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应当从世界潮流高度和国际比较视角分析我国现行制度的优势、特点和未来。世界两种制度的转换正在悄然而却深入地进行着，中华民族正在其中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制度的比较优势已愈益凸显，即高效、稳定、和谐、和平；其特点也日益鲜明，即理论先行、上下联动、刚柔相济、增量改革、人民主体，根本特点是有党的坚强领导。要推进我国治理现代化，须深入研究弘扬既有优势、特点和经验，还须研究借鉴古今中外的优秀治理成果。

[关键词] 世界潮流；国际比较；制度优势；国家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要从世界潮流的高度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有关发展问题。他强调，要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总书记这一思想有着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我们看待中国现行制度的特点、优势与走向，也当从此高度着眼。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社会制度转化潮流中正在发挥重要作用

100年前，孙中山先生就讲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100年前，世界潮流是什么呢？是资本主义所主导的。100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再看一下，会发现世界潮流发生了很大变化，即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被彻底打破。尽管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失误，甚至严重挫折，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这些年社会主义又重新受到世界的重视。可以预见，到本世纪中叶当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社会主义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会更加光彩夺目。

实际上，在当今世界上，虽然传统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风光不在，但社会主义潮流依然没有减弱，只是改变了自己的形式，即特色社会主义大潮方兴未艾。不仅我国以及传统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搞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在搞特色社会主义。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长盛不衰，尽管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我们很难承认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毫无疑问，它与传统资本主义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特别是其分配制度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体系，已经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按资分配”的资本逻辑，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性质，甚至具有低层次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性质。近年来，南美洲一些主要国家都在搞“21世纪的社会主义”，非洲也有一些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更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在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通过议会民主途径上台执政，如萨尔瓦多、尼泊尔，并逐步推行社会主义政策。还有，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局部地区由共产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如在印度的两个邦，共产党执政已经多年；近年来，法国有30多个城市或地区，由共产党执政。即使是在比较典型的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因素也越来越多，包括福利体系越来越完善，政府调控市场机制越来越多，因为不断出现的社会运动、经济危机的压力和日益深化的经济全球化逼迫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加强分配制度改革和市场调控。难怪很多人到了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感觉它们很像社会主义。

进而言之，正如马克思早就说过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的蜕化与社会主义的新生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统一的自然变化过程。这一点，今天已经看得十分清楚，即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演变，其内部逐渐孕育出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在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传统的“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基本消失。又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跨国公司的日益发展壮大，人类在经济上的联合趋势已经不可阻挡；与此相应，传统的民族国家边界正在越来越弱化，新的世界性社会组织越来越多，从各种联盟到联合国。特别是随着电脑国际互联网的发展，人类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也越来越具有共同性。这意味着，马克思曾经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状态，包括消灭“三大差别”，国家消亡、货币消亡、人类的自由联合等，已经在逐步实现，无须等到资本主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一句话，就整个当今世界潮流来看，两种社会制度的转换正在悄然地、然而却是深度地进行着。可以说，这是当今乃至未来数百年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尽管从形式上看，资本主义今天还在发展，但是从实质上看，社会主义正日益强盛并逐步取代资本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处于新一轮世界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潮头。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因素成长的自发性、被动性、零星性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更具有自觉性、主动性、整体性。可以自信地说，中华民族在当今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人类两大社会制度的转化潮流中正在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世界两大社会制度并存的格局还会长期维持，资强社弱、西强我弱的局面也不会在短期内改变。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巨型有机体其演变是相当缓慢的，需要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脱胎过程。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用了500年左右的时间，社会主义要最终取代资本主义至少也需要几百年时间。因此，我们既要站得高、看得远，把握世界大势，坚定制度自信，又要脚踏实地，主动适应世界潮流，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中国的发展正在改变世界格局并引发人们对社会制度模式的深刻反思

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曾经长期处于历史发展的潮头，但到了近代，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逐渐落伍。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我们民族又重新振兴起来，并逐步改变着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可以预见，在今后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将会越来越重要，这就是从弱国到强国、从边缘到中心、从无话语权到有话语权、从被动学习别国到主动引领世界。这将在很多方面改变我国的内外关系。为此，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世界格局以及人类社会制度模式的深刻反思。

世界人士普遍认为，近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巨大，这将深刻改变世界格局。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引发全球关注。西方有报刊称“2008堪称中国年”，标志着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诞生；标志着“世界重心移向亚洲”；“历史的列车驶向东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大经济体一蹶不振，只有中国经济发展一枝独秀，因此中国在国际经济发展中有了一定话语权。为此，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说，过去是“美国打喷嚏，全世界就感冒；如今变了，全球经济增长，中国开始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当前，我国正在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国际发展战略，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近年来各种情况表明，国际人士对中国的关注正在深化，即从关注中国的经济层面逐步深入到制度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尽管人们对社会制度进步标准看法不一，但有一点是基本认同的，即认为衡量一种社会制度优劣的标准是社会发展的成效。有专家说，今天中国的制度不仅是中国100多年来最成功的制度，也是近60年来全球表现最佳的制度。

那么，中国的制度模式究竟是什么？有何特点？对此，人们看法多样。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多年前提出“北京共识”，并阐述了它与具有新自由主义性质的“华盛顿共识”的区别。近年来，国际学者又提出“中国模式”，显然，这把问题的探讨引向了深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发表文章和著作指出，中国模式是一种混合模式，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延伸。它整合了各个方面的动力机制，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

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苏东解体后曾经断言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但近年来通过对中国的考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治理方式是东亚其他国家的范例，甚至在很多方面值得欧美国家研究借鉴，其制度在很多方面显示出高效性、现代性，原因在于实行集体领导体制、领导人定期更替、官员精英化等。

2015年6月在美国洛杉矶第9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暨第10届怀特海哲学国际会议上，几乎所有大会发言者都从不同方面讲到中国的治理对世界的影响。不少学者认为，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很难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贫富分化等世界性难题；所以，中国的发展模式给人类带来了希望。大会的核心人物、国际著名生态主义者约翰?柯布甚至认为，中国通过进一步努力，将会在未来人类的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新文明建设中领导世界。

我们不能因此就盲目乐观，但在世界有识之士纷纷关注和研究中国之时，更应当积极认真地总结我国这些年治理中的优势和经验，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不仅有利于我国治理体系进一步改革发展，也有利于对国际社会介绍我们的情况，共同推进世界各国的治理和人类的文明进步。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正在日益凸显

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一个社会的制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与谁比更好？与曾经有过的制度相比更好。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说过，要通过改革，形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无非是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与原来社会主义体制相比较的优势；另一方面，是指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经过30多年努力，我国今天的制度优势已经相当明显，在很多方面既超越了资本主义，又扬弃了传统社会主义，概括起来至少有四大优势，即高效、稳定、和谐、和平。

我国现行制度运行的高效性是有目共睹的。邓小平早就说过，“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特点。这里面又分两点，一是集中力量；二是办大事。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实行集体领导和最广泛的民主集中制，所以我们党和政府具有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可以组织和调动千百万党员和人民群众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与此相应，我们的政治体制保证了能够为国家的发展作出长远规划，并尽快落实重大计划，完成重大任务。中国这些年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与此直接相关。相比之下，西方现行的多党政治、多元权力制度很难做到这一点，相互扯皮、效率低下，是西方政治制度难以克服的弊病。

我们制度运行的稳定性也是很明显的。稳定的根本在于坚持“中道”，维持平衡，不走极端。这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精神。我们的现行制度体现了这一点。比如，在政党政治上，我们实行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制度，特别是协商民主搞得好，这样就既保持了共产党执政的连续性、稳定性，又充分发挥了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既避免了资本主义多党制的混乱性，又避免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一党制的集权性毛病。在经济上，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了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和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作用，既克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弊病，也克服了传统社会主义中政府控制经济过死的缺陷。这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稳定发展的主要秘密所在。在思想文化上，我们实行“一元指导、多样并存”的方针，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各种思想文化包括各种宗教文化共同发展，既保证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方向正确，又使得各种文化能够自由繁荣发展。

我们制度运行的和谐性也十分突出。这些年，我国内部的民族关系、干群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讲是和谐的，尽管有一些矛盾，但是没有发生过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曾经出现的激烈的社会运动和暴力斗争。就社会秩序来说，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社会可以说是最稳定的、安全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

我们制度运行的和平性最为突出。中国在现代化过程当中，真正走了一条并且还会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西方一些大国在现代化过程当中，都有不光彩的历史，那就是开辟殖民地、侵略他国，甚至发动世界大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文化价值，包括我国传统文化价值，决定了中国没有也决不会走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老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当中完全靠自己力量以及跟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发展起来，这是人类现代化史上的奇迹。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特点和经验越来越成熟

总结我们的制度创新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具有上述优势，是因为有以下这样五个特点，也是五点经验。

一是理论先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一刻也没有停止，一直引领着中国社会制度的创新发展。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到后来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加强执政党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这些理论是在总结中国和世界各国治理经验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凝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正是这一系列新的思想成果成为我们制度创新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上，像我们这样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国家还不多见。

二是上下联动。大家知道，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主要是通过自下而上进行的。它靠这种方式建立起来，曾经在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当资产阶级当权后，就失去了活力，其改革的动力主要是被动的依靠民间社会运动。今天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福利体系等，都是在人民群众无数次抗议的推动下逐步建立起来的，其间伴随着剧烈的社会震荡和代价。中国当代制度体系的形成则是党和人民相互促动的结果。其中，自上而下的改革发挥了主要作用。为什么？因为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能够主动根据人民的呼声推进改革。30多年来，党和政府顺应民心，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到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当然，自下而上的改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群众在改革中发挥了极大的主动性，如安徽小岗村农民率先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数以万计的农民工进城搞建设等，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带动了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这种上下联动的改革，保证了制度改进的有序性、稳定性和高效性。

三是刚柔相济。这是中国制度改革的又一个成功之道。“刚柔相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智慧，即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它既是对事物客观规律性的揭示，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论；既是治国理政的原则，也是做好日常工作乃至修身养性的方法。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等不断规范化即刚性化，但又不断增强着其柔性。例如，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始终坚持，没有动摇，具有刚性；同时，又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增强其弹性或灵活性，这就是对基本路线的内容不断进行调整。比如，我们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进一步完善，把原来的以GDP增长为主要指标调整为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指标；把“四项基本原则”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标准由原来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调整为今天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是刚柔相济的典范。这样，我们的制度就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具有刚性，又有了无限发展的广阔空间和灵活性，具有弹性或包容性。

四是增量改革。有的学者把中国30多年的改革归结为渐进式改革，这固然不错，但还不够。实际上，中国改革的渐进性仅仅是现象，其增量性才是本质。所谓增量改革，就是在不触动原有根本制度和人们既有利益基础上的改革，旨在使得我们的制度更加完善，人们所获得的利益更加丰厚。也只有这样，改革才能够获得各个方面人们的支持，而不会受阻。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基本政策不搞“一刀切”，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样制定的政策，就既保证了原有社会成员的利益，又能够为新的社会成员所欢迎。正是通过不断完善体制机制，不断提高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水平，不断给社会大多数成员带来利益，中国的改革事业才不断深入推进。

五是人民主体。保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特点和经验。我们党作为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在落实人民主体地位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一点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一定社会利益集团的代表，很难做到为全社会民众的共同福祉来考虑国家的发展。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中国大选与美国大选，就不难发现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每5年举行一次，美国总统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美国的大选只是选举一个总统，而我们是选举一个领导集体；美国大选是金钱铺路，靠富人资本支撑，而我们的选举是真正的人民选举，不允许拉选票，更不存在富人资助问题；美国选举会议只是单纯的选举领导人，而我们的代表大会除选举领导集体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制定党和国家的发展规划。进一步讲，美国大选之后，领导集体的产生是总统说了算，不存在民主问题，我们则实行真正的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且在选拔干部过程中有严格的民主程序，包括组织考试、民主推荐、民主考察等。这就保证了我们干部队伍的精英化以及选拔的民主化，使得普通民众能够通过考试等途径进入国家政权机构，从而打破了西方实际存在的富人政治、家族政治的局限性。

五、中国现行制度是中国治理体系内生性发展的产物

中国是一个有着连续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我们今天实行的社会制度虽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与历史上的各种制度体系有很大差别，但毫无疑问受了以往各种制度体系的影响，是以往制度文化发展的产物，其中既有对传统制度文化的继承，又有对传统制度文化的否定和创新。

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古代一直领先于世界，有很多治理办法今天还在发生作用。比如，秦代实行的郡县制，已经具有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特质，克服了之前实行的分封制的缺点。我国今天实行的省县制就是对这种治理体系的继承和发展。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实行类似的制度，包括美国实行的州县制。这种治理体系比西方封建社会长期实行的分封制要先进得多，是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再如科举制，是中国自隋唐以后培养和选拔社会治理人才的重要制度，它避免了以往长期实行的推荐选举制度的任人唯亲弊病，为选拔精英人才进入国家治理体系、实现精英治国的政治理想提供了制度保证。我国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以及干部考试、选拔制度也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制度。现代西方国家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也是在学习和借鉴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又如协商制度，是中国古代从国家层面到家族层面所普遍采用的治理方法，其核心精神就是实行集体决策，广泛听取各个方面意见，尽可能照顾到各个方面利益，保持社会关系的中庸和谐。这种协商制度主张把问题摆出来，把话说明白，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尽可能形成各方共识，在各种利益实在达不成一致的时候才采用投票表决或抓阄表决的办法。实践证明，这种协商制度包含深厚的民主精神，是形成社会共识的重要途径。我们党和国家今天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特别是在政党关系上实行的协商民主制度，就是对中国古代协商制度的继承和发展。现代世界上很多跨国公司的治理模式大多采用类似的协商民主模式，而不是简单的选举民主模式。西方国家近些年来兴起了协商民主研究热潮，也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看到了协商制度的重要性。可见协商制度有强大生命力。此外，中国古代的议事制度、内阁制度、监察制度等都有不少合理之处。我国今天的治理体系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继承传统优秀治理文化基础上，结合今天的实践不断创新发展的产物，其中包含着中国人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心理、风俗、习惯等。

只有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治理理念和实践，才能深刻理解当代中国治理体系形成演变的历史文化基因，更好地理解中国制度形成的内生性质，也才能更好地借鉴古代优秀的治理成果和经验，同时，剔除传统治理文化中的糟粕，与时俱进地推进我国治理现代化。

中国当代社会制度形成的内生性直接地体现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封建时代的治理体系虽然曾经比较优秀，但进入近代以后，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相比，就从根本上落后了。加之西方的入侵，中国晚清的封建制度已经腐朽透顶，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于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推翻清朝封建帝制后，曾学习西方的制度模式。他把西方的“三权分立”（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搬来，同时借鉴中国古代的考试权和监察权，创建“五权分立”制度，同时实行多党政治等，结果没有成功，形成了军阀混战局面。中国的改良派，包括中国社会党企图搞改良主义，也行不通。无政府主义者、新村主义者等都做过多种尝试，也都于事无补。国民党统治时期，实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和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也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只能被历史所淘汰。

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先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然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曾经学习苏联模式，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出现了很大失误。改革开放后，我们逐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一套相应的制度体系，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可以说，我们今天的这套社会制度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世界社会主义潮流发展的必然。

六、未来我国的制度创新应当注重古今中外比较研究

我们的制度有自己的优势，并不是说就完美无缺了。恰恰相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我们的制度在很多方面还需要不断完善。为此，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推进“制度创新”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而且提出了时间表和路线图，这就是“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对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同时，如上所述，要加强对我国传统的治理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借鉴。当然，还要加强对世界各国现代治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借鉴。

这里想特别强调一点，即现代世界各国的治理模式多种多样，各有优长，我们应当进行广泛的国际比较研究，科学地加以借鉴吸收。长期以来，我们比较多地研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治理体系，尽管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造成了研究和借鉴的片面性，甚至误导性。例如，这些年的研究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误的印象，那就是西方乃至世界各国都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似乎只有这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实际上，真正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的主要是美国等少数国家。包括英国、北欧诸国、日本等在内的很多国家都还保留了一定的皇权。至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其政治制度就更加多种多样。应当全面研究这些情况，并结合我国实际，科学汲取其中好的经验；同时，科学介绍这些情况，避免对大众的误导。当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理论和实践仍然应当大力研究，包括对其权力制衡、民主选举、大众参与、社会治理等，应当深入研究借鉴。比如，应当深入研究借鉴国外的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经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行业越来越多，相应的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全靠政府来管理是难以进行的。这就需要政府制定相应政策，引导社会组织规范运行，并让它来规范该行业的运行。例如，美国纽约市的文化局只有30多人，其主要任务是制定文化政策，具体的管理主要靠行业协会（如电影协会等）来进行。行业协会有自己的章程，对参加协会的企业进行服务和约束；这些企业如果违反行规，就会被排除出该行业，就很难生存。这样，就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格局。我国这些年的社会组织也越来越多，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应当如何发挥其积极作用，还认识不深、措施不力，甚至害怕其发展，使得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积极借鉴国外的好经验，有助于创新我们的治理体系，包括完善政府治理、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治理，以及积极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等。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还应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应当把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与其中所蕴涵的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区分开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包容的精神，积极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

总之，我们应当站在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围绕我国治理现代化问题，在深入开展现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的同时，深入进行古今比较、中外比较研究和借鉴。这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特点和未来努力方向，并有助于推进制度创新，全面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制度保障。

（原载《党政干部学刊》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