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解构及其限度目录一、对历史理性的解构1.历史观：从激进的进化主义历史观到虚无主义的历史观2.时间观：从浓缩的线性时间到历史时空的破碎化与个人3.历史的主体：从“有英雄”的历史到“无英雄”的历史或“无历史”的历史4.情节化方式：从喜剧和浪漫剧到闹剧和讽刺剧二、对反映论的解构1.历史情境的淡化处理2.欲望化的历史景观3.“悬置”政治话语判断三、对集体话语体系的解构1．叙述方式：从隐形客观叙事到显形主观叙事2．叙述追求：从史诗追求到以诗为史四、解构的限度正文内容提要新历史主义小说以革命历史小说为“前文本”，从历史观、文学观和叙事话语等多层面上“解构”了有关历史和有关历史写作的观念。表现在通过强调偶然性因素、构造时空破碎的历史图景、运用“反英雄”的写作叙述策略、采取闹剧和讽刺剧的情节化方式，以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取代了革命历史小说的进化论史观；通过淡化处理历史情境、书写欲望化的历史景观、“悬置”政治话语判断等方式，背离了革命历史小说的“集体体验—意识形态”模式，对文学反映论提出了质疑；通过彰显历史叙述的主观性和人为性，在对历史的诗性叙述中，消解了革命历史小说“政治—道德”话语的天然合理性，实现了由集体话语向个人话语的转向。

新历史小说的局限性在于，对偶然性背后的历史原因，欲望背后的文化原因，人性善恶背后的社会原因缺乏深刻挖掘，未能表达出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关键词革命历史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解构限度革命历史小说专指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创作的以中共建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革命历史为题材的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源于“文革”之后中国社会的转型，此时“历史”之于“现实”的重要性比之“革命”时代已大为下降，在“现实”对“历史”的压力松动时，一种异质的、具有某些后现代气息的新的历史叙述便逐渐产生了。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小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个历史阶段的关于历史的叙述。一般而言，处于两个历史阶段的文学样式未必一定构成“解构”关系，但如果这两个时期的历史本质本身就处于“断裂”、“解构”状态，那么作为时代投影的文学叙述的范式必然显现为后者对前者的“解构”在本雅明看来，历史永远是“现在”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历史，历史的作用表现为对自身的“唤醒”或“重组”并为“未来”进行“预期叙述”。新历史主义小说对革命历史小说的“解构”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两种历史（真历史与伪历史）之间的对峙，乃是两种现实（现实社会和乌托邦）之间的对视，一种文化—权力机制转置的图景，或是一种在人为时间框架之中的应该如何解读历史的纠纷。

可以说，新历史主义小说与革命历史主义小说的基本关系就是解构，而新历史主义小说是如何达成这种解构的呢？一、对历史理性的解构历史题材文学尽管也往往是虚构的文本，但作者如何理解历史如何建构自己的历史观，可以说是有别于一般虚构文学而要面对的特殊问题。在如何认识20世纪中国历史（革命历史）这一点上，构成了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主要区别。后者对前者的解构，主要体现为对历史理性的解构。1.历史观：从激进的进化主义历史观到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所谓历史理性是把人类历史视为有序的、整体性的和合目的论的并可认识的史学理论，它是科学意识渗入历史领域后形成的现代历史观。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中国现代历史观的确立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便是“进化史观”。进化史观一开始就和乌托邦连在一起，它设立了历史的方向和这种方向要达到的目标——一种进化得极其完美的未来，而这在事实上又为历史设立了结局。也就是说，“历史进化论”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终结论”。革命历史小说的历史观是“激进的进化史观”，强调历史进程的某种必然性，偶然性情节对故事结局根本不起突出的作用，它们的存在更多地是成为证实必然性之所以必然的依据。比之以往历史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强调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因果联系、历史时间与进步之间的必然性，而且它更强调历史突变（革命）的必然性，突变与进步的必然性，突变中人性改造的必然性等等。

马克思曾说“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革命历史小说强调革命与进步的必然性，它的逻辑起点是对“两种历史”关系的认识。历史可分为“个人历史”与“总体历史”，“个人历史”只是“总体历史”的子集，它本质上不会与合集产生矛盾。在革命历史小说中，人物的活动都密切地和总体历史交互着并接受它的判决。“身体—炼狱”的宗教叙述、狱中受难、火线入党等等情节，几乎是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模式。在这里，突变作为最有力量的必然因素对进步起到了关键作用。革命者在这种必然性之中固然人格不断进步，“从胜利走向胜利”，反动者也在这种必然性的威力下俯首称臣，对历史的判决表示服从。这种小说虽然充满着激烈的二元对立，个人历史的结局虽然完全不同，但这截然对立的两类人的个人历史都证明了总体历史的不可抗拒和不可辩驳。新历史主义小说想象历史的方法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观，它们对历史中的偶然性、不可预料性表现出近乎偏执的热爱。它们强调偶然性的独立效果和主宰历史的价值，偶然性并不为必然性的发展开路。李晓的《相会在K市》、陈斌源的《天河》、李锐的《银城故事》等等作品，都打破了革命历史小说的以必然性、阶级论、进步观、乐观主义叙述历史的模式。

新历史主义小说想象历史的方法有如下几种：1.历史成了文化的载体，而它本身的意义则被架空或忽视，如《白鹿原》；2.分裂“两种历史”的联系或以“个人历史”取代“总体历史”，如《妻妾成群》、《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这类作品都极力排斥总体历史，突出个人历史无边的丰富性和模糊性，进而使探索历史规律的努力变得可笑；3.质疑历史的意义，将历史描绘成一个莫名其妙的过程。如《尘埃落定》，主人公一生都为神秘的偶然性所支配，刺客杀死的不仅是那个无理性的人，还有那个无理性的历史。新历史主义小说以偶然、不可知、神秘性、文化或命运、纯属个人的冲动、莫名其妙的发迹或死亡等等因素的凸显来宣告历史本身的无理性和不可知性，对理性地把握规律和解放自身的乐观情怀极不信任。在他们看来，人们创造了历史，但人们却为历史所支配且无从解放，从而表达出虚无主义的历史感叹。2.时间观：从浓缩的线性时间到历史时空的破碎化与个人化。“在历史的具体场合中，时间问题牵涉到历史经验的组织系统和分期的基础”。革命历史小说描绘的历史是完整的线性流程，它螺旋向前指向未来，时间流逝与“进步”有必然联系。它竭力再现历史的“客观性”，叙述随时间而延伸，历史时间与文本时间基本对应，它们都是积累的、绝对的和面向未来的。

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大跨度的历史如个人史、家族史等等，主人公所经历的时间以他所经历的历史事件来分割，他主要生活于历史时间（公共时间）之中，而其个人时间的个人性被大大省略且受到前者的指导。从一个事件（时间）到另一个事件（时间），主人公越来越接近真理。比如朱老忠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回乡——乡亲们官司失败——接触共产党员——反税斗争 ——二师学潮等历程。在宏大叙事中，日常生活也被赋予了当下意 义。另一种是跨度较小的历史如战争史，开始大多是形势危急，这是 时间的起点，然后以奋斗——考验——胜利来安排历史时间，显出线 性进步的特点，像《保卫延安》、《红日》等等战争小说都是这种模 式。总之，革命历史小说中的时间变换是符合逻辑并有进化意义的， 时间的变换意味主人公认识能力又将提升或者胜利即将来临，个人时 空被编入历史时空，“小历史”被限制于“大历史”的范围内，这就 是浓缩的线性历史。 新历史主义小说将历史进行了主观切割，不再像革命历史小说那样 追求对历史的“客观再现”，并尽力将时间处理成合逻辑的序列，它 们很多时候提供了时间的破碎图景，比如《迷舟》中的时间“空 白”，再如《大年》中唐济尧对时间的误读：豹子母亲“觉得时间仿 佛出了问题。

后天，腊月二十四正悄悄向今夜延伸”。在人们意识中 匀速的时间在小说中突然加速、叠加、分离，变得不稳定起来。新历 史主义小说对时间的体验也非常注重“个人性”。乔良的《灵旗》离 开了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集体英雄而去展示一个红军逃兵的“个人时 间”；《迷舟》的时间按“第一天”、“第二天”„„来严格安排， 其中时间却随着萧的思绪或停或急，造成时间随叙事延伸的效果，让 时间结构内化为人物心理与意识，这便是时间的个人化。 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新时间观对革命历史小说的统一时间观构成了直 接冲击，它们打捞起了以往被历史叙述所忽略的个人时间和文化时 间，并将“个人时间”推向写作的中心。对连贯时间的撕破其实是源 于对理性把握历史的怀疑，正如马克柯里所说：“当代小说的危机 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危机，叙事的破碎化和对内心的兴趣便是历史作为 一个整体之不可表现的表征”。 3.历史的主体：从“有英雄”的历史到“无英雄”的历史或“无历 史”的历史。 两类小说书写的历史主体都是“平民”，但差异极大。革命者认为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因此革命历史小说将英雄殿堂中的帝王将相全部 扫除，换上了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等平民英雄，这是一种认识 历史主体的进步。

几乎每部革命历史小说都要塑造一个或一群英雄。 革命英雄的标准首要的是必须站在历史必然性这边，属于“进步”阵 营。革命者在小说中的形象都是完美无瑕的，即使有缺点也是表层气 质上的缺点，比如刘胜很急躁。此外无论平常还是紧急时刻，他们都 是大节不亏。但革命历史小说是“有英雄”的历史而不是“英雄”的 历史，因为在文本中真正发挥作用的不是英雄的个人能力而是英雄代 表的历史规律。如朱老忠、严志和等农民曾采用民间家族复仇或打官 司的方式，林道静采用个性解放的方式反抗社会，由于不合“历史潮 流”结果是输得灰头土脸。当他们皈依“真理”之后就变得不可战 胜，虽然他们的个人能力并无多少提升。革命历史小说歌颂着合规律 地创造历史的人民，在革命中不断接近真理的人民，并且在道德和政 治的讲台上给他们（英雄）以极力的赞美。“平民英雄”失去了“平 民”性，难免有高不可攀之感。 新历史主义小说对历史主体的描写都有“反英雄”的特色，它将英 雄人物置于吃喝拉撒的日常生活之中让他们无法“崇高”，将革命者 置于各种利益与偶然性的牵扯之中让他们无法“豪迈”。英雄往往与 小丑类同，革命者往往毫无价值地牺牲。它塑造的是细民，它是“无 英雄”的历史。

在某些小说中，不仅解构英雄历史甚至解构了历史本 身。新历史主义小说对历史的虚无倾向使它们无意寻找历史本质的 “代表”为历史作总结，描写着日常生活中的人，关注人性的平庸、 世俗化，人的各种欲望、烦恼和有缺陷的性格，嘲笑高大光辉的“英 雄”品格。90 年代后期，新历史主义小说越来越将历史的摄入当作一 种“修辞”手段，关注历史是表面的，真正的动机纯粹源于美学方 面。不仅没有了英雄角色，历史也仅仅只是审美的“符号”，这是 “无历史”的历史。 4.情节化方式：从喜剧和浪漫剧到闹剧和讽刺剧。 情节化模式的基本形式有浪漫剧、悲剧、喜剧、讽刺剧四种。革命 历史小说是喜剧，其“正必胜邪”的结局和古典小说的“大团圆”有 相似之处，但两者本质不同。古典小说的“大团圆”来自超验的力量 （如鬼神、清官、运势等等）和对既有秩序的妥协，窦娥虽然诅天咒 地，但最终还是依靠她诅咒的对象来为自己伸冤，这种“大团圆”是 赞美秩序，认同现实的。而革命历史小说的“大团圆”却来自于自己 的力量和对既有秩序的破坏。王贵说“不是闹革命咱们结不了 婚„„”，革命者相信他们自己，只有打破现存秩序才有解放，因此 这种“大团圆”是痛恨现实，赞美未来的。

而新历史主义小说则将正 剧化为闹剧，对历史进行漫画式的戏谑，特别在刘震云、莫言等人的 作品中充满了狂欢的气质，比如《故乡相处流传》中，乡间人围绕着 重大历史事件胡说八道，正经的历史变得嘻嘻哈哈。狂欢是解构的特 殊形式，它“充满了对一切神圣事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同一切人 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巴赫金）。在这种闹剧化中，严肃的历 史被“去魅”，显出荒诞不经的可笑面目。 对悲剧场景，革命历史小说在语气上是尽显英雄气概并且斗志高 涨，新历史主义小说对于悲剧的语气则是间离的或无动于衷的，它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