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死亡”对当事人是天大的事情。这样掷地有声的表述上了热搜榜。

2月21日，最高检以“网络时代人格权刑事保护”为主题发布了第三十四批共五件指导性案例，本批指导性案例主要侧重精神性人格权的刑事保护，其中就包括轰动一时的杭州女子取快递被网络造谣案（检例第137号郎某、何某诽谤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介绍称，最高检此次发布的5件指导性案例，主要选编了精神性人格权刑事保护的案例，基本都是较轻罪行的案件。苗生明表示，这些案件虽然看似“小案”，但对当事人来说，却是“天大的事情”。如检例第137号被害人谷某因遭受诽谤，使工作、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遭遇“社会性死亡”。

小案不小，小案背后牵涉的人格权利是“天大的事”，遭遇“社会性死亡”对于当事人来说，更是天大的事。

从刑法分类来看，侵犯精神人格权类案件，大都是法定刑较轻的案件，罪名看起来危害不那么大，刑罚的适用有时难免有违谦抑之嫌，特别是像诽谤罪、侮辱罪，它们原则上是刑事自诉罪名，虽然由被害人自行取证、自行刑事自诉。

然而，此次公布的案例证明，在网络信息化时代，被告人信口雌黄，随手一发，给被害人带来的危害有时却是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刑法必须做出回应，既惩罚犯罪，也是警示他人，特别是需要由传统的刑事自诉转向公诉路径。

五件典型案例在适用刑法时，不仅体现出从严惩治，更做到了精准打击。

比如，郎某、何某诽谤案（杭州女子取快递被网络造谣案）则使“社会性死亡”引起强烈共鸣。传统刑法对社会危害性的评价主要表现为物质性的危害结果，而当今社会，网络涉及面广、传播速度快，浏览量庞大，与传统发生在熟人、社区间传播形式的诽谤案不同，通过网络诽谤他人，诽谤信息经由网络广泛传播，不仅可能严重损害被害人人格，还足以破坏公序良俗和公众安全感，严重扰乱网络社会的公共秩序，在本质上应当认定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情形，从而可以以诽谤罪提起公诉。在郎某、何某诽谤案中，检察机关推动本案由自诉程序转为公诉程序，体现了司法智慧和责任担当。

岳某侮辱案本来也属自诉案件，这类案件的行为人通常以破坏他人名誉、贬低他人人格为目的，故意实施散布被害人个人隐私、生理缺陷等侮辱性行为，且情节严重。而本案被告人的危害已非一时所为，最终导致被害人自杀的后果，可以说达到了“情节严重”的最恶劣情形。同时，与郎某、何某诽谤案类似，行为人在网络上散布被害人裸照、视频等严重侵犯他人隐私的信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不仅侵害被害人人格权，而且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足以认定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符合公诉条件，应按照公诉程序依法追诉。公诉程序无疑更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此次公布的案例中，另外两件涉及公民个人隐私权、信息权被严重侵犯的问题。隐私权、信息权同样关联当事人的精神人格权利。对于偷拍、传播、泄露隐私信息等行为，由于犯罪目的不同，行为方式多样，可能侵犯多种利益，案例对它们依法适用不同罪名追究刑事责任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

再比如，仇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对“英雄烈士”的解释曾有过争议。但通过此案阐明本罪中的“英雄烈士”，一般是指已经牺牲、逝世的英雄烈士。如果行为人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健在的英雄模范人物名誉、荣誉，构成犯罪的，可以适用侮辱罪、诽谤罪追究责任。但如果在同一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所侵害的群体中既有已牺牲的烈士，又有健在的英雄模范人物时，应当整体评价为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行为，不宜区别适用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和侮辱罪、诽谤罪。虽不属于烈士，但事迹、精神被社会普遍公认的已故英雄模范人物的名誉、荣誉被侵害的，因他们为国家、民族和人民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其名誉、荣誉承载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纳入本罪的犯罪对象，与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予以一体保护。

值得一说的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前，实施侮辱、诽谤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可以按照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修正案实施后，对上述行为认定为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更具有针对性，更有利于实现对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特殊保护。发生在修正案实施前的行为，实施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应当根据刑法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追究刑事责任。虽然这样做在刑罚上可能“便宜”了被告人，但适用罪名更加精准，且坚守了刑法适用的原则。

为民司法，不在案小罪轻。每一起身边的小案，激起的涟漪同样映照出法治社会公平正义的光辉，网络时代侵犯精神人格权类案件或许最为典型。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