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巴金与冰心访问日本

巴金生前，坚辞过两种名头，一是文学家，二是旅行家。如1980年4月，访问日本期间，于《朝日新闻》（4月7日朝刊）上发表的讲演要旨中，反复强调“我不是文学家”。在自己的日记、随笔和讲演中，也多次请辞过“旅行家”的名头。1946年，巴金编完了自己的《旅途杂记》，在“前言”中写道：“过去我印过一本《海行杂记》，一本《旅途随笔》和一本《旅途通讯》。有人因此称我为旅行家。其实我对旅行并无特殊爱好。我把一部分时间花费在旅途上，只是为了看看我那些散处各地的朋友，和体验一些人的生活。”

芾甘怎么读（芾甘怎么读什么意思）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本名李尧棠，字芾甘

如果说，前者体现了巴金的谦逊，那么后者，则是巴老对那些因爱读自己的小说，而对作家写游记有些不以为然的粉丝们的一种善意的解释。不过，在日本，倒是没人把巴金当作“旅行家”，他不仅是彻头彻尾的文学家，而且是超越了大众文学与纯文学畛域的大作家。如生前与巴老结下深厚交情的作家木下顺二说：“譬如根据我国的所谓大众文学、纯文学、私小说等等的分类之意来区别的话，那么，《家》是哪一类都不归属，而同时却可以说是兼容并蓄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超越了那些类别的定义的作品。”

日文版《家》，饭塚朗（日）译，岩波文库1956年版

不过，也难怪读者屡屡给巴金戴上“旅行家”的帽子，他确确实实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屐痕处处、绕世界飞的作家，精通英、法、俄语和世界语，一个如假包换的“爱真理，爱正义，爱人类”的世界主义者。2019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巴金的《出访日记》，公开了《巴金全集》日记编中未曾辑录的外访日记和讲演稿等资料。时间跨度既大，从1950年到1984年；到访国家和地域也广，印度、苏联、德国、法国、瑞士，等等，其中多一半的内容，是对访日的记述。

巴金著《出访日记》，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

巴金一生先后六次到访日本，是在东洋社会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中国作家。他的小说《灭亡》《新生》《家》，早在战前就有日文本，小说《憩园》《寒夜》和回忆录《随想录》均拥有众多的日本读者。六十年代，巴金的老友、前日本笔会主席芹泽光治良曾以致巴金的一封长信的形式，写过一篇书信体小说《人间的命运——致巴金》，回忆了他们共同的巴黎岁月和法国友人、后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学者雅克·邵可侣（JacquesReclus）的一生。前两年，由东方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版。

巴金最初踏上日本的土地，是1934年冬天。具体时间，有作家本人回忆和《巴金年谱》等诸多版本，莫衷一是。据日本学者山口守在论文《巴金在横滨》中的考证，巴金是在当年11月3日，从上海港乘浅间丸出发，7日抵达横滨。通过友人吴郎西的牵线，暂住在武田博位于横滨市中区本牧的家中。武田在横滨高等商业学校教中文，知书达理，仰慕中国文化，有不少中国朋友。时年届而立的巴金，虽然已是文坛新锐，但在三十年代中期，中日关系波谲云诡的情势下，不得不使用化名“黎德瑞”，公开的职业是上海的“书店员”。巴金在武田家住到次年2月下旬，后搬到东京神田。巴金回国后，还与武田一家保持通信，后武田还来上海会过巴金。但直到1986年辞世，他始终不知道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黎德瑞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巴金。

巴金，1934年摄于日本

巴金原打算在日本呆一年半左右，并掌握日语。但后来发生的一个插曲，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那件事也成了他对日本的阴影。直到1980年春，他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时，还对担任随团译员的李喜儒说：

学者、巴金研究家周立民认为：“战争的阴云笼罩在头上，巴金是带着愁绪和对日本知识分子的失望离开日本的。”但十个月的逗留，并非一无所获，留下了短篇小说集《神·鬼·人》及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以致武田的名义发表的两封《给日本友人的信》。而小说集中的《人》，原先的题目就是《东京狱中一日记》，可见事件对巴金的刺激之深。

1961年再访日本的巴金

1961年3月24日，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十二人，赴东京出席亚非作家会议（AA会议）东京紧急会议。这是在阔别二十六年后，巴金第二次访问日本。出访日记从抵达东京的3月24日起，一直记到4月22日回国。如3月27日，记载道：

椿山庄大酒店位于东京都文京区关口，曾是明治元老、日本陆军的缔造者山县有朋的私家庭园。巴金并没有在日记中详细记述椿山庄招待会的具体情况，好在日本朋友留下了一些珍贵的记录。著名汉学家、庆应大学教授奥野信太郎也参加了那个招待会，并与巴金有过一席谈。奥野热爱中国文化，三十年代曾在北京留学，在京派文人中有不少老朋友。

在随笔《与巴金谈话》中，奥野回忆了与巴金的短暂交流。作为汉学家，他对中国文艺界的动向了如指掌，先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几个理论性问题切入，如1960年代以来，逐渐升温的关于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争论，如对修正主义的批判问题等，然后自然而然地转到对老朋友的关切上：“现在，丁玲女士怎么样了？”巴金说：

巴金的话，令奥野感到欣慰。接着，他又问到另一个老相识沈从文。巴金答道：

在奥野的印象中，沈从文的作品描绘了湘西苗寨等边远地区的民俗，有种特异的成色，而巴金对沈近况的转述，颇令奥野吃惊，同时也激发了他的兴趣。巴金还给他介绍了北京城的“豹变”，“北京城里的电车没了，变得非常安静。天安门前面也变了，变得整饬而宏阔”。说着说着，奥野发现，巴金已不胜日本啤酒的酒力，脸上泛起了红晕，“而作为四川成都人，他应该没那么嗜酒”。

1963年的访日招待酒会上，与井上靖亲切交谈的巴金（右）

翌年（1962）和1963年，巴金也曾两度访问日本，都是在“文革”前。十年浩劫中，“在牛棚里，除了‘改造’二字外什么也不敢想”。在最消沉的日子，他只想“等到自己的改造有了成绩，回到上海作家协会传达室当一个看门人”。但日子久了，思想活动了些，在干校的那些漫长的不眠的寒夜里，他却常常回想起同日本朋友欢聚的日子：

八十年代，巴金出版了《随想录》，在报纸上公开提倡建立“文革博物馆”。当他再度踏上日本土地时，无论在箱根、热海，还是广岛、长崎，他常常会想起那些受难而屈辱离世的作家朋友，杨朔、老舍等，也会想起夫人萧珊。

1980年4月11日，巴金在京都文化演讲会上演讲《我和文学》

《随想录》日文版（五卷本）由筑摩书房出版后，在日本也掀起了很大反响。巴金后来读了水上勉的随笔《蟋蟀罐》和开高健的小说《玉碎》，“感到日本作家对老舍的悲剧比我们更痛惜”。同时，围绕对“文革”悲剧的看法，日本知识界也发生了严重的撕裂。1984年4月，巴金最后一次访日，下榻东京京王饭店。一天，一位老朋友S先生特意从横滨来看望他。

当他们坐下来，简单聊了下彼此的情况，巴金“忽然发觉他的面貌似乎年轻了些，原来他的发型变了：他剪了平头”。出于礼貌，作家“什么也没有问，只是听他讲他的一些事情”：

日文版《随想录》，石上韶（日）译，筑摩书房，1982年

告别后，巴金坐在落地窗前，静静地望着楼下纸醉金迷的霓虹世界，“我看到的却不是车水马龙的夜景，只是一个匆匆赶回横滨去的孤寂的老人。他一直埋着头，好像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他的身上。他走着，不停步，也不声不响，但十分吃力”。这种细节，在《出访日记》中会不时遭遇。作家丝毫没有动用小说家的虚构，完全是日记体、随笔风，原生态的记录，娓娓道来，可字里行间，却能感受到经过“文革”的撕裂，日本知识分子中间所留下的鸿沟。

编辑：陈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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