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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可以简单的来解释,就是把中国社会带入了一个全新的范畴之内。一个建立在几乎停滞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社会体制

辛亥革命历史意义,可以简单的来解释,就是把中国社会带入了一个全新的范畴之内。

一个建立在几乎停滞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社会体制,一个已经明显在体制碰撞中完全落于下风,马上就要被摧毁的体制,没有任何改良的意义,这个意义不在于民族文化、不在于道义、不在于爱国,而简单的可以归结于效率。

传统社会体制已经无论与统治、管理效率,人民生活水平增加的效率,文化产出效率,还是最根本的生产效率,都必然是最差的选择,而却依靠强大的传统体制和对大数量小农的“效率绑架”而维持,没有一个完全的冲击与改变,把中国社会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内,那亡国灭种指日可待,这在历史上又不是没有先例。

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结束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

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当然有不足和消极的一面,比如革命不彻底,以至于现在中国还无法完全拜托传统社会中的“集权体制”和“效率绑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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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资料:

辛亥革命过程:

1911年夏天,湘、鄂、粤、川等省爆发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

9月25日,荣县独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占汉阳和汉口。

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胜利后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 。

1912年2月12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至此,2132年的帝制历史告终结。

参考资料:辛亥革命-百度百科

1.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2.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3.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4.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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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背景

1.民族危机:列强以华治华,加紧资本输出,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各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剧,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促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

2.政治统治:清政府完全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反动卖国的本质日益暴露,促进了人民觉醒。

3.经济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

4.阶级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并登上了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 。

5.思想基础: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震撼着中国思想界,并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与民主思潮广泛传播的同时,国内外出现许多革命团体。影响较大的有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辛亥革命失败原因

1.革命纲领具有模糊性,最终导致革命主体的复杂性。以同盟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甚至幻想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见《告各友邦书》)。同时,他们将所有矛头直指满清王朝,而忽略了力量同样强大的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使他们也混入革命阵营。如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人竟然推举反对革命黎元洪出任都督,这无异于养虎为患。阳夏之役后,革命党人与黎元洪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逐渐颠倒,后来,黎元洪窃取实权。最终,大权被袁世凯收揽。

2.此次革命在后期脱离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的农民群众。马克思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恰恰忽略了这一点。正如周锡瑞教授所言:“赋予辛亥革命以生命力的思想观念,曾经认为,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政府,20世纪中国的一切弊端痼疾就可以迅速治疗矫正。这种信念曾创造了对于革命几乎是普遍的支持。而在1912-1913年的过程中,对于反满革命和共和政府那种魔术般灵验的信念,开始淡薄起来了。对于农民,革命除了带来一个绅士和官僚更紧密联合、以维护上流阶级利益的新政权外,其余一无所有。”

3.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从革命政党内部来说,成分复杂、派系繁多、矛盾尖锐。如阳夏之役后,江浙联军攻克南京,革命中心有东移之势,此后,南北议和在上海举行,临时政府的筹备工作在沪宁一带展开。而这使得一些自居“首义之功”的湖北党人大为不满,孙武等人甚至从此屈从黎元洪。而上海方面光复会的章太炎等人早与同盟会交恶,所以也对黎元洪大加赞助。而这两个集团却忽略了共同的敌人——袁世凯。此后,袁世凯得以安全地在一旁坐收渔翁之利。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亥革命的历史评价

央视国际 2003年09月25日 21:02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

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

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

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

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七十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1]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

利用这个机会,讲一点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对我们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觉得不妥,在感情上有些过不去。但从社会发展历史上说,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

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几次性质不同的大的革命。

第一次,是奴隶主推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人类的生产和社会大进一步。那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一些氏族部落组成的原始社会,他们互相打仗,捉到了俘虏就通通杀掉。奴隶主就不把俘虏杀掉,而是拿俘虏做奴隶,虽然刺瞎他一只眼,或者弄伤他一只手,但总还是要让他做工。是把人杀掉好呢,还是不杀掉让他做工好呢?还是奴隶制好,奴隶制可以积累财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很低,奴隶制就大进一步。现在一讲奴隶制,人们就觉得它很坏,其实奴隶制的产生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第二次,是封建地主革掉奴隶主的命。这次革命,在中国大概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不决,有人说西周就是封建社会了。我想,今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可以不去作结论。我个人是比较相信郭沫若[2]副总理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产生封建制的主张的。郭沫若曾经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3]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说孔夫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4]。其实当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总之,在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发生了大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从那时起,开始允许土地私有,允许土地收租。大概是在鲁宣公时代“初税亩”[5],第一次开始收地租。鲁哀公还说过什么“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6],彻,即十分之一。可见当时收地租大概是收百分之二十左右。这证明当时的社会制度已经开始变革,不再是实行井田制,而是采用收土地税的办法了。过去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7],这个时候是搞私有了。私有制曾经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人类历史有五十万年[8],但其中四十九万五千年就不懂得私有制这一条,因而没有进到文明社会。

第三次,是资产阶级革封建地主阶级的命,也就是民主主义革封建主义的命。在中国,就是辛亥革命。

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还有过改良派。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戊戌变法[9]在当时受压迫,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进步性,它受到顽固派的仇恨。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10]。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民主革命,当了一名战士,吃七块二[11]。当时程潜[12]先生就参加了,他是师长,虽不是我的顶头上司,但地位比我高。

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13]。国民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都做了批评,现在我们就不能批评吗?

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不是圣人?要说是圣人嘛,圣人就多得很;要说不是圣人嘛,我看圣人也就一个没有。人总是有缺点的,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是不要错得太多就是了。比如当主席,说十句话错了六句,错了百分之六十,那他的主席就当不成了。要说一句话都不错,没有那回事。写文章,总是改来改去,如果不错,何必改呢?做一篇文章,往往要犯很多错误。过去我到过上海,上海那个地方很复杂,我经常走错路,总是犯错误。凡是我有了错误,希望能及时得到朋友们的批评和纠正。一个人总是会有许多缺点的。如果觉得自己一点缺点也没有,“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不好了。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当然,在帝国主义面前,在艾德礼[14]等人面前,还是可以“摆摆架子”的,但靠摆架子吃饭就不好了。如果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就说不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物就说不得,那就不好了。对孔夫子,自董仲舒[15]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16]。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要加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

在第三十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我曾经提到《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二条对马克思、恩格斯就批评过。恩格斯有个别原理是错误的,应该抛弃,拿新的原理来代替它。比如,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采取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但是列宁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采取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比较好。可见恩格斯的看法是错误的。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都曾经说过,英国的革命可以采取和平革命的方式,并且估计英国革命将会早日到来。马克思、恩格斯都很想革命快点胜利,但实际上革命却总是没有胜利,又有什么办法。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看这句话要改一下。人,包括圣贤在内,总是有过的,有过必改就好了。我在上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还说过,不要造成偶像,就是不要说谁不能批评,而要说可以批评,但批评要正确,对于批评要分析。

以上是我贡献给大家的一点意见,是否妥当,请诸位考虑。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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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后的讲话。

[2]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人。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

[3]孔夫子,即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名丘,字仲尼,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4]见《孟子·滕文公下》。原文是:“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5]见《春秋·鲁宣公十五年》。鲁宣公十五年,即公元前五九四年。

[6]见《论语·颜渊》。

[7]见《诗经·小雅·北山》。

[8]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的历史至少有二百万年。

[9]戊戌变法,又称戊戌维新,指一八九八年(戊戌年)发生的变法维新运动。当时,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清朝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逐步地在中国推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这个运动缺乏人民群众的基础,又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变法三个多月以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六人,变法遭到失败。

[10]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见本卷第330页注[3]。

[11]指当时通用的银元。

[12]程潜,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时,任武昌龟山炮兵阵地指挥,后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湖南军事厅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3]《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说:“革命虽号成功,而革命政府所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合,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

[14]艾德礼(一八八三——一九六七),英国前首相。当时任英国工党领袖。

[15]董仲舒(公元前一九七——前一○四),广川(今河北枣强东北)人。西汉思想家,是孔子学派在西汉的主要代表。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采纳,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

[16]见《汉书·金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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