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清朝初年的“迁界禁海”是清朝统治者为了抵御当时盘踞台湾的郑氏集团采取的一项国策，简而言之，就是将沿海居民迁往内地三十里处，使台湾无法从内地获取补给，而在实际施行中，由于地势不同和奉行官员的任意专断，各地所立边界距离海里数并不一样。当时奉诏迁海的省份有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由于郑氏集团主要据点在福建，对清政府威胁最大因而迁界令执行最严格的是福建和福建相邻的广东、浙江三省。这点在电视剧中也有提及。

《康熙王朝》的历史bug很多，这里就电视剧中的“迁界禁海”一段剧情展开，“迁界禁海”在清朝历史上确有发生，只是无论时间、过程还是结果都与电视剧中展现的相距甚远，甚至可以说是谬之千里。

首先，便是时间上的错误

《康熙王朝》在诸多历史事件时间上错误诸多，收复台湾便是一例。电视剧中明确提及时间的地方不多,，一次是魏东亭向康熙奏报福建战报，上面的时间是“康熙二十八年”，而事实上，康熙二十三年清朝就已收复台湾，又何来康熙二十八年福建沿海还在打仗之理？

在福建沿海张贴“迁界禁海”告示时，可以看到这里的时间又变成了“康熙十四年”，剧组莫非这是集体穿越了？

由于这两处自相矛盾的时间错误，我们无法判断电视剧的迁界禁海究竟是哪年开始，姑且以禁海令告示上的“康熙十四年”为准。

另一点就是“迁界禁海”持续的时间，按照电视剧中姚启圣向康熙的提议，“迁界禁海”要坚持两年以上才有成效，后又延长为三年。而如果以康熙十四年开始算“迁界禁海”，至历史上1684年即康熙二十三年台湾归附为止，则持续时间又为九年。但不管是三年还是九年，都比历史上真实的“迁界禁海”可要短得多，历史上清朝的“迁界禁海”足足持续了二十年······

历史上“迁界禁海”的时间

1661年（顺治十八年）清廷断然决定实行大规模的强制迁移濒海居民的政策，史称“迁海”。迁海令经过了一个酝酿过程、1655年（顺治十二年）六月，清廷就曾下令“严禁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置重典。”但是，这一禁令收效并不大。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清廷再次颁布《严禁通海敕谕》。至康熙二十三年台湾回归大陆，“迁界禁海”持续了二十三年之久。

第二，是“迁界禁海”政策的提出者

电视剧中康熙亲命的福建总督“老叫花子”姚启圣，而实际上姚启圣和施琅都是“迁界禁海”政策的反对者。

大规模迁海政策的提出，史籍中有不同说法。其一是说出自黄梧的建议：

海澄公黄格一本，内密陈灭贼五策：一，金、厦两岛弹九之区，得延至今日而抗拒者，实由沿海人民走险，粮饱油铁梳船之物，靡不接济。若从山东、江、渐、闽、粤沿海居民，尽徒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不攻自灭也。 （参见《清史稿》卷二六一《黄梧传》）

另一种说法是清廷采纳了旗下汉人房星焕的献策。清初王法写道：

鸣呼，倡为迁海之说者谁与？辛丑（顺治十八年），予从蔡襄敏公（蔡士英）在淮南。执政者遣尚书苏纳海等分谐江浙粤闽迁濒海之民于内地。蔡公曰：“此北平人方星焕所献策也。”公曰：“星焕者，北平酒家子也。其兄星华，少时被房出关。·····从入关，始与其弟星焕相聚。星华官至潭南太守，星焕从之官。海上兵至，漳城陷，兄弟皆被掠入海，旋纵之归。其主问海外情形，星焕乘间进曰：“海舶所用钉、铁、麻、油，神器（指火炮）所用焰硝，以及粟、常之属，岛上所少。皆我濒海之民阐出贸易，交通接济。今若尽迁其民入内地，斥为空壤，画地为界，仍厉其禁，犯者坐死；彼岛上穷寇内援既断，来无所掠，如婴儿绝乳，立可饿毙矣。其主深然之，今执政新其说得行也。”盖蔡公之言如此。……鸣呼，不仁哉，执政者方忻然以为得计也，骤迁星焕官至山左监司··…·（王沄《漫游纪略》）

参考各种记载，可以大致确定：先后提出过类似建议的并不限于一个人，但直接引起清廷重视导致发布全面迁海令的却是房星烨、房星焕兄弟。

查考迁海令的策动者究竟是谁，目的在于探讨清初统治集团中不同力量的动向。清廷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满洲贵族，他们统率的八旗子弟弓马娴熟，是陆战的好手，海上交锋却固非所习，决策迁海可谓是扬长避短。依附清廷的汉族官员或是由于传统观念，或是由于本身利害攸关，大抵都不赞成迁海。例如，康熙七年四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就奏称：

“伏思天下一统，胡为一郑经残孽盘踞绝岛，而折五省边海地方画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况东南膏脾田园及所产渔盐最为财赋之数，可资中国之润，不可以西北长城塞外风土为比……”

从另一方面看，清廷推行迁海政策时派往东南沿海各省的巡视大员却毫无例外地全是满洲贵胃。两相对照，多少可以触及这一重大决策的内幕：满洲贵族们怯于海战，决心牺牲一部分汉人的利益。作为满洲家奴的房星焕正是摸准了主子的心理，一言即合，得到越级提拔。

第三，就是“迁界禁海”令的执行过程和它带给沿海居民的影响

电视剧虽然对这一政策执行带给沿海百姓的影响做了一些涉猎，但也只是点到为止，而且大体上持正面推崇态度。

电视剧中有一个桥段是老百姓对姚启圣执行的“迁界禁海”令心存不忿，于是偷偷掘了他的祖坟，姚启圣却饶恕这些掘祖坟的人，将先祖的骨灰撒往大海，又跪在海边哭求老百姓迁界禁海······

身为浙江绍兴人的姚启圣祖坟却在福建

于是，百姓们就这样在姚启圣的感化和朝廷许诺的好处下，心甘情愿地完成了“迁界禁海”······

然而，真实历史上的迁界禁海可远远要比电视剧中展现的悲惨残酷得多——

迁海自始至终都是以极其野蛮的方式摧残沿海居民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暴行。清政府画地为牢确定所谓的“边界”以后，就以极其蛮横的手段驱赶界外的居民进入内地。迁徙的时间规定得非常短促，一般是三天 ，过期派官兵驱赶。为了断绝迁民后顾之心，界外的房屋全部焚毁一空。

居民被驱赶入界以后，有敢出界者杀无放。以福建省的情况为例：

在福宁州，“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岸、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牌，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 在莆田县，“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登时斩首”。这个县的黄石千总张安“每出界巡哨只带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计”。上引洪若皋疏中说：“闽以边路为界，路下近海者为界外，路上近山者为界内。当日迁移时，凡路下之民居尽毁，而路上不毁。既迁之后，凡路上之民越出路下即为越禁。……孰不知以路为界，民之住于路上而近路边者，槍溜之前即为界外。夫细民势不能不畜鸡豚，鸡豚势不能识界禁，一旦越出路下，人或从而追之，塘兵远了，即加以越界之罪。况道路不无歧口旁径之分，行旅之人未谙路径，距步失足，防兵群系累之，以越界论，致于有司，即或得辨释放，而行囊衣资已馨掠矣。”

福建沿边居民当时处于怎样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境地，也就可以想见了。

沿海迁界政策的推行，不仅使大批滨海居民在违旨“透越”的罪名下惨死于清政府屠刀之下，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是个严重的阻碍。它使得我国沿海界外弃为灌莽，滨海地区遭到清政府官兵的尽情破坏和蹂躏，转瞬之间化为废墟；迁民颠沛流离；清政府赋税收入减少，为弥补税收，又责令界内居民摊赔，百姓负再次担加重；对外贸易停顿，不仅私人海上贸易被阻塞，连官府直接控制的市舶贸易也一度完全停止，在迁海政策的直接影响下，从康熙元年到二十年，我国大陆的海上对外贸易中断了二十年。复界之后，禁海政策仍延续下来，至多只不过是在一段时间里放宽一点出海的限制，这种作茧自缚的闭关政策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的正常发展。

最后，就要说到“迁界禁海”的“成果”了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清史中，都将台湾最后的回归相当一部分功劳归于“迁界禁海”，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就在清政府雷厉风行地强迫驱赶沿海百姓迁往内地的时候，郑成功亲统大军渡海作战，从荷兰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复了我国神圣疆土台湾。郑成功对清廷的决策迁海深为不满，同部下将领谈及此事时叹息道：

“吾欲留此数发，累及桑梓人民，且以数千里膏脾鱼盐之地、百万亿众生灵，一旦委而弃之，将以为得计乎？徒殃民而已。吾若不决志东征，苟徇诸将意，株守各岛，岂不笑吾英雄为其束缚？今当驰令各处，收沿海之残民，移我东土，开辟草莱，相助耕种，养精蓄锐，侯有衅隙，整甲而西，恢复迎驾，未为晚也。”

郑经还接受忠振伯洪旭的建议派遣屯兵入山伐木，修造船舶战舰，

“又别遭商船前往各港，多价购船料，载到台湾，兴造洋艘鸟船，装白鹿皮等物，上通日本，制造铜烦、優刀、盔甲，并铸永历钱；下贩逼罗、交趾、东京各处以高国。从此台湾日盛，田畴市肆，不让内地”？。 由于布吊等物来源阳隔，价值昂贵，郑经又从参军陈永华之请，派江胜驻扎厦门，“斩茅为市，禁止鵝掠，平价交易。凡沿海内地穷民乘夜窃负货物入界，虽儿童无欺。……其达濠货物聚而流通台湾，因此而物价平，洋贩愈兴”

郑氏父子“课耕积谷，务生聚，招徕远人”，凭借着军民的勤奋劳动和优越的自然条件，终于把台湾经营成了“田庐辟，亩涂治，树饶”，“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的宝岛。到康熙二十三年清军收取台湾时，统军大将施琅所见到的情况是：

“臣奉旨征讨，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育，物产利溥，耕桑并耦，渔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吊耳，兹则木棉盛出，经织不乏；且舟帆四达，丝续睡至，饮禁虽严，终难杜绝。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

杜臻也说：

郑成功入台之后，“规度便近地，给兵屯种，而收赋于诸社以自给，又多种桐树及棠麻为治船之需。”

这就表明，清廷的迁海政策不仅没有达到从经济上困死郑成功义师的目的，相反，迫使他们走自力更生之路，在开发台湾的宏伟事业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些材料令人信服地表明，迁海政策只是给沿海居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给清政府自身带来了重重困难，对郑成功父子领导的义师并没有起到多大的威助作用。康熙三十三年台湾的回归大陆是当时的大势所趋，无论在直接意义上还是在间接意义上都不是迁海政策的结果。如果清廷抱住迁海政策不放的话，台湾问题不仅不能解决，分离的局面还将继续拖延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大臣中主张进取台湾的人（如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福建总督姚启圣）都是迁海政策的反对者。清朝统治者对于自己的文治武功历来是不厌其繁地张扬备至。唯独对于沿海迁界这个涉及东南各省，持续时间长达二十年的重大政策却很少记叙，连清实录当中也只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这种现象多少可以说明清廷事后终于明白自己的失策。依赖当时承办官员的文书、地方志和私家记载才多少保存了事情的真相，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清初推行的政策是怎样阻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