谓组织成熟，主要体现为干部队伍的成熟。

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谈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军事力量，一个基本的论断是：“长征的胜利是在遵义会议后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的。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骨干。”这个论断，源自毛泽东到达陕北后的有关论述。

中央红军到陕北时，从8万多人锐减到七八千人，难免在一些人中生出悲观情绪。毛泽东1944年5月2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中还说：“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七千人，成了‘皮包骨’……当时有些同志发生悲观情绪，其实是很不符合实际的。”这就遇到一个问题，长征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党内实际上有不同声音。为此，毛泽东在1935年12月专门作了回答。他说：长征使我们党过去的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为什么不是事实？毛泽东的依据是：“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

的确，关键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保留下什么样的人。只要有了思想自觉的人，就不愁办不成难事，不愁没有光明的前景。毛泽东后来谈到长征，总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明它的意义：“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我在一个会上作报告说，留下两万多人，我们更强了，因为我们有了经验。后来果然如此，政策一变，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数少了，反而更强大，是指思想经受了考验，能力得到了锻炼，幸存下来的是精华。这是不争的事实。毛泽东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适应和创造历史新局面的，正是长征幸存下来的那些精华，他们构成了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领导新中国建设，甚至领导开辟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骨干。

经历长征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更强大了，在于实现了团结统一上的涅槃新生。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在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张国焘不服从中央决策，甚至自恃人众枪多，明目张胆地成立第二“中央”，分裂党和红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等人作了坚决的斗争，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率领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任弼时和贺龙，身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领导人，以及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避免了分裂的危险，实现了党和红军的统一与团结。经历这场风波，全党上下对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坚定了，执行中央重大决策的自觉性显著提高了，此后在统一和团结上没有发生过大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组织成熟的一个标志。

经历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干部政策也成熟起来。长征以前，不少苏区都发生过严酷的党内斗争，有的是“肃反”扩大化，有的把工作分歧当作敌我矛盾，有的把工作失误甚至把一时没有完成任务上升到路线斗争，一些同志还是背着沉重的处分上路长征的。长征使党认识到，这种不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态必须纠正。党中央一到陕北，就果断地正确处理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内部矛盾，解救了已经被关押的刘志丹等人。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也是在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的前提下进行的。毛泽东后来谈到困难局面下如何对待干部时曾深有体会地说：“要记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的教训，那时因客观困难不能完成任务的干部很多受了打击，使他们感觉无出路。”“在困难环境中……要强调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

经历长征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熟最典型的标志是党中央的领导能力实现了飞跃。毛泽东最早提出了这个观点。他说：长征的胜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邓小平后来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论断。他在1989年5月31日说：“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6月16日，他讲得更彻底：“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

党的组织成熟，意味着党的领导层的稳定，这对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领导核心地位，至关重要。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

邓小平1989年提到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云、邓小平7位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包括他当时没有提到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另外两位重要成员叶剑英和李先念，无一例外都是长征的领导者或参加者，都经受了长征的特殊考验。这看起来是偶然的，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在危机中奋斗过来、亲身经历或推动重大历史转折的人，其政治智慧和思想方法，经验意志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均得到了非同寻常的锤炼。

处理危机，是对领导者的领导素质、领导能力和领导权威最严峻、也是最全面的考验。在危机中，人们普遍地渴望通过权威决策来消除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感，如果既有的领导不能化解危机，那么其权威必然会被能够化解危机的人取代。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核心，正是在长征的危机中被选择和接受的，他的思想智慧和领导能力，更是在长征途中经历千难万险的实践考验后被全党认识和推崇的。长征促成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成熟，从根本上就是领导者和领导群体的成熟。

三、长征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高地

毛泽东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为什么这样讲？他的解释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这里说的还只是中央红军的行程。如果再加上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加上三过草地，两爬雪山这样一些壮举，确实在历史上难以找到如此壮烈的行程。

如此壮烈的行程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后人在惊叹之余免不了要追问和思考：当时身陷绝境的人们，靠什么演绎了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故事？靠什么创造了难以想象的历史奇迹？靠什么凝聚起无限的能量，使自己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散的钢铁洪流？这是历史的追问，也是精神的追问，还是文化的追问。

追问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在1996年第一次完整概括的长征精神，其内容包括：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些内容，有知有行，知行合一；有魂有体，魂体相依。从根本上说，长征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高地。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创造的精神高地有很多，比如长征前的井冈山精神，长征后的延安精神。它们丰富延展，构成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精神峰脉，每一座精神高地都有其独特的风景。

体会长征精神高地的风景，不能不着眼于在挫折面前对理想信念的执著坚守。在长征前以及长征初期的大挫折面前，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看清楚自己奋斗牺牲的前途，甚至可以说多数人并不明白前景究竟如何；否则，便没有“出路在何方”的普遍疑问了。但即使这样，队伍虽然越来越少，却从来没有出现散掉队伍的问题，没有出现是不是应该继续往前走的疑问。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失败主义倾向？根本原因是对理想信念的执著坚守。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在最困难的岁月里，抒写出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真正含义。

体会长征精神高地的风景，不能不着眼于顽强坚韧的意志力和奋发踔厉的革命英雄主义。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创造了后人几乎是无可复制的生命高度，以致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部电视片的题目就叫《长征——生命的歌》。不少事情，或许只能在那样的特殊环境中才可能出现。比如，一天奔袭120里路去抢夺泸定桥，沿途还要打些小仗，今天的人们即使走在平坦的路上，也难完成这样的任务。有两个英国青年试过，没有成功。没有特殊的意志和信念，是不可能复制出长征经历的。有一种说法认为，只要到了逆境，到了有生命危险的程度，就一定会产生像长征精神这样的能量。事实上，这是说不通的。人类历史上无数战争、无数危机都有失败的一方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但失败一方并不一定都能够表现得像长征那样的英勇，并不一定能创造出长征那样的奇迹。在解放战争中，不断遭受失败的国民党军队呈现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精神风景呢？兵败如山倒！毛泽东说过：“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有五十天没有饭吃，吃树皮，这只有共产党能做到，别人是做不到的。”

体会长征精神高地的风景，不能不着眼于顾全大局的团结和步调一致的纪律所形成的凝聚力。有凝聚力，才有爆发力和战斗力。在长征途中，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更不用说遵义会议，党内领导的争论，不绝于耳。但是，他们的争论，无不是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没有掺杂个人的私利；他们的争论，无不是为了形成共识，寻找步调一致的基础；他们的争论，无不是在有了共识后，团结配合，一心一意，不打折扣地执行党的决议。从宏观上讲，南方各个苏区的红军先后在1934年至1936年开始了迁徙和转移，但各路红军的长征从来不是孤立的，他们总是围绕着总的战略意图，实行密切的战略协同和配合。从微观上讲，中央红军在云南省绿劝县境内的皎平渡口过金沙江时，只有六条木船，一次只能渡过100人左右。渡江部队按每次的测算人数到达河滩等候，再按序列上船。即使是军团长、师长也要听从渡江工作人员的指挥。整整九天九夜，没有一次事故发生，没有掉下一人一马，三万大军就靠着六只小船到达了对岸。这是什么？这就是纪律。开国少将邓仕俊在长征中负伤后，抬他行军的四个担架员先后累死了三个，他让最后一个担架员自己先走，但这位担架员坚决不肯，两个人硬是赶上了部队。这叫什么？这叫生死与共。千百个这样的故事汇合成长征精神的洪流，形成了红军拖不垮、打不散的强大凝聚力。千千万万不怕死的英雄抱成一团，英雄就不再是个体，而成为一个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战斗群体。对这样的群体，还会有什么力量能够打败他们？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

体会长征精神高地的风景，不能不着眼于那上面长满的丰富多彩的文化自信之花。长征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创作的9首诗词，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自信的艺术呈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凡此等等，何等豪迈！红军走一路写一路，留下了大量标语、传单、布告，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政策。各部红军沿途不停地编辑出版了大量油印报刊，诸如红军总政治部的《红星》报、红四方面军的《红色战场》报、红一军团的《战士》报等。长征中的文化活动，更是精彩纷呈，唱歌、打快板、跳舞、画画（最有名的是黄镇和廖承志的画）、记日记（最有名的是伍云甫、陈伯钧、关向应的日记），甚至编演话剧（如《红军来了》《干人的心》），朱德在遵义还参加了一场红军举行的篮球比赛。毛泽东有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长征途中这些奇特的文化现象，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创造历史的时候，同时在自觉地记录历史，多彩地呈现历史，彰显的是一种文化自信。

长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自信和文化自信，这种自信逐渐沉淀为后人奋斗的一个永远参照。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常常从这个角度谈到长征。比如，他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总之，“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

长征胜利80年了。80年的时光湮隐了许多事情，但长征之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意义，却历久弥显。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的思想自觉，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坚定走中国道路的思想基础；长征途中的组织成熟，启示我们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必须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长征途中的精神高地，应该融入和体现为我们走向未来的蓬勃朝气，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主办的学术会议上的主题报告编辑，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