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出自晋代傅玄《傅子·通志》，在群众工作中，秉持公心，才能主持公道，而要主持公道，必须先有公制。公制又需公心来制定，公制反过来又保障了公心，而公道培育了公心，又体现了公制。因而，这三者实为相辅相成的关系。近日，笔者仔细研究了山东莒县的“公心文化”与浙江宁海县的公制——“权力清单”，两地的做法曾分别被中组部、深改办等重要部门推荐。从内容看，公心，讲的是“思想治村”，公制，强调的是“制度治村”，两者相辅相成维护着乡村的公平公正公道，是乡村振兴建设的重要思想、制度经验。

思想治村与制度治村共促乡村善治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动机、机会和收益是官员腐败的主要因素，反腐需要从减少腐败的动机、机会和收益多方面着手才能见效。笔者担任大学生村官，直面深入了解了许多乡村问题，两年的时间，让我深入思考以“思想建设杜绝动机、制度建设隔绝机会、巡察督办惩戒收益”的方式，减少村庄“小微权力”腐败的路子。此文中，笔者将会以两个地方的好做法，论述“思想建设杜绝动机、制度建设隔绝机会”的乡村善治做法。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和国家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加大了反腐败的强度和力度，铁拳过处，“大老虎”应声倒地。与此同时，“小官大贪”的现象也浮出水面，在农村，小微权力的失控使一些村干部为所欲为，贪得无厌，“村霸”的横行让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向中共十九大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五年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27.8万人。从众多“小官巨贪”的案件中，从蝇贪成群的信访事项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农村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严峻而复杂，人民群众对身边那些不重视制度建设、不听取群众意见、不接受民主监督、滥用权力、贪图享受、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截留私分、优亲厚友、虚报冒领、“雁过拔毛”、抢占掠夺、压制百姓的苍蝇深恶痛绝。

而精读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不难发现，总书记对农村建设格外关注关心，对创新农村治理成效的举措认真研究。在2004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对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给予充分肯定，并明确指出“村务监督委员会是农村基层民主的有益探索，是积极的，有意义的，符合基层民主管理的大方向”，并对完善村级组织监督机制提出了具体意见。

2011年初，习近平同志再次批示：“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规范村干部用钱用权行为，是密切农村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积极举措，也是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有益探索，浙江在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可供借鉴。”

2016年1月12日，习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说过：“‘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

这些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思想告诉我们，重视乡村思想建设、制度建设，把思想、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思想治村的“公心文化”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的公心文化，起源于岳家村30多年的“公心实践”，形成了以“公心向党、公心为民、公心处事、公心律己”为主要内涵的“公心文化”。

为进一步推广公心文化，让公心文化深入干部、群众的内心深处，岳家村自2001年起，每年11月1日举办“公心节”，通过干部述公心、亮公心，接受群众质询，群众议公心、评公心，让干部群众充分感受公心的力量、公心的魅力。

岳家村作为公心实践的实验田，不仅举办“公心节”，还成立了莒县公心文化研究会，对乡村公心文化进行与时俱进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工作实践、困难磨炼、思想升华，公心节的主题在不断创新，公心思想在不断深化，公心文化的影响也日益深远，截至目前，公心节已经举办了18届，每届一个主题，每届一个盛会，18届公心节也见证了岳家村社区这些年的发展嬗变。公心节也由岳家村的节日变成了全社区、全街道约定俗成的重要节日和党建工作的重要品牌。

概括公心文化的理论要义就是：维护一个核心，依靠三大精神，保持四种行为，提升四个境界，具备四个素养，落实四条途径，遵循五项要求，实践八大载体，体现八字内涵。

一个核心就是：践行党的以人民为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三大精神就是：一是吃苦、吃气、吃亏精神；二是无官心、无傲心、无私心；三是靠清白站稳自己的脚跟；靠实干树立自己的形象；靠真诚赢得群众的信赖。

四种行为就是：去私、身正、垂范、奉献。

四条途径就是：公心向党、公心为民，公心处事、公心律己。

四个境界就是：亦公亦私、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

五项要求就是：以公心思想凝聚力量、以公心文化启迪心智、以公心精神提升境界、以公心标准规范行为、以公心成果惠及百姓。

八大载体就是：经济发展、管理民主、生态优美、村风文明、生活幸福、富乐和谐、崇德尚孝、宜居乐业。

这些理论要义环环相扣，相辅相成，构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乡村治理“公心文化”理论体系，凝结为8个字的基本内涵，就是：公众，公平，共创，共享。

目前，岳家村的公心文化，已经在全县铺开，许多村成立“公心书记工作室”，并结合具体业务相继开展“公心体检”。2018年，莒县聚焦农村集体尾欠、无偿占用集体资产资源、多占宅基地、显失公平的经济合同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创造性开展“弘扬公心精神推动乡村振兴”专项行动，赢得了全县上下干群的赞誉，从而使公心文化有了具体的抓手，把“讲公心”作为提升党组织公信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为群众谋幸福的基本遵循。

起源于乡村实践的“公心文化”，对历史先贤的“公心论述”进行了乡土注解，这样的文化，对民风、村风、乡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公心节”、“公心书记工作室”、“公心行动推动乡村振兴”行动、“公心体检”、“公心文化研究会”，使得公心文化更具体、更丰富，这种思想治村的做法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有裨益。

制度治村的“权力清单”

一个制度只能解决一定尺度的治理问题，公心文化的作用显而易见，但是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并不是万能的。一方面，我们要强化人的思想道德教育，从“动机”上减少小微权力腐败，另一方面更应加强约束规范小微权力的制度建设，从“机会”上杜绝小微权力腐败。

村干部是行政权力的末梢，我们把村干部手中握有的权力称作“小微权力”，它是指村级组织及村干部依法依规享有的村级重大决策、重大活动、重大项目以及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等村务管理服务权力。“小微权力”虽微，但关乎公平、公信，影响执政根基。

坚持问题导向审视农村治理现状，农村信访问题暴露出的问题，使人认识到公心文化的道德教育不一定能约束到每个村干部，公心也要靠约束、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来保障。事实已经证明并且还在不断地证明，有权力的地方就有可能产生腐败，而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深入的看，许多“蝇贪”背后反映的恰恰是村级权力约束方面存在制度漏洞，许多农村问题久治无效，根本就是一些村级治理的制度缺陷造成的。

实践证明，如果对村干部权力的运行不用制度来制约和监督，那么，苍蝇翻飞就可能成为一种“常态”，要想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最关键的莫过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因此，抓住村干部权力运行监督这个关键，就抓住了农村治理的“牛鼻子”。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首创的《村级权力清单36条》对农村小微权力做出了有效的约束，其包括11大类、36条，涵盖19项集体管理事务和17项便民服务举措，基本实现村干部权力内容的全覆盖，构建起农村小微权力监督规范体系，确保村级权力运行“一切工作有程序，一切程序有控制，一切控制有规范，一切规范有依据”。

2018年，“宁海村级小微权力清单36条”获首届“中国廉洁创新奖”（全国共十项），被中央深改办推广，获评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处力度。严厉整治惠农补贴、集体资产管理、土地征收等领域侵害农民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原型就是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36条》。网络上有“宁海县权力清单36条”专题报道，也有一本《权力清单：三十六条》报告文学，笔者也曾写过一篇调研文章《把“小微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实践证明，宁海村级治理的“三十六条”之所以能成为乡村善治的“三十六计”，关键在于抓住村干部权力运行监督这个关键，用制度化的方式，规范约束了村干部手中的“小微权力”。

乡村制度供给是乡村治理最迫切的需求，无论是如公心文化制度的推广，还是权力清单的制度约束，对于乡村治理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好的制度不应该成为“稻草人”“遮羞布”“纸老虎”，关键在于落脚到实践中，成为改善群众生活环境、维护社会和谐安定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