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的福音像一粒种子，土壤肥沃、雨水充足、空间广大的时候，自然会成长茁壮。相反地，如果空间狭窄、阳光不足，没有足够的养分雨水，它仅能委曲求全，暂时蜗居在极受限制的空间，尽量把根往下扎，等到有朝一日环境改善，便可以放心向四面八方发展。

罗马帝国直到公元第四世纪初年，仍没有正式的宗教信仰自由，虽然如此，早在第一世纪中叶以後便传到罗马的基督福音，还是在这两百五十年中不但设法生存下来，而且在种种逆境之中，只要可能，便传播出去。所以，福音在古罗马帝国初世纪时代实在已经打下相当稳固的基础。

公元叁一叁年对天主教会是个吉祥的日子，因为罗马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诏书'，宣布帝国境内宗教信仰自由。暗室的天窗既然已经打开，甚至连屋顶都拆掉了，福音这棵久被压抑的小树苗自然很快便成长茁壮。或问：宗教信仰自由後，基督福音的精神是否也逐渐进入帝国的政治、社会和民间体制结构中呢？答案是肯定的。

自从公元叁二五年起，星期主日和教会礼仪年内的几个重大庆典，都已经成了公定假日，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都按照教会的礼仪年历表来进行。

不但如此，帝国有关家庭的立法也深受基督信仰的影响，比方说：法律禁止男主人和自己的女奴隶有婚外的性关系；已有的离婚法律虽然没有被废除，却制定了一些阻止离婚的新规定；奴隶制度没有废除，因为教会本身也有奴隶，可是法律禁止分散奴隶的家庭；至於释放奴隶的手续也变得更简单容易，只要在圣堂内，当着神职人员面前公开宣布就可以；监狱中对待囚犯的态度也比较具有人性，狱卒不能再使囚犯饿死，而囚犯有权利每天至少一次见阳光，神职人员则有权利探访囚犯。

在社会慈善工作上，由于罗马帝国在这方面还没有甚麽固定的制度和组织，所以基督信徒自动自发成立慈善机构。因着这些机构的运作，帝国也慢慢地、经过长期的尝试，才在这方面有了新的认识和作为。

从'宗徒大事录'上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在当时已经有了行哀衿、救济贫苦的行动，这种行动在罗马帝国内渐渐地发展开来。着名的希腊教父，卡帕多细亚（Cappadocia）地区的凯撒勒雅（Cesarea）的主教圣巴西略（Basilio,330-379）曾建立一座真正的基督信徒小城，城中有圣堂、隐修院、医院和接待所，专门招待老弱贫病和旅行过路的人。

隐修院中的隐修士是负责接待所各种工作的人员。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主教甚至有一支有五百人之众的医疗护士团，专门为贫病人士服务。罗马城外港奥斯蒂亚（Ostia）也有一个接待朝圣旅客的地方。

从上面扼要提到的，可以约略看到教会在公元最初四个世纪中在各地所推行的爱德慈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帝国日後社会福利事业的先驱。

可是话说回来，教会的慈善事业虽然普及，基督福音对社会生活和帝国的法律也有相当的影响，但是社会的基督信仰化还是很有限，换句话说，基督的福音还没有真正深入大众的心灵，很多新奉教的人并不热心于更改自己原有的不良习俗。

帝国的法律虽然禁止杀害婴儿，却没禁止遗弃他们；法律也禁止武士在竞技场武斗，但也只是徒具虚文，没有人遵守。第二第叁世纪时代教会几乎禁止教友从军，因为这个职业与基督信仰的精神不符。自从宗教信仰自由以後，教友对军队的恶感便逐渐减少。

第四世纪末年，罗马帝国一步一步走向衰亡，几个皇帝企图挽回狂澜，所以统治手段越来越专制独裁，经常使用酷刑对付敌人或囚犯。当时米兰的主教圣盎博罗削（Ambrogio）在公元叁九零年曾要求狄奥多西（Teodosio）皇帝先在米兰主教座堂公开作严厉的补赎，才准予重新领圣体，因为这位皇帝为了平定希腊半岛东北部得撒洛尼城的暴动，屠杀了七千人。

其实，自从君士坦丁大帝颁布宗教信仰自由法律以後，帝国境内许多居民都是为了机会主义而领洗作基督信徒的，他们虽然领洗，却不愿遵守领受圣洗所要求的伦理道德义务。很多人都画十字圣号，在领洗之前也接受过要理教育，认识基督信仰的基本真理，但仅此而已。

不少望教者把望教的期间拉长，甚至长到年老和临终的时候，因为他们想圣洗圣事可以赦免一个人一生所犯的所有罪过，而且补赎也只须作一次而已，何不等到人老将死，欲望全无的时候才领洗，才立定志向悔改皈依，终生不再犯罪来得方便呢？

为了这个原故，教会于是不太愿意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打如意算盘的望教徒身上，而宁愿把精神放在真心诚意、希望尽快领洗作好教友的人那里。这些真心诚意希望尽快领洗奉教的人，通常都在四旬封斋期开始之前报名登记，于是整个四旬期便成了准备领洗的时期。

在这段期间，主教或主教的代表根据'信经'的基本信仰要义，为他们讲解教会的信德。基於教育心理原理，准备领洗的望教者必须在没有领洗的人面前对自己所学到的保持秘密。在礼仪聚会中，望教者都要接受驱魔，也只让他们诵念'宗徒信经'，因为这首经文他们必须在圣周六的领洗礼仪中宣念。在某些地方的教会，望教者也学着念'天主经'。

望教者领洗後那一周里面也要继续听要理，因此有所谓的'领洗要理'和'奥迹进阶要理'之分：领洗要理是在领洗之前听讲的，内容以'信经'和伦理道德方面的皈依为主；奥迹进阶要理是在领洗後听讲的，目的在进一步了解圣洗圣事本身和感恩祭典的意义。

由于外来的迫害和敌视的压力已经消失，至少不公然出现，所以教会保护自己、抵御外侮的要务已经退居第二线，神学工作者把重点集中在阐述圣事礼仪的效力和价值，使人知道圣事所涵的圣宠是天主白白赏赐的恩典。

当时北非依波纳教区的主教圣奥斯丁为鼓励婴孩儿童领洗，所以特别强调洗涤原罪的必要，他强调儿童和婴儿即使没有本罪，也需要天主介入，以消除人类与生俱来的原罪。圣洗圣事可以赦免人的原罪和本罪，但是领过圣洗的教友中比较不热心的也经常重犯大罪。既然为严重的罪过一生只有一次作补赎的机会，所以犯罪的人总设法拖延办告解的时刻，尽可能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才告解认罪，以免在世的时候作太久的补赎。

当时犯大罪的人必须作非常严厉的公开补赎，凡是铸下重大过错或立严重坏表样的人，都被禁止领圣体。其实那些重大的过错不一定就是教会今天所认为的死罪，而一般教友也不至於受到这样的处分。几时教友犯了重罪，自己向主教办告解，而主教也可能要求他接受作补赎的处分，这样的处分在教会的礼仪聚会中进行。

礼仪开始之前，主教把双手放在罪人身上，并把用山羊毛织的苦衣交给他穿。处在同样状况下的教友们形成教会中的特殊小团体，他们既不能参与弥撒中的奉献礼，更不能领圣体。逢每年的四旬封斋期，司祭们都重新把双手放在这些作补赎的人身上。

这种补赎的时期的长短视罪过的严重程度而定，长者可能好几年。一旦补赎时期届满，主教再度把双手放在罪人身上，表示罪人与教会、与天主修和。这个仪式通常在耶稣复活前的圣周四举行。今天的教友很难想像古代教友作补赎的情况，昔日那些犯重罪的人必须穿苦衣或者穿非常朴素的衣服，他们不能再顾虑自己的面子尊严，要守斋，行哀衿，不能吃肉，结婚的人不能再有夫妻关系，某些职业不能再作，即使补赎结束了，仍然不可以有夫妻关系，不可以从事某些行业，直到死亡为止。

凡是没遵守这些规矩的人，都被视为叛教者，永远不能再与天主、与教会修好，因为忏悔与补赎处分一生中仅此一次而已。他们顶多只能期望临死之前在病榻上领一次临终圣体。

昔日教友所作的公开补赎是那麽严厉，致使它所产生的负面效果影响到教会本身各种圣事的普及和所能发挥的分施圣宠的效用。很多望教者都设法推延领洗的时日，以免受到教会告解圣事的严厉处分，他们希望在临死之前才领洗进教，这样既可以得到罪过的完全赦免，也不必作太多的补赎，岂不是一举两得吗？望教者既然不期望早日领洗，所以也不告解，更不能领圣体、领坚振、行婚配、晋升司铎。

至於已经领洗的教友，他们若是犯有重罪，更是想尽办法推延办告解的时日，因为他们不能放弃自己的职业和夫妻的生活。从另一方面说，年轻的人也不作那种公开的补赎，所以告解圣事成了为年老的人和快要去世的人的牧灵方式。

为了避免在生命最後的时刻还得作严厉的补赎，犯重大罪过的教友们都受劝告在日常生活中多作刻苦、多祈祷、多行哀衿，可是他们不能领圣体，情节重大者甚至公开被开除教籍，不过其中有不少人过了一段时日以後，未经教会许可，也没有办告解圣事，又自动回到教会，并领圣体，他们以为领圣体可以消除罪恶的痕迹。

到了第五世纪，那些无法接受罪过的严厉惩罚的教友，大多不再理会教会给以的暂时开除教籍的命令。正因为有这种负面的反应，教会里面另一些比较严守教规的人便作出另一种相对的行动，他们以谦逊的精神作公开的补赎，以回应冷淡教友的生活态度。

查阅古罗马历史档案得知，公元4世纪，古罗马帝国大约发生60多次地震、31次饥荒、30多次洪涝和海啸、14次瘟疫；公元5世纪、6世纪、7世纪发生的灾难也不少，晚期罗马帝国的受灾情况是多么的严重，罗马境内的大部分自耕农纷纷破产，背井离乡寻找活路，这使得帝国政权摇摇欲坠。

天灾人祸事件，受灾自耕农大量破产，流离失所，大规模加入基督教会寻求救济，基督教得到充分发展，实力大涨。上头财政重点在于加强边防，无力赈济灾民，所以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积极与教会合作，希望教会承担起救济灾民、安抚群众的责任，条件是教会得到免于征税以及其他各种特权。

就这样，在上头和基督教会的双重作用下，境内受救济群众数量增加，社会矛盾缓和下来。很多灾民改宗基督教，壮大了教会实力，稳定了社会秩序。而那时的教义提倡信徒忍受现世的苦难，坚守信仰，这样才能得救从而来世进入天堂。灾民在获得救助的情况下，精神也获得了满足，不再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救济目的也已达到。

基督教在传教之初确实对罗马帝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仅仅是简单的慈善施舍行为，对安抚民心、稳定帝国社会秩序起到了关键作用，把一个处于崩溃边缘的帝国大厦扶正了，强行为之续命，使之灭亡的日期大大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