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间展现的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的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纬度。本论文旨在透过“空间转向”这一特定的层面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脉络。

【关 键 词】空间转向/新城市社会学

【作者简介】何雪松，华东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上海200237

何雪松（1974—），男，华东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主题。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以不同的方式对都市现象进行了阐释，齐美尔这位郁郁寡欢的社会学先驱更是为城市社会学奠定了若干理论基础。城市社会学成为显学则归功于盛极一时的芝加哥学派，帕克等人为城市社会学确立了学科声誉，一时间人类生态学几乎成为城市社会学的代名词。然而，人类生态学的理论架构过于单薄并且很长时间以来进展几近停滞，这一点一直为后世的社会学家所诟病。著名的新城市社会学的领军人物卡斯泰尔（Castells）在1968年发表其第一篇论文“存在城市社会学吗？”，三十二年后，他的回答是：“是的，过去有；没有，目前没有；如果运气好，二十一世纪它将以新的概念、新的方法和新的主题重新呈现。”[1](P390—406) 而笔者认为晚近时期新城市社会学的兴起为都市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降，哈维、卡斯泰尔等人将马克思主义重新引入城市社会学并形成“新城市社会学”这一全新的研究范式。国内学者夏建中和蔡禾已经不同的侧面介绍了新城市社会学理论，夏建中注重对三个代表人物卡斯泰尔、哈维和帕尔的思想介绍、蔡禾则从一般意义上比较新城市社会学和人类生态学这两种不同的都市研究范式。[2,3] 然而，他们没有深入考察新城市社会学理论中凸现的空间之纬，这是更为广泛的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4] 本文试图从空间这一特定理论纬度出发讨论新城市社会学“何以为新”。

一、新城市社会学的兴起与空间滥觞之脉络

裘金（Zukin）也许是第一个使用“新城市社会学”一词的人，[5](P575—602) 沃顿几乎在同一时期采用这一表达以区分197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在反思“旧”（或传统）的城市社会学的基础之上而提出的所谓的“新”的城市社会学。这实际上折射出城市社会学的理论进展过于苍白，只需用“新”和“旧”就足以区分100多年来的学术努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怀疑城市社会学是否存在？1970年代以降，欧洲和北美的社会学家开始系统地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城市研究，汇流成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架构。1977年开始出版的《国际都市与区域研究期刊》更是为新城市社会学奠定了制度化基础，该期刊深受新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卡斯泰尔和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戈特德纳（Gottdiener）的《新城市社会学》一书更是从一般意义阐述了新城市社会学的基本观点。

那么，具体而言，新城市社会学新在何处呢？所谓“新”，沃顿有如下看法：即需要重新定义和解释城市主义本身，而非想当然地加以接受之；关注生产、交换、消费与权力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仔细研究城市主义的结构基础，即其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阶级冲突与利益之争成为关注点；反思城市社会学理论的价值假设与规范前提。[6](P301—320) 新城市社会学的另一代表人物戈特德纳认为，新城市社会学相对于“旧”的城市社会学有如下特征：转向资本主义和大都会的全球视角；将空间、阶级、性别与种族歧视等元素包含在都市发展研究之中；尽可能整合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关注房地产发展和政府干预的推力；城市和郊区发展的多中心区域视角。[7] 从这两位学者的分析可以看出，新城市社会学并非一个具有高度统整性的理论框架，而是由明显有别于芝加哥学派的关于都市的论述聚合而成。

如果仔细阅读新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作，我们会发现其中凸现出一个核心概念——空间，这一概念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述为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之所以称之为转向，是因为在“旧”的城市社会学中，关于空间的论述相当薄弱，尤其没有从空间、资本和阶级的互动过程去理解都市经验，这恰恰是新城市社会学范式有别于人类生态学范式的核心所在。卡斯泰尔、哈维和戈特德纳的论述充分展现了新城市社会学的这一转向。然而，这一转向并非无本之木，经典社会学在空间议题上的若干论断构成新城市社会学空间转向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有强烈的地理和空间直觉，敏锐地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时间对空间的消解，而空间的形态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重大转型，这在《共产党宣言》里体现得最为充分。然而，空间主要被看作诸如生产处所、市场区域之类的自然语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城镇与乡村的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并指出客观的表象外衣下隐藏着各种基本社会关系之内核，这实际直指空间的社会性，而这正是1970年以后新城市社会学空间理论之要义。[8] 但正如哈维所评述的：“他（马克思）未能在自己的思想里建立起一种具有系统性和明显地具有地理和空间的观点，这从而破坏了他的政治视野和理论。”[9](P126—163) 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里提出时间和空间是社会构造物，空间具有社会性，特定社会的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去体验空间，社会组织则成为空间组织的模型和翻版，因此空间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10]

齐美尔是经典社会理论家中对空间最有洞察力的一位，其论文《空间的社会学》可谓社会学视野下最早专门探讨空间议题的文献。在这一重要文献中，他指出空间具有五种基本属性：空间的排他性、空间的分割性、社会互动的空间局部化、邻近／距离、空间的变动性。[11](P290—315) 他进一步洞察到空间在货币经济下的转型：货币经济的发展导致空间失去重要性，社会组织和社会交往开始脱离空间。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交往过程中，空间被赋予了意义——从空洞的变为有意义的。[12] 齐美尔的论述高度抽象，缺乏具体的历史分析，然而齐美尔关于都市生活的论断成为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源泉。

帕克、伯吉斯等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同心圆之类的空间解释框架，但他们从技术决定论和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对空间模式背后的社会动力缺乏深入探究，更多的是进行生态的类比和经验的描述。吉登斯批评帕克“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13](P516) 描述性论述虽然生动有趣，但无法从更高的理论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关系模式。在沃斯、雷斯菲尔德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14]

新城市社会学正是在传统都市研究范式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它不仅关注空间过程的后果，更试图把握空间形成的社会、经济、政治机制，这其后就是阶级和资本这两个重要概念。正如梅西所言：“城市是空间现象……乍一看，这似乎让人困扰。城市毫无疑问是空间的：它们是空间，且位于空间之中……然而，我们意在不在此。因为在社会科学之中，一个事件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即空间是如何被概念化的。空间——我们在里面生活，世界在里面被形构——越来越被理解为社会产物，这些产物是由存在于人、机构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15] 这段话点明了新城市社会学空间转向之实质。

二、空间纬度的诸种阐释：列菲弗尔、卡斯泰尔、哈维和戈特德纳

要了解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列菲弗尔（lefebvre）是一位不可逾越的社会理论家，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了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勃兴提供了智识渊源。在列菲弗尔的影响之下，卡斯泰尔、哈维、戈特德纳都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列菲弗尔的首要贡献在于从一般意义上确立了社会与空间的辩证关系：空间并非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或平台，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产生于有目的的社会实践；空间体现各种社会关系，但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关系。一言以蔽之，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辩证交织、相互依存。他尝试从空间的纬度去理解社会变迁并主张人类社会正是经由不同空间类型的转换而实现社会演变：即从差异空间到抽象空间的转型。绝对空间是由位居某些基地的自然片断所构成，这些基地是因其固有特质而被选取，它是血缘、土地和语言纽带的产物，它相对应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抽象空间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空间成为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无限扩张，它对应于资本主义社会。列氏认为，正是空间的扩张挽救了资本主义体制，因为它并未如马克思所说走到穷途末路，相反资本主义经由占有空间并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结构而得以维持与延续。由此可见，占有并再生产空间是资本主义成功的主要手段之一，空间的再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资本主义不少的内部矛盾，空间不再是一个消极无为的地理环境，而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16]

列菲弗尔更是注意到都市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决定意义，城市这样的人造环境就是社会关系的粗暴浓缩，而城市规划师更是对城市空间进行规划和设置以便为特定阶级效劳，从而卓有成效地捍卫了资本主义。列氏从城市化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出发将城市空间这一“问题框架”上升到中心位置，由此，都市化转译为现代性的空间化隐喻。[17] 这一阐述深刻影响了后世的都市研究和空间思考，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阐述无时无刻不显示其“幽灵”。

曼努尔·卡斯泰尔在其新城市社会学奠基之作《城市问题》中质疑沃思关于城市生活方式的论述并追随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视角对都市问题进行在某些层面有别于列菲弗尔的概念化以回应人类生态学视角之不足，而空间正是他切入这一主题的核心概念。[18] 卡斯泰尔认为空间只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物质纬度且与其它的物质纬度发生关系，进入这一关系的人赋予空间以形式、意义和功能。由此，他认为城市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对象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空间单位与社会单位的一致性。在他看来，都市空间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纬度。其后续的著作中，他提出流动空间这一概念以阐述后现代时期信息技术的扩展对社会空间的影响，原有的城市空间与新的流动空间开始断裂，整个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场所空间的重要性式微，与之相对应的是流动空间的意义日趋凸现。[19] 这一理论视点无疑深具洞察力，它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当代都市在空间层面正在经历的若干变化。

哈维在一系列的著作中致力于将空间这一以前被忽视的主题凸现为都市研究的焦点。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一定要创造一种符合再生产机制的物质环境，即空间。空间是社会权力的源泉，掌握了资本循环的各个要素和阶段的空间动态正是资本继续积累的关键所在。资本家规制城市空间以追求金钱，进而，空间秩序方面的改变会通过货币收益而重新分配社会权力。所以，空间的组织和运作的功效对所有资本家而言都是重要的，经由这一运作，资本家获得附加优势。实际上，在任何社会形态里，空间的实践充满了微妙性和复杂性，要改变社会的任何规划就必须把握空间概念和实践之改变这一复杂问题。这一议题在都市展现得更为充分，由此都市空间成为资本家争夺的重要目标。[20] 在《后现代状况》之中，哈维指出，空间重组是后现代时期的核心议题。时空的压缩导致文化实践与政治—经济实践出现剧烈的变化，都市本身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整片的地景必须摧毁，以便腾出空间来创造新地景”。[21] 这迫使人们调整空间观念且重新思考社会行动的形式。

马克·戈特德纳在批判列菲弗尔、卡斯泰尔和哈维的都市空间阐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理论框架——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 perspective）。社会空间视角批评传统城市社会学过分重视技术作为变迁主体的推动力、试图将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框架。他认为，城市空间镶嵌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之网中。由此，空间生产在器物层面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关联的复杂社会过程，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而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社会与空间存在着相互交织的关系：一方面人类在社会结构的限制下在一定的空间下运行；另一方面，人类可以创造和改变空间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欲望。[7] 这一论述呼应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凸现了人的能动性在空间建构中的重要性。

尽管列菲弗尔、卡斯泰尔、哈维和戈特德纳这四位代表性人物在诸多具体观点上大异其趣，空间的社会性或社会的空间性是他们的理论共识。在他们看来，城市社会学如果忽视空间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就会毫无想象力可言。城市的发展涉及复杂的空间建构与安排，城市空间是城市内社会关系的结果亦在某种程度上为再生产社会关系提供机会和资源。犹有进之，空间的安排与设置之后则隐匿更为微妙的阶级意蕴与资本隐喻。

三、空间的阶级意蕴与资本隐喻

正如前述所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旨趣深受马克思之影响，即城市不应该被视为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要将城市纳入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尤其重视阶级和资本对城市空间的深刻影响，而这正是人类生态学范式所缺乏的。[22](P499—525) 由此，空间、资本与阶级的交织成为新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理论议题。

哈维追随列夫斐尔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运用于城市研究并试图以资本的城市化这一核心概念统摄对城市的认识与把握。首先，他重申恩格斯的观点：城市是资本聚散的空间节点。人为空间以适应经济活动的方式而组织起来，银行业、商业和制造业即为其例。哈维认为以资本的三级循环来解释资本运动与城市空间发展的关系，第一级循环，即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投入；二级循环就是投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第三级循环涉及资本向科学教育和卫生福利的转移。尤其，房地产投资作为资本的“第二级循环”对城市空间的生产与构成具有重要意义。哈维进一步强调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过程的实质就是资本的城市化过程。劳动力的剥削是资本家扩大利润和积累资本的来源、是推动城市化的动力，但他不主张简单地将阶级冲突视为工厂内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抗争，因为实际上资产阶级可分为金融投资者（金融资本）、市场和商业所有者（商业资本）以及工厂所有者（工业资本）；而工人可以分为工厂工人、白领销售人员和金融专业人员等。他们之间涉及居住场所或曰城市空间的斗争，每个利益集团都对城市发展和居住空间具有不同的要求，利益冲突无可避免。各方为了自己的利益参与涉及人为环境的创造、管理和利用的不同领域的斗争。因此，城市的发展过程就是各阶级之间不断围绕空间的安排进行讨价还价乃至冲突的过程，空间的占有、利用、支配、控制和创造成为阶级之间协商、对立、抗争的重要议题。要改变社会的任何规划就必须把握空间概念和实践之改变这一复杂问题。[20]

卡斯泰尔认为空间形式乃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所再生产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和执行了支配阶级的利益。他甚至直接将城市定义为再生产权力关系的空间单位，城市空间实践着国家权力关系。在空间的设置过程中，追求资本积累的资产阶级与要求提高集体消费水平的工人阶级存在剧烈的利益冲突，因为城市计划和城市政策可能更符合统治阶级利益，但并不必然符合广大城市居民和贫困阶层的利益。为了争取符合自己利益的城市发展与城市规划，居民自发组织起来对政府或资产阶级的城市规划进行抵抗，从而引起更广泛的城市社会运动以夺取城市空间。这样，空间就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了被剥削阶层、被压迫居民和被虐待的妇女的抗争烙印。卡斯泰尔尤其强调城市社会运动是都市空间转化的作用者，是都市变迁的最高层次。[23] 卡氏的论断实质上明确了都市空间的阶级性。

戈特德纳的社会空间视角不仅关注促进城市发展的需求因素而且重视供给因素。其中，房地产业和政府的干预是极为关键的供给因素，这两者都与资本的流动密切关联。而对房地产的重视则呼应了哈维对资本二次流动的阐述，资本进入房地产业重构了城市空间。然而房地产业在迅猛拓展城市空间的同时引发各类社会矛盾，比如征收土地、旧城改造。为了解决如此矛盾，资本家就必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政府的旧城区改造补贴、城市规划的制订和居民区的拆迁就成为经济利益主体要将政府干预带入其中作为平息争端、实施城市规划的重要手段，从而保证资本运营和空间生产以获取利润。利益受到威胁的居民则希望向政府施加压力以保证其基本权益，城市空间生产的取向正是在这一冲突过程确立。[24] 可见，政府在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即调节因争夺空间而出现的冲突。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新城市社会学的视野中，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抗争影响城市空间的构成，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围绕城市空间展开且与资本的流通交织在一起，资本的循环重构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空间的设置和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这就是空间、资本和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凸现城市空间的社会性或城市社会的空间性。

四、结语

新城市社会学从马克思那里获得灵感之后重新以阶级和资本的视角去构建空间概念并透过空间、资本和阶级的交织来理解都市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城市社会学摆脱理论困境，更从另一层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所以新城市社会学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可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值得注意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空间议题的关注也为城市社会运动提供了理论准备。因为，“一个具体的城市空间问题框架——已融入城市社会活动的动力——既出于理论方面的考虑又是为了激进的社会行动被提到了议事日程的”。[25](P143)

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对于理解中国的都市现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正如我们所见到的，现有的城市研究由于缺乏很好的理论架构而无法深入解读城市生活中正在经历的诸多变化，城市的空间形态、阶层的空间分化、资本的空间聚集都见于城市发展进程之中，如果不能将这些现象整合于都市研究的视野之中，我们就很难把握城市发展的动态脉络，这样的社会学解释当然缺乏解释力、毫无想象力可言。以空间为主导的新城市社会学理论可以丰富我们对城市的阐释和体认，有助于我们直面城市浮现的议题：城市空间以何种形式重构或延续？谁以何种形式占有如此空间？谁被排斥在这样的空间之外？如此空间对于城市的意义是什么？资本（包括房地产）和政府于其中的作用是什么？这其间又隐含着何种利益冲突？城市空间形构阶层区分抑或阶层分化区隔了不同的社会空间？有理由相信，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为我们理解中国城市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一个动态而全面的城市图景有可能由此栩栩而生地呈现出来。相信新城市社会学对于城市规划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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