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之初，“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满打满算，也就二十万人，兵力非常有限，而且占领区域越大，兵力也越分散，何况因为剃发易服、圈地投冲等等民族压迫政策，导致百姓抗争不断，许多降将由于种种原因，也先后起兵反叛。

然而南明朝廷，从弘光到隆武，坐拥半个中国，人力财力非常可观，但是面对清军，往往一触即溃，甚至望风而逃、不战而降。

朱大典字延之金华人（朱大典字延之金华人翻译）

难道真的没有一战之力吗？

并非如此，大西王张献忠牺牲之后，残部转入云南，经过两年经营，仅以一省之力，就能北出贵州、四川，东进两广、湖南，几次挫败不可一世的清军。

关键在于组织领导能力，南明朝廷看似人多地广，但没法把人财物力组织起来，一致对外，反而相互掣肘、各自为政。所以，今天我们比较一下同期并存的几大政权，看看其中组织领导能力的差别。

一、南明弘光政权

崇祯皇帝自尽之后，留都南京成为政治中心，按照宗室伦序，应当由福王朱由崧即位，但是东林、复社党人出于私利，力主潞王朱常淓即位，兵部尚书史可法希望采取折中方案，拥立桂王朱常瀛，但是福王朱由崧哪里肯干，暗中联系江北四镇，凤阳总督马士英“勤兵五万，驻扎江干，以备非常”。

但是，这也造成朝廷依附武将，始终无法成为领导核心。

甲申五月十七日，弘光皇帝即位之初，旋即分封四镇，以慰将心：

·黄得功：封靖南侯，镇守滁州、和州地区；此人长期驻扎江北，升至庐州总兵，明亡前夕平定河南永城叛变，封靖南伯；

·高杰：封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此人本是李闯降将，升至总兵，甲申初年，兵败，由陕西经山西、河南，一路逃往山东，拥兵三万，甲申三月，投靠凤阳总督马士英，屯驻徐州，听其节制；

·刘良佐：封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此人长期驻扎江淮之间，升至总兵，四月应马士英之邀，进入南直隶；其弟早在崇祯四年，就已投降清廷；

·刘泽清：封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此人升至山东总兵，崇祯命他火速入京勤王，谎称坠马，拒不奉诏，大顺进入山东之时，难逃淮安；

四人之中，两人都是败军之将，不仅没有军法处置，只是因为“定策”有功，加官进爵、位极人臣。除此四人之外，对于坐镇武昌的左良玉，弘光朝廷也晋封他为南宁侯，意图拉拢。

姜曰广记：“先是，封事起仓促，诸将条上事宜，上许焉。一切诛戮、署置、盐课、商税以及正供之赋，俱得便宜从事，俨然藩镇矣。”

四镇将领居功自傲，拥兵自重，大权在握，挟制朝廷，视皇帝为傀儡，“天子，我辈所立”。

督师大学土史可法在讲话时，常引用“圣旨”，高杰不以为然，当面顶撞道：“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

高杰原受命安顿家口于扬州城外然后统兵北征。可是，高杰贪图扬州富庶，要求将家口安置于城内。扬州的百姓见高杰部下士卒在附近村庄到处抢掠焚烧，“烟火蔽日”，“僵尸遍地”，不让高军入城。

高杰恼羞成怒，于六月初七日下令攻城。督师大学士史可法亲自来到扬州城外的高杰军营里，就这样还要婉转劝说，一味姑息迁就。

黄得功有一次跪着听使者宣读诏书，觉得不合自己的意思，不待读完就爬起来，“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

左良玉坐镇武昌，扼据战略要地，部下实力比较强大，朱由崧登极绍书颁发到武昌时，他开初不愿承认，在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等人的劝说下，才同意开读，表示拥戴。陈子龙记载，“上之立也，不与推戴，心常怏怏。既专制荆楚，益桀骜”。

四镇的气焰如此嚣张，皇帝和廷臣也无可奈何。马士英虽然投机附和镇将，得以位居首辅，但他同样受制于四镇和左良玉，毫无作为。

在极其重视君臣之分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这些场面是非常罕见的。

结果就是，弘光朝廷徒拥虚名，文武交讧，将领纷争，内耗既烈，无暇他顾，根本谈不上恢复进取，大好形势转瞬即逝。

二、南明隆武政权

1645年六月十一日，唐王朱聿键见潞王朱常淓已经决定投降，不胜愤慨，在一批文官武将的支持下，尤其是郑成功四叔、靖虏伯郑鸿逵的支持下，离开杭州前往福州筹办监国。

1645年闰六月初六日，由安南伯郑芝龙等迎接入福州，次日，就任监国。闰六月二十七日，即皇帝位。

但是，隆武这个皇帝心怀大志，奈何寄人篱下，并不好当。

隆武朝廷建立之后，颁诏各地，虽然得到了两广、赣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残明政权的承认，成为南明第二个正统朝廷，但是朱聿键作为明朝疏藩，帝位根本排不到他，既没有足够的名分，又缺乏自己的班底，难有作为。

比如，在福建，隆武帝既要依靠郑芝龙集团，又想摆脱郑芝龙集团。

郑芝龙原是海盗，接受招抚之后，在崇祯年间曾奉命镇压福建、江西、广东的“山寇”和“海寇”，由参将逐步升到总兵官，在弘光年间加封南安伯。不过，郑芝龙接受招安，主要意图是要借用朝廷命官身份，扫除海上异已势力，垄断福建、广东等地的对外贸易，就连迎奉隆武称帝，也是为了借用隆武朝廷名义，巩固自己在福建等地的统治地位，带有明显的割据色彩。

而隆武帝朱聿键以恢复明室为已任，具体目标是首先恢复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他称之为“半功”）进而收复北方（他称之为“全功”），所以朱聿键、郑芝龙二人，一个锐意恢复，一个拥兵自重，夹制朝廷，无意进取，就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

我们可以来看几段故事：

即位之后，隆武帝就以拥戴之功，加封郑芝龙为平虏候、郑鸿逵为定虏侯、郑芝豹为澄济伯、郑彩为永胜伯。从这些封号可以看出，隆武帝志在平虏。

即位十天之后，隆武帝就诛杀清朝派来招降的使者马得厂，敕谕文武臣民日：“朕今痛念祖陵，痛惜百姓。狂彝污我宗庙，害我子民，淫掠剃头，如在水火。朕今诛清使、旌忠臣外，誓择于八月十八日午时，朕亲统御御营中军平彝侯郑芝龙、御营左先锋郑鸿逵，统率六军，御驾亲征……”

但是，这次亲征，由于郑芝龙兄弟阻挠，没有实现，二人很快结束蜜月，开启明争暗斗。

在一次朝见群臣时，郑芝龙、郑鸿逵当着隆武帝的面挥扇去暑，户部尚书何楷上疏劾奏他俩“无人臣礼”；隆武帝嘉奖何楷敢于直言，立即给他加了左检都御史的官衔。

郑氏兄弟怀恨在心，处处加以刁难，何楷被迫请求致仕回籍，隆武帝违心地同意他暂时回乡养病，然而，郑芝龙仍不肯罢休，派部将杨耿在半路上割掉何楷的一只耳朵，借以向朝廷示威。

隆武朝廷首席大学士黄道周不胜愤慨，自告奋勇督兵出福建，联络江西，授救徽州、衢州一带的金声等部义军，希望能为隆武朝廷打开局面。1645年七月二十二日，黄道周勉强拼凑了三千多名士卒踏上了征途。

掌握兵马钱粮大权的郑芝龙内心窃喜，唯恐其不去，既不拨给精兵，粮饷也只支给一个月的定额，导致师出不久，兵饷就接济不上，黄道周只好利用自己的声望和书法，亲笔书写委任状，沿途召募一些忠贞之士，带粮入伍。

隆武帝朱聿键原本希望郑芝龙、郑鸿逵统兵出闵，建功立业，但是郑芝龙百般不愿，在隆武帝的一再训令下，郑芝龙不得不派永胜伯郑彩带兵出杉关，授救江西建昌义师。

然而，郑彩到达杉关之后，按兵不动，无论监军张家玉怎样催促，一概置之不理，不久之后，听说清军将至，拉起队伍就跑，三天三夜退到浦城。

此外，在湖广，隆武帝根本指挥不动何腾蛟。

何腾蛟曾任南阳知县，朱聿键还是唐王时，封地就在河南南阳，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何腾蛟被视为南阳故人，备受青睐，由湖广巡抚擢升为湖广等七省军务总督，按理来说，这算是铁杆亲信了吧？

为了摆脱郑芝龙集团控制，隆武帝希望何腾蛟能派精兵强将，由湖南入江西迎驾，只要自己离开福建，到达赣南，可以深入前线，就近节制赣南、湖广、广东和云南、贵州调来的军队，同清方斡旋较量，收复失地。顾诚先生评价，就从隆武帝希望前往赣南，而非广东，就能看出隆武志在恢复，希望有所作为。

隆武帝于1645年十二月十六日离开福州，二十六日到达福建建宁，开始做向西转移的准备。

1646年正月，隆武帝就手敕何腾蛟，命他“先遣精甲一万，迎朕湖东（指江西省湖东道管辖地区）”。

1646年四月，隆武帝派太监杨守明、兵部职方司官员路太平来到长沙，督促何腾蛟出兵江西。

何腾蛟唯恐隆武帝进入江西后，自己在湖广独断专行的局面将受到扼制，于是玩弄手段，表面上大张旗鼓地派郝永忠、张先璧二将领兵迎驾，一路经湖南郴州入福建龙泉，一路由湖南攸县出江西永新，号称左、右两路“迎驾军”，私下里却叮嘱他们绝不可假戏真做，万勿进入江西。

1646年五月十七日，郝永忠率领部下兵马一万余名，从长沙出发，一路上慢慢吞吞，经过衡州，九月初二日才到达郴州，随即停留该地，观望不前，就连奉命督促郝永忠入赣的杨守明、路太平“皇皇使者，不敢出一语”；张先壁部到达湘赣交接的攸县后，也是屯师不进。

何腾蛟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一连几个月不派使者向隆武帝报告情况。

而这几个月，正是清军大举进攻赣州，隆武帝进退维谷之时，1646年六月初八，清军前锋抵达赣州城下，直到隆武政权覆亡前夕，大约是在八月二十日，何腾蛟的使者才姗姗来迟地到达行在觐见，（隆武帝八月二十一从延平行在启程，前往江西赣州），1646年八月二十八日，隆武帝被清军浮杀，1646年九月初四，赣州失守，闽、赣、粤相继失陷。

隆武皇帝还有其他麻烦，除了指挥不动地方军阀，由于他是疏藩，许多其他藩王心里不服，觊觎帝位，《诗经》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结果朱家子孙，只学到前面半句。

在浙东各地反清运动兴起后，明原任管理戎政兵部尚书张国维和在籍官僚陈函辉、宋之普、柯夏卿商议，认为急需迎立一位明朝宗室出任监国，而当时在浙江的明朝亲、郡王只有在台州的鲁王朱以海没有投降清朝，自然成了浙江复明势力拥立的唯一人选。

1645年闰六月十八日，张国维等人奉笺迎鲁王朱以海出任监国；二十八日又再次上表劝迎。朱以海到达绍兴后，于七月十八日就任监国。

参与拥立鲁藩的官绅，开初并不知道唐王朱聿键已经在福州继统，他们在拥立朱以海之后，立即处于进退两难之势。

就亲疏而言，唐王和鲁王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裔，在谱系上与崇祯帝相距甚远；在拥立时间上，唐藩略早于鲁藩，而且由监国称帝；地域上，唐藩为首的隆武政权，得到了除浙东以外各地南明地方政权的承认，鲁监国政权虽然只局促于浙东一隅之地，但是仍然分化了抗清力量。

正当唐、鲁二藩在福建、浙江争立的时候，分封于广西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也不甘寂寞，梦想黄袍加身。1645年五月，清军占领南京，弘光帝被俘，七月间消息传到广西，朱亨嘉认为机会来了，“即借勤王为名有安窥神器之心”。

靖藩的自立同当时的两广高级官员态度游移有关。

隆武帝在福建即位后颁诏南明管辖区，两广、贵州等地的官员并没有立即表态（举行开语宣读仪式和上疏祝贺）。

两广总督丁魁楚心怀观望，有的史籍说他同靖江王朱亨嘉有秘密联系，对谋立活动故意采取放纵态度。

广西巡抚瞿式耜在弘光朝廷覆亡后，本来打算奉桂藩安仁王朱由愛（已故桂王朱常瀛之子）为帝，在接到福州颁发的隆武监国和即位诏书以后，他认为唐王只是太祖的后裔，世系太远，没有及时上疏表态，在被靖江王朱亨嘉拘留之后，他才秘密派遣家人携带奏疏祝贺朱聿键即位，并且报告朱亨嘉僭位及其必败之势，请求朝廷派遗军队平定叛乱。

隆武朝廷虽然占据半壁江山，隆武皇帝虽然锐意进取，奈何各派势力割据纷争，朝廷虚有其名，无法组织有力反攻。

三、浙东鲁王监国政权

由于满清剃发易服、屠城等等民族压迫政策，东南地区抗清运动此起彼伏，鲁王朱以海作为当时在浙江的、唯一一位没有投降清朝的明朝亲、郡王，被当地官绅拥戴监国。

但是，哪怕就在浙江东部这一弹丸之地，鲁监国仍然没能成为领导核心，有效统筹当地兵力、财力。

浙东的抗清事业本来是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等官绅士民凭借一股正气，不愿降清，得到百姓支持而干起来的，说明民心可用。

可是，领兵大将方国安、王之仁来到之后，立即接管了浙东原有的营兵和卫军，自称“正兵”；

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等虽被授予督师官衔，部下只有临时招募而来的市民、农夫，称之为“义兵”。

方国安、王之仁凭借兵力优势，竭力主张“分地分饷”：正兵应该瓜分全部正饷，即按亩计征的正额田赋；义兵只能食义饷，即通过劝输等办法取得的银米。

这实际上沿袭了弘光时四镇和左良玉等军阀割据余习，使义兵处于没有固定粮饷来源而自生自灭的困境。

鲁监国命廷臣会议，方国安、王之仁派来的司饷官员，坚决要求全部田赋，由正兵自行分地征收，遭到许多廷臣的反对。

户部主事董守谕奏曰：“分饷分地非也，当以一切正供悉归户部。核兵而后给饷，核地而后酌给之先后。所谓义饷者，虽有其名，不可为继。”

这本是正常朝廷财政军费开支的通行办法，却被方、王使者坚决拒绝。

另一位户部主事邵之詹建议，以绍兴府田赋归户部，宁波府田赋供王之仁，金华府归朱大典，其他地方归方国安，意在使鲁监国政权多少还有一点财政支配权。

可是，连这样一个不得已的折中办法仍然遭到方、王的断然反对。

最后，还是把浙东各府县每年六十余万钱粮由方、王二军自行分配。

四、大顺余部

1645年五月前后，宰相牛金星叛降清廷，大将刘宗敏、大顺皇帝李自成先后牺牲之后，大顺余部失去领导核心，群龙无首。

此时，东路大顺军主要将领有泽侯田见秀、义侯张鼐、绵侯袁宗第、磁侯刘芳亮、光山伯刘体纯、太平伯吴汝义、将领郝摇旗、王进才、牛万才等。

·提督诸营权将军、泽侯田见秀：西安时期，地位与刘宗敏相等，曾以“为人宽厚”得众将心，此时仅有步卒七千，泯然普通一将，几无威信可言；

·右营制将军、绵侯袁宗第：仅辖步卒三千；

左营制将军、磁侯刘芳亮：所部不过一万；

·右营右果毅将军、光山伯刘体纯：部众三万，其弟刘体统也有兵二万，合计五万。

·裨将郝摇旗：拥众四万；

·偏将王进才：拥众多达七万六千；

兵力分布说明东路大顺军，指挥系统已经完全打乱，名义上大将们还保存着侯、伯爵位，实际上却是各部为政的松散同盟。

由于联明抗清之后，大顺余部处处遭到刁难，除了郝摇旗、王进才二部受到何腾蛟重用之外，其余东路大军决定北上，与李锦（李自成侄儿）、高一功（李自成妻弟）统领的西路大顺军会师。

清方档案记载“一只虎（李锦）等立李闯三弟为主，将所得明朝玉印付一只虎掌管，屯粮练兵，希图大举”，然而，李闯三弟毫无军功，甚至就连名字都没记录。

顾诚先生认为，这很可能反映了东西两路大顺军将领，在推举李自成继承人上出现分歧，各部出现离心倾向，只能保持松散联盟，没有形成新的领导核心，导致彷徨所失。

五、大西余部

1647年初，大西王张献忠牺牲以后，清肃亲王豪格领兵追踪而来，大西余部继续南撤。清军前锋在占领遵义和川东部分地区后，因为粮食接济不上，被迫“凯旋”回师。大西军在贵州的胜利，使自己摆脱了清军的追击，得以整顿内部和休养士卒。

张献忠遇难之后，他的妻子和亲信宰相汪兆龄仍然高踞诸将之上，主张照旧行事，即继续推行献忠在世时的过激政策。“时可望等奉伪皇后为主，驻遵义桃源洞。诸贼每早必先往朝，凡事奏请而行。伪宰相汪某辅之……每公会议事，犹傲据诸贼上”。

孙可望等人认识到政策上的改弦易撤已经成为大西军生死存亡的关键，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清除改革的障碍。因此，张献忠四位义子、“四将军”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一致决定，把“皇后”和汪兆龄处死。

这样就形成了四将军联合领导体制，四人之中，孙可望原来的地位和威信比较高，年纪稍大，又读书识字，自然成了主要话事人。

1647年初四月下旬，大西军经宜良顺利地进入昆明，但是经营云南面临许多复杂情况，需要加强核心领导。

1647年五月，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以事权不一，推可望为帅”，于是，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四人地位大致相当，孙可望以“大哥”身份充当“盟主”，主持军政重务，部署兵力平定云南各处叛（依附沙定洲的势力）、顽（指效忠于明黔国公沐天波和杨畏知的势力）集团。

孙可望等人整肃内部，深得民心，经营云南一年之后，气象一新，俨然如同太平盛世，1650年起，北出贵州、四川，东进广西、广东、湖南，几次挫败不可一世的清军，成为全国抗清主力。

比较南明史上同期存在的几大政权，我们发现，团结就是力量，必须建立领导核心，地再广、兵再多，也架不住派系纷争，内阋于墙。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