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院长每次有新书面世，都会引起各界的热议。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张院长用扎实的逻辑批判了西方对于中国的误读；第二是从历史脉络中探寻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特别是张院长在瑞士研究国际关系的同时可以用西方的语言观察中国，进行更为深刻的讨论，论断也更具说服力。与此同时，在批判中国学界蔓延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从历史的观点出发，提出并推广了“文明型国家”观点，开启了中国学研究的新方向。

书的题目是文明型国家。法国使用的文明（civilization）是一种“有礼有节，秩序井然，有教养的一种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说文明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可以称为文明化。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经表示“由空间、社会、经济、文化构成的文明最具特征的现象是悠久历史蕴含着悠久的历史。”由此来看，中国最接近于文明的定义。张院长在深刻理解这类文明的基础上，融合了兼具近代国家的“民族国家”、中华文化等特征的“文明国家”概念，提出了“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的概念。全书对于“文明型国家”的概念、特征、制度、模式、理念等进行了全面阐述，触发了学界新的讨论与思考。

韩国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有几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倾向于西方中心主义，或“社会主义”中国崛起威胁论。另一种是还原了中国的原本面貌，从现实客观的角度审视中国，把握中国对韩半岛的影响。但是韩国学界还没有形成“中国正以‘文明型国家’的面貌崛起的认识”。因为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关于中国崛起的有效理论说明，同时和平崛起，永不称霸等主张的逻辑性薄弱，缺乏创新性问题意识，因此中国相关崛起的讨论尚未在韩国学界引起更多的共鸣与关注。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著作的面世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的“根”，也将提供一种不同以往的分析视角。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塞缪尔·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模式根本转变（改宗），就如同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一般。这本书的创新之处也在于对于其改变了现有讨论模式。特别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引入的共产党组织原理、人才选拔方式、民心和民意的区分、人权问题、中国文化中试验推广战略等不仅仅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模式，也是具有普遍性的，可以被现代国家参考的内容。

与此同时本书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模式的成功进行了说明，提供了有效理解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视角。西方学界也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奇迹，并将这一奇迹称作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速度、中国道路等。但是中国40余年的发展并不能完全简单地归结为“奇迹”，中国模式的成功具有相当的根据。可以说是文明型国家发展的结果。但是现在的成功并不能代表未来持久的成功，所以有必要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首先，政治领域。改革开放提高了社会的流动性，但是也增加了结构性腐败的发生。这是比政治民主化，中国的政治改革更加重视政治制度化的结果。未来应该针对如何扩大人民的政治权力、政治参与、确立法治、“没有发展的治理”与“没有治理的发展”等问题进行调整。

第二，经济领域。过去中国强调地方政府的企业家作用，把增长指标作为评价干部的重要标准。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但是目前中国正在从不平衡发展向平衡发展，从以财政和出口为中心的增长向以消费为中心的增长转换。中国需要推进国有企业在内的结构性调整。特别是随着促进文明型国家的经济增长环境正在恶化，必须加速推进改革开放，同时也需要更加重视创新性和效率性。

第三，社会领域。中国共产党对主要矛盾进行了重新定义。中国指出现在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发展进程中，矛盾可能会带来城乡、地域、收入等方面差距的不断扩大，最后引发统治合法性危机。因此应该把脱贫脱困，保护民生等政策放在重中之重，回归社会主义原本之义。

第四，文化领域。中国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最近强调以自信为基础的中国价值、中国标准、中国普遍等也是这个原因。但是真正的软实力传播并不是简单地把自己的东西传播给别人，而是在对方那里提高自己的魅力指数。因此，中国想要和周边国家实现“民心相通”，就一定要加速开放，加强相互交流。

第五，环境领域。未来环境治理不是必要条件，而是必要充分条件。中国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开始积极应对全球变暖。应该提出环境生态为中心的持续发展方案。现在上海和北京的环境问题也将得到治理和改善。也就是说中国有必要提出关于稳定和发展，以及包括国际社会责任在内的环境治理方案。

第六，意识形态领域。中国的理念应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古典政治智慧中寻根溯源。中国正从民主对专制，走向好的政治与坏的政治的转换，相比程序上的民主更加强调实质上的民主与政治道义。但是中国模式需要更具普遍性，更具包容性。

第七，外交领域。中国提出了新型国际关系。这一理念反对孤立主义与爱国主义构成的美国例外主义，强调的是包容性国际关系框架下的中国例外主义可能性。“国际关系民主化”、“开放与多边主义”作为重要的国际关系原则发挥着作用。但是中国有必要超越爱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局限，推进“文明型国家”在国家关系中发挥作用。

阅读张院长的《文明型国家》，会让人联想到中国思想家康有为提出了文明国家模式，以及新康有为主义现象。但是文明型国家并不是与西方对立的概念，也该超越局限性确保普遍性。但是有必要警惕文明型国家崛起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急躁。

张院长提议翻译出版此书。张院长不仅在百忙之中受邀参加了成均中国研究所主办的学术研讨会，还接受了《成均中国摘要》（《Sungkyun China Brief》）的采访。通过此书的翻译出版，我们与张院长之间建立了密切深厚的学术友谊，对此，我倍感荣幸。在本书翻译出版过程中，成均中国研究所的杨甲镛、徐正京、杨哲博士，协同研究员张允美、高英姬教授都做出了众多贡献，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在出版协调过程中于婉莹研究员与复旦大学的邢丽菊教授也提供了很多帮助。张永泰研究员在交印过程中不遗余力，做了大量的校对、排版工作。负责出版的知识工作所出版社为书籍的最终呈现贡献了自己的努力。我认为这不单单是一本书，而是帮助正确理解中国，理解中国根源的“决定性”媒介。期待能以此为契机引发学界的热议。望读者朋友们不吝指正。

成均中国研究所 所长 李熙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