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必有家,家必有训”。其实,稍稍梳理一下历朝历代的家训就会发现,很多家训原来似曾相识甚或那样熟悉。而且透过这些家训,还能清晰地看到中国家训兴衰沉浮的历史脉络。
家训,顾名思义,指家族内部长辈对子孙的训诫和教诲。
先秦是中国传统家训的产生时期,形成了家、家门、家长、家道等概念。家的本意是人的居室,这里的人首先指的是夫妇,家是夫妇共居的屋室。家既指个人家庭,也指同姓亲属,合称家门。有了家就有了家长,家长治理家庭之道,称为家道。家道初见于《易》:“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意思是父子兄弟夫妇各守其位,各尽其责,是治家之正道。
先秦家训是中国家训的“原点”,处于产生阶段,有些方面还没有展开,如对子女的教育等。但周初王室家训,特别是周公训子一事,在家训历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大家熟知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句话,赞的是周公勤勉谦恭、求贤若渴的品格,说的却是周公训诫其子伯禽的事。
周成王要将鲁地封给周公之子伯禽,周公告诫儿子时特意强调:“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
周公是周成王的叔叔,因成王年少即位,周公尽心尽力辅政成王,礼遇天下贤能,建立典章制度,被尊为儒学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周公以自己“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注:洗一次头与吃一顿饭要停顿三次,形容为延揽贤才而忙碌)的亲身实践,告诫儿子怎样去选贤任能、治国理政。
古代早期的家训是有阶层性的,直到春秋末期,孔子打破教育界限,提出有教无类这一观点。孔子创办私学,招生授徒,建立了儒家学派。孔子曾两次在庭中教育儿子孔鲤既要学《诗》又要学《礼》,因此,后人又称父亲的教诲为庭训。“不学诗无以言”和“不学礼无以立”,则成了古代早期家训的典型内容。孔门家训也由此开始形成。
孟母是先秦孔门家训的最大代表,在中国乃至世界家训史上也享有盛誉。孟母训子始于胎教,她说,“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意思是说,“我在怀孩子时,席子不正都不坐,肉切不方正也不吃,就是要对孩子实行胎教。”而《三字经》中“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讲的是,孟母为教子而三次搬家,看到孟子不努力学习,就生气地剪断正在纺织的布,以此教育年幼的孟子要好好学习。
孟子能成为“亚圣”,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体系中地位仅次于孔子的人,多得益于他的母亲。
秦汉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家训的“发展期”。秦汉以后,大量有关家训的文本文献开始出现,通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完善,家训中的许多基本概念逐步形成,传统家训开始形成体系。这一时期,许多家训名篇及其演绎的家训故事,传为美谈。
出生草根的“马上天子”刘邦,自知肚里的墨水不多,仍特意写下《手敕太子文》,劝诫长子刘盈要“勤学习”、“宜自书”。而西汉太史令司马谈的家训《命子迁》,则成就了其子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史记》。司马谈在《命子迁》中引《孝经》训子:“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三国枭雄刘备在写给阿斗的《遗诏》中,除了要儿子多看《汉书》、《礼记》等著作之外,还留下一句脍炙人口的训诫:“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德惟贤,能服于人。”慈父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南北朝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传统家训的集大成者,被后人誉为家教典范,广为征引,反复刊刻,有人赞叹“古今家训,以此为祖”。
虽然把《颜氏家训》看作是“家训之祖”显然有失准确,但《颜氏家训》的确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也标志着中国传统家训真正走向了成熟。如今,人们时常看到听到的诸如“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与瞑目而无见者也”等等名言警句,都出自《颜氏家训》,可见其影响之大之深之远。
《颜氏家训》之后,家训开始正式得名。进入隋唐和宋元时期,中国家训在进一步成熟的过程中走向繁荣。韦世康家训、唐太宗的《帝范》与《诫皇族》、欧阳修的《诲学说》与《与十二侄》、包拯家训、朱熹的《家训》、袁采的《袁氏世范》等,百花齐放,各有特色,蔚成了中国家训的壮观景象。
在这些家训中,最为人所熟悉的当属包拯家训和《袁氏世范》。北宋包拯的家训只有37字,却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包拯还让其子包珙刊石,将家训竖于堂屋东壁,以照后世。
南宋时的袁采,虽只是个小县令,但他同样以廉明刚直著称于世,他撰写的《袁氏世范》是中国家训史上与《颜氏家训》相提并论的一部家训著作,被称为“亚训”,传世之后,很快便成为私塾学校的训蒙课本。
明清两代撰写家训的风气更浓盛,家训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以往,内容也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领域更为扩大。既有一般的家训,也有专门训诫商贾的家训;作者既有帝王显宦、学究宿儒,也有普通百姓;形式上既有长篇鸿作,也有箴言、歌诀、训词、铭文、碑刻;方式上既有循循善诱的说理激励,也有家规族法的惩罚条文,等等。中国家训的发展历史由此达到顶峰。
首先是明太祖朱元璋,或许是太明白了“打江山不易,坐江山更难”的道理,他不厌其烦地总结归纳自己多年积累的心得。史官以《宝训》的形式辑录了这些“最高指示”,供王室子弟查阅、借鉴。据史料记载,这位精力过人的开国君主共留下“宝训五十七卷,计十五册”,内容大多是教导自己的继任者们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统治者。
这一时期的家训代表作还有庞尚鹏的《庞氏家训》、袁黄的《训子言》、姚舜牧的《药言》、杨继盛的《杨忠愍公集》、朱柏庐的《朱子家训》、李毓秀的《弟子规》等。这其中的《朱子家训》和《弟子规》,堪称明清家训的扛鼎之作。
明末清初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用一生教授乡里的实践撰成《朱子家训》。《朱子家训》全文500余字,文字通俗易懂,内容简明赅备,对仗工整,朗朗上口,问世以来,不胫而走,成为有清一代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教子治家的经典家训。其中一些警句,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等,在今天仍然具有教育意义。《朱子家训》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清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童蒙必读课本之一。
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李毓秀的《弟子规》虽只有360句、1080个字,却成为广为流传的儿童读本和童蒙读物,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影响。
清代后期开始,家训开始走向衰落,不过,在衰落的过程中也有几许亮光。譬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能够“睁眼看世界”的人,在对家人子弟的教育指导上,在传统家训中,也掺进了一点点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现代因素。
有趣的是,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国人发现家训并非中华特产,在欧美亦大有市场。美国独立运动的领导者、著名物理学家富兰克林在写给儿子的信中,就列举了包括“节制”、“寡言”、“勤劳”、“公正”在内的13项“必须而且值得推广的道德项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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