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艺术精品经艺术家们再度演绎成功，会给人以思想上的震撼，艺术上的感染，而后引领欣赏者到达真正的审美愉悦，培育世人具有高尚境界和博大情怀的审美追求、审美品位，参与造就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美美与共”的清平世界。身处低俗、庸俗、媚俗等病态文化商品有“利市大好”趋势的年代，这样的震撼力和感染力尤其可贵。历史题材话剧《伏生》就是这样的艺术精品。

这部由孟冰和冯必烈合力创作的作品雪藏多年后，终于作为国家话剧院12周年院庆和2013年压轴2014年开年大戏，由王晓鹰导演和他的国话艺术团队搬上了舞台，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长廊，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重新感悟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骇人听闻的暴政和伏子传承《尚书》惊天动地的伟大意义。

话剧对这段历史做了重大改编。一是隐去李斯为人“善”的一面而大力张扬他人品之“恶”，隐去李斯对协助嬴政统一中国做出突出贡献的一面而大力张扬他对中国文化史之“罪”，将“焚书坑儒”的历史背景更加突出为“儒法”之争，突出“独尊法术罢黜百家”的色彩；二是将伏生“壁藏”《尚书》改编成他秦时“心脑熟记”汉代“口耳传授”《尚书》《论语》《孟子》等经典，并且增加了他不赞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主张“百家争鸣”的情节。

为适应这样的改编，创作者虚构了伏生的儿子子勃、女儿羲娥、妻子闽姜等人物，让他们和伏生、李斯二人配置成一定的人物关系，又让子勃与被坑杀的众儒生勾连起来，再在众多人物关系之中虚构相应的故事情节。这样一来，历史上李斯和伏生二人在“焚书坑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并非都具有戏剧特质的事情，在这台话剧里就都具有了戏剧特质并且戏剧化了；而纯粹作为戏剧元素的虚构人物情节和环境，不仅是戏剧化的，还因为勾连着伏生、李斯乃至秦始皇等历史人物，坐实在“焚书坑儒”和汉文帝“独尊儒术”这样重要的历史时期中，戏剧也历史化了。于是，历史戏剧化和戏剧历史化的成功融合，就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给创作者编织了激烈的戏剧冲突，给人物编派了出人意料的戏剧动作和笔底生花的戏剧语言，给在戏剧冲突中活动的个性鲜明的戏剧人物及开展的腾挪跌宕的戏剧情节铺设了恰当的戏剧环境，渲染合适的戏剧氛围，创作出一个可以自由驰骋的戏剧时空。结果，伏生这个为传承中华文化而经历人生痛苦历练终于成功的民族精神的载体，在全剧中完成了他文化负载和叙事担当的角色使命。其他人物，也莫不如此。

话剧两个小时的演出中虽然没有明显的幕间场次划分，“伏生焚书”“舍子”“弃死”“斥敌”“传书”等戏剧段落在一气呵成的叙事里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伏生舍子”的戏，子勃从坑儒现场逃回家，李斯带人追来，扬言要将其满门抄斩，结果伏生交出了自己的儿子。这是一次痛苦的抉择，交出子勃是为了自己活下来，继续传承文化。因为要是文化死了，思想就停止了。剧中，伏生痛苦地苟活下来，等到了秦朝的覆灭，等到了汉文帝重新张扬文化的新时代。这样的艺术演绎，自然具有震撼人的思想力量。创作者按照美的规律设置尖锐的悲剧冲突，塑造鲜明的悲剧形象，升华了感人的悲剧激情，创造了宝贵的悲剧价值。黑格尔曾说，“激情”是人们通过艺术对生活“真谛”理解而达到的一种高度的兴奋，一种强烈的情感活动。悲剧艺术通过苦难和毁灭展现了事物的价值，它除了给人以痛感之外，还会给人以快感。这种快感，就是“美感”。当人们沉浸在观剧审美的兴奋之中时，虚虚实实，亦真亦幻，谁也不会再去管它究竟是真还是假，而宁可信其有，信其真了，信其为纪实性的历史的再现了。实际上，在这样的话剧艺术文本里，也就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和谐统一。这其实是一种难度很高的叙事艺术。其中的奥妙是在于当创作者们将真实的历史事件和虚构的人物故事结合起来，努力做到“历史戏剧化”和“戏剧历史化”的和谐融合的时候，关键是把握住在历史的框架里实施真正的艺术想象，展开真正的演剧艺术。无疑，这一切，《伏生》都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