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市域”作为社会治理宏观和微观的转承点，能够担负起“治理方式现代化的集成体、重大风险的终结地”的重大功用。市域社会治理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实现。

加强党的领导，

推动社会治理新理念落地生根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围绕社会治理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在市域社会治理实践中，将这些新理念、新思想转化为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的具体框架，将会使市域社会治理工作沿着既定方向、遵循既定规范有序推进，最终实现治理现代化。

要解决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当前，党的基层组织中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诸如工作懈怠、责任意识不强、党建工作不规范等软弱涣散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引领力，使社会治理新理念在基层的贯彻落实效度受到削弱。

织密基层组织网络。对市域社会治理的领导，需要依靠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新就业群体是市域治理的重要力量。中组部印发《关于加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要求在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中开展党建工作。要使党的声音做到全区域、全行业、全业态覆盖，建强基层党组织是必由之路。

创新机制，开展区域化党建。要打破过去单位党建、行业党建的纵向党建思维，开展区域化党建，以社区、街道为区域，创新机制，将区域内各单位、行业、领域党建力量充分整合动员起来，实现“1+1>2”的效果，使区域内党建资源能够切实服务于引领和推动市域社会治理实践。

强化城乡联动，

实现市域社会治理整体性推进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城市治理和乡村治理有效互动、整体推进的现代化，因此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城乡联动、整体推进。

成立市域社会治理组织机构。目前，不少地方已经开始探索在现有机构挂牌，或者单独成立市域社会治理工作专司机构，将过去分散的城市和乡村社会治理职能进行再梳理，形成城市和乡村社会治理统筹研究和部署的工作机制。

建立市域社会治理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现实中，社会治理职能是分散的，事实上也很难整合到同一单位和部门。为最大限度减少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的城乡分治张力和部门协同阻力，需要建立由市域社会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为核心议事主体的联席会议制度，让城乡整体性治理和协同性推进思维真正落到实处。

完善城乡社会治理资源合理配置的良性机制。要强化城乡联动，实现市域社会治理整体性推进，必须依据人口集中度、社会发展程度、社会秩序化状况等标准，推动治理资源在城乡间统筹配置流动。

拓宽参与渠道，

实现市域社会问题多元共治

市域社会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必须动员市域内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到市域社会治理中来，形成多元共治的局面，将各类风险矛盾化解在市域范围内。

开发市域内统一的网络参与平台。市域范围内除了公共网络论坛外，各单位、部门还开发了门户网站，开通了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人们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留言、抖音评论等参与。但这种参与相对来讲较为分散，同时渠道维护成本较高。在市域内逐渐将各种问政参与渠道进行整合，或基于一种相对较成熟的平台进行二次开发，或重新搭建一个综合性的网络平台，将各类分散的参与渠道进行一体化整合，实现“一门进”“一门出”。

便捷化参与流程。无论是网络参与平台，还是线下参与渠道，都应当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做到程序应简尽简，不能让复杂的注册登记、表格填报、问题梳理等程序成为羁绊参与的因素。同时，应提供盲文、哑语、自然语言处理、方言等语言文字自动转化系统，让特殊人群能够通过网络为市域公共问题建言献策。

线上线下渠道联动。未来，公众参与将会大幅度向网络迁移，但目前仍需照应特殊参与情景和特殊参与群体，把线下的参与渠道尽量完善起来。同时，线下线上平台可以实现信息互通、资源联动。通过线上线下参与渠道的双向联动，可实现参与渠道进一步拓宽，为社会公众实时参与、实地参与提供多元化的选择。

夯实科技支撑，

实现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

社会治理智能化是社会治理“四化”之一，也是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夯实科技支撑的核心要素。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必须夯实科技的支撑，尤其是数字技术的支撑，让市域社会治理变得越来越高效。

建好社会治理智能化基础设施。社会治理智能化需要完善数字基础设施，限于各城市的财力，存在建设不平衡问题，在城乡间这种不平衡更为突出。未来，在市域范围内实现社会治理智能化，仍然需要系统谋划、城乡联动，实现城市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同频共振。

开展公众数字教育。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涉及文化、社群等问题。因此，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一方面要重视技术的投入，另一方面要通过教育不断提升社会公众的数字素养，使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治理时能主动适应数字化、智能化潮流。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市域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要市域内的党政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主动适应数字化大潮，在制度架构、工作流程、组织文化等方面作出适应性调整，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让各类公共数据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性支撑。

（作者单位：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本文为淮安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024SK10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