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月15日，日本天皇在战后71周年的追悼仪式上讲话，同2015年一样使用“深刻反省”的表述，而首相安倍晋三的表态仅为“谦虚地面对历史”。自2012年底安倍再次执政后，日本皇室在历史认识上的表态显示前所未有的自由主义倾向，与安倍内阁保守姿态形成鲜明对比，形成了内阁保守对皇室的自由积极的有意思现象。

在讨论日本的历史问题时，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右翼政治家是经常性被关注的焦点，然而对于另一个关键因素即天皇似乎关注不足。

日本皇室在历史问题上的积极姿态

事实上，那场战争以天皇的名义发动，最后同样以天皇的名义终结，可以说至少天皇是日本历史问题的核心之一。尽管昭和天皇责任问题在日本一直有争议，但现在的明仁天皇和皇室成员在历史问题上显示出相当诚意。2013年12月，日本天皇在80岁生日前发表的感言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指出“和平宪法为今天的日本打下了基础”，这番话被认为是对日本保守层修宪发出的忠告。

2015年初，天皇的新年感言中再次提出要学习历史，思考国家的发展方向。2015年2月20日，日本皇太子在生日感言中更是作出更为详细的表态，他说“我本身也是战后出生，没有战争的体验，在今天战争记忆日益淡化的时候，谦虚地回顾过去的同时，从经过战争的世代向没有战争体验的世代正确地告诉悲惨的经历和日本走过的历史非常重要。天皇对爱子（皇孙女）直接说过战争的事情，我从陛下那里听到的以及自身知道的也告诉爱子。日本经过了战祸，战后日本的和平繁荣建立在日本国宪法基础上。战后70年的时候，对于日本发展的基础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深深的哀思，和平的重要性铭刻在心，希望能够成为更新对于和平的思考的机会。天皇陛下对于和平的重视以及要同各外国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性的心情，这些对于我来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5年，在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二世访日的皇室宴会上，天皇致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与美国在菲律宾土地上发生激烈战斗，导致不少菲律宾人丧生。这是我们日本人必须以深刻的痛悔感长期铭记的事”。8月15日，在日本政府举行的战后70周年追悼仪式上，天皇致词首次提及“深刻反省”，而相对照的是安倍则同去年一样没有提及道歉，而前一天发表的70周年谈话，则使用间接和迂回的方式表示继承“村山谈话”。 2015年12月23日，日本天皇82岁生日感言时，用一半时间谈及牢记战争历史的重要性。

解释皇室自由主义倾向的三大根源

如何来解释日本皇室在历史问题上的和平主义倾向？当然不是出于盲目的和平主义，笔者认为这要从战争责任处理，日本国家认同转型和战后日美同盟建立三大层面来分析，天皇其中都扮演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首先，天皇投降诏书发布结束战争为战后在保留天皇制前提之下进行处理战争责任提供基础。《波茨坦宣言》发表后日本政府没有及时表态接受，美军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然而当时内阁仍有一半成员仍然拒绝接受盟国的要求。结果天皇以圣断的方式决定投降，在投降诏书颁布前一天还发生了不成功的军队政变。

8月15日天皇宣布投降后，在亚洲各地还处于战斗状态的700万日本兵自主地解除了武装，两周后麦克阿瑟为了不表现征服者的形象，在进入东京城时只带了100人，而且没有武装。这对于美国来说，不仅避免了德国那样的本土作战，而且天皇巨大政治能量显示其存在价值。

当时美国和盟国国内要求审判天皇的呼声很高，美国则认识到如果将天皇审判那将会造成日本全民的反抗，使得美国占领日本的成本大大增加，甚至出现大规模的自杀式事件，这一切都将会因为天皇处理成为导火线。因此东京审判中美国没有追究天皇战争责任，战争责任处理则主要由战犯，特别是被处以极刑的甲级战犯承担的方式实现。

昭和天皇生前在1975年访美后的记者会上被问及美国原子弹轰炸事件说，这件事情对于广岛的人民来说是不幸的，但是在战争中这也是没有办法的。这像是在从第三者的角度的方式回答问题，但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实际上变相承认了美国投放原子弹的合理性。

1978年，靖国神社将战犯牌位移入后，日本昭和天皇从没有再去参拜，明仁天皇也没有参拜过。该神社的展览传递日本的战争是被迫的，赞许特攻队，尤其强调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无疑是反对美国主导的战后处理的强烈不满。当年天皇之所以免予战争罪追究的原因，在于被认定其被军国主义分子政治利用的结果，天皇如果参拜靖国神社就相当于拜祭发动战争的战犯，变相承认发动战争的合理性。

第二，日本和平宪法制定中将第一条（天皇制）和第九条（放弃交战权）二位一体，为构建日本战后和平国家认同奠定基础。东京审判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为宪法保留天皇制成为可能，日本宪法第一条维护了天皇制的继续存在，但第九条则是放弃交战权，战前天皇名义发动战争的能力通过第一条与第九条配套存在，从法律上被剥夺了，换言之保留天皇制是通过宪法第九条实现的。

这个逻辑在于认为在近代日本从封建国家向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为了迅速有效建设国家认同团结国民，天皇被高度神格化，天皇制的政治利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酿成了侵略战争的惨祸，新宪法一方面要把天皇还原为人，并且继续作为国家团结象征，另一方面则从法律上取消继续利用天皇发动战争的可能性。

天皇在推动麦克阿瑟宪法的诞生中起到了积极鼓励的作用。在这个新宪法基础上，日本战后开始向和平国家进行国家认同的建构和转型，昭和天皇非常清楚自己同样需要转型，他非常努力并成功地塑造和坚持自己和平的形象，1988年最后一次8月15日追悼仪式，已经病重的天皇坚持乘直升飞机参加，次年初驾崩。

第三，天皇是战后日美关系的奠基人。在麦克阿瑟进驻军占领日本后，昭和天皇主动在1945年9月27日前往与其首次会见，开始了日美之间的天皇外交。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天皇多次与麦克阿瑟会面，对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建立起了极大作用。

据日本历史学家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1947年5月6日，天皇－麦克阿瑟第四次会谈中就谈到了希望美国给日本安全保障的问题，麦克阿瑟给出了承诺，当时的想法是日美安保，加上联合国的国际安保，加上本国内治安独力三层构想。1949年9月天皇还向美方以口信方式表示美国可以冲绳租借25年至50年。

天皇是历史问题的重要利益攸关方

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情况下，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持续发酵将可能会引发天皇战争责任的重新讨论，并带来日美关系紧张，如果宪法第九条被轻易改变，并且将天皇明确为国家元首，不仅可能会撕裂日本社会还将引发周边国家强烈反弹，甚至会引发美国对于日本的怀疑，而更加深层次的影响将会破坏天皇和日本在战后塑造的和平国家的认同。

基于这样的担忧，天皇选择在安倍自民党执政联盟在参议院选举中大胜，并且首次修宪动议需要的两院三分之二议席的背景下，于8月8日通过罕见的“电视谈话”方式宣布生前退位的意愿。

第一，作为战后和平宪法受益者的天皇通过生前退位声明的方式，实际上打乱了现有修宪讨论日程。9月国会的宪法审查会将开始修宪讨论，人们之所以关注日本修宪主要焦点在于宪法第九条，但今后修宪讨论中不得不涉及天皇条款，这意味着大量的政治资源和时间将会用在这个问题上，小泉时期就女性皇位继承的讨论就花了十个月时间，而强行推进将会损耗民意，自民党内那些有志于“后安倍时代”的政治家们也会动摇，这会让安倍任期内修宪更加困难。

第二，天皇讲话中隐含了对于政治的不信任。天皇在讲话中还说过去曾经发生过天皇情况不好就会出现社会的停滞，尽管没有明确具体所指，但很有可能是针对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天皇被政治利用发动战争的历史。这反映了日本皇室对于政治的警戒，不想被政治再次绑架。

生前退位还可以承担起培养新天皇的责任，继续发挥皇室对内亲民，对外和解的国家象征作用。平成的年号本身的意味就是“实现和平”，天皇通过绕过政府直接向国民讲话的方式，展示了皇室认识到新时代中民意的巨大政治力量。无独有偶在7月末的东京都知事选举中，没有获得自民党推荐的小池百合子通过直接向民意倾诉，获得44%选票取得大胜。

战争责任，和平宪法，日美同盟战后日本政治的三大层面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在历史问题上天皇是一个关键的利益攸关方。因此日本皇室有理由对任何国内推进保守日程的政治动态警戒，因为一旦过头将会产生结构性后果，这也意味着在遏制日本政治过度右转中，天皇具有看不见的大作用。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目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