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历史社会学知多少？岂止初兴了！-米儿火

台湾的历史社会学知多少？岂止“初兴”了！

历史社会学似乎受到些关注，用应星老师的话说，是“初兴”。（《略述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初兴》，《学海》2018年03期）

一直想写篇讲讲台湾的历史社会学，但要么是有些我没有读完也没勇气读完，像“大砖头”的《番头家》，要么是很早读了也早忘了，像刚去世不久的黄金麟的作品。

台湾的社会学确实是个“小池塘”，尽管叶启政等前辈批评台湾社会学太美国化，但至少找不到哪个台湾社会学院系，是人口学/犯罪学/公共卫生取向主导的，像北卡社会学系那种（当然，更没政策导向的院系主流）。从这一点来说，也意味着很多分支，都有自己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正是由此是“小池塘”，反而大家要么往外走（例如万毓泽老师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以英文发表为主），要么跨到其它学科、或综合期刊上发表，例如《新史学》、《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期刊。

因此，在台湾，历史社会学，一直以来，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也有些发展。下面举些例子，当然要首先抛开“什么样才算历史社会学”这个问题——比如，只研究the past就算历史社会学？只用二手档案还能算历史社会学吗？量化分析的历史研究能算历史社会学？等等。

总之，既然有些发展，更有值得阅读的作品，当然是个好事。毕竟，在中文综述或回顾中，已默认只谈CSSCI里的文章、不谈TSSCI。

一、中研院社会所：软与硬的多种风格

1.柯志明（Binghamton, 1988）

柯老师已写了两篇历史社会学的综述作品，可初步了解概观。

2005，〈历史的转向：社会科学与历史叙事的结合〉，《台湾社会学》，第10卷，页149-170。

2018，〈台湾社会变迁研究的历史转向：对整体观与贬抑历史叙事的一点反思〉)，《台湾社会学刊》，63, 1-62。

不过，柯老师并非只是引介与综述，而是有自己的历史“猎场”。它围猎的领域是清朝的台湾族群政治为主。

柯志明，2001，《番头家：清代台湾族群政治与熟番地权》，共44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

这本书真是大部头，里面有他手绘的大地图不说，而且是A4纸这么大。柯老师是挑战了邵式柏（Shepherd,1993）的“理性国家说”：清政府为了“低成本治理”台湾，所以以维持现状为导向，顺从在台湾岛上当时“生番”/高山族和汉人之间的“熟番”/平埔族对地权的主张。但是，柯老师提出了“族群政治说”，指出乾隆年间，当局其实在捉弄这三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具有历时偶连的冲突/结盟过程。

这样的叙事也挑战了中国史上的华夷之分的“大一统”观念。按一统的华夷之分来说，它只在康熙末年起过作用。据柯老师考察，当时想归化生番，所以对番界加以模糊处理，提倡包容政策，但随着雍正和乾隆的上场，政府从与生番相对而意在文化感归，转向了与熟番结盟、划定清晰边界以防患和排除生番。柯老师总结说：

平埔族原住民（「熟番」）与汉人间的地权制度是清廷统治台湾所仰赖的重要机制，并且是构成台湾社会经济体系的基本要素。在十八世纪中叶清廷透过界定平埔族地权与重新配置平埔族土地的政策，促成人文地理上明显可见的三层式族群分布（高山族在外、汉人在内、平埔族居间），并且以保护夹心层地带的平埔族地权作为交换，与平埔族形成牢固的（准军事）结盟关系。

如果说这本书还是以政治史为主的作品，那么柯老师在两年拿出另一本书：《米糖相克：日本殖民主义下台湾的发展与从属》（群学，2003）则更有社会经济史的味道了。这本书想要探讨，由于在日本殖民经济的版图中，台湾处在什么位置？为此，他与矢内原忠雄的马列式帝国主义殖民经济学（以糖业为重点）、川野的新古典经济学（以米为重点）等学者和思想对话，指出所谓的米糖相克，就是：

由于日治前期的米作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家消费，所剩再提供岛内有限的市场，因此本地米作生产的成长与蔗作比较起来接近停滞。1925年后，台湾米的生产与出口配合日本需求的递增而急速成长。米农的生活水平伴随着生产力的改善而上升，蔗农要求取得与米农同收入之压力随之而来。（来源：网络摘录）

柯老师的作品，在台湾史学界（当然不仅是社会学界）都有相当的反响，也引起了争论。近年来，柯老师又进一步从政治史、经济史再转向更加的社会史的面向，探讨究竟族群政治在基层社会中是如何运作与展演的。

有关柯老师的作品目录、研究简述，见他的中研院网页：

2. 萧阿勤（UCSD, 1998）

如果说柯志明老师的作品是“硬碰硬”，那么萧阿勤老师作品就“柔和”很多，因为他聚焦在文化史，甚至像文学史、人物传记这些领域。

萧老师的成名作是他的博士论文出版的专著：

Hsiau, A-Chin, 2000,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也有译本了）

这是“想象的共同体”的台湾版本。目前已被引用223次。

萧老师从文学、语言、历史教科等多个方面抽丝剥茧，论述自蒋家政权来台后，如何在白色恐怖和解严前后，由民间和当局力量的交汇下发展出来“文化民族主义”或“台湾想象”。

其中，最精彩的是文学部分。萧老师当初是读文学出身，对这些史料/文学作品非常熟悉，因此大量分析了战后的作家群体（如陈映真、叶石涛）如何论战、如何办刊、如何发展以民族主义导向的文学主张。

萧老师处理的全是“文艺青年”的话题：因此除了文学，还有青年本身。他的另一本专著，以世代（generation）为切入点，分析台湾大学哲学系事件等一连串后战后青年成长的政治—文化经历，如何形塑了年轻人从“白色迷茫”中走向关注当下、关注现实，抛弃旧有的正统意识形态，从而与社会力量结合起来，松动了严酷的锁链。

萧阿勤，2010，《回归现实：台湾一九七０年代的战后世代与文化政治变迁（第二版）》，共47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也有日文译本）

完整作品目录见：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之前征得萧老师许可，转载了他的同主题文章的摘录版。

见：台湾民主转型的七O年代|快快觉醒吧，青年！回归现实吧，青年！

3.汤志杰（Bielefeld, 2002）

如果说柯志明老师的“硬”风格在于它直入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史中最紧要的经验问题（如族群冲突、依附发展），那么汤志杰老师的“硬”则在于纵贯古今的理论强推风格。

毕业于卢曼所在的Bielefeld，又深受德国传统影响，汤老师以systems theory+概念史，双重地介入历史社会学，独树一帜。（BTW，台湾的社会理论界虽然不大，甚至能开得起来系统理论workshop，我想即使在中国大陆都难以办到这么专于一派的理论workshop。）

只要看看汤老师的作品目录就知道这种风格：

2007，〈势不可免的冲突：从结构/过程的辩证看美丽岛事件之发生〉，《台湾社会学》，第13期，页71-128。

2009，〈新经济社会学的历史考察：以镶嵌的问题史为主轴（上）〉，《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29期，页135-193。

2009，〈新经济社会学的历史考察：以镶嵌的问题史为主轴（下）〉，《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30期，页117-164。

2004，〈藉公共领域建立自主性(下)：对华人政治优位性传统的反省〉，《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11期，页175-257。

2004，〈藉公共领域建立自主性(上)：对西方公╱私区分语意及结构之探讨〉，《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10期，页121-184。

2004，〈封建帝国的形成及其分化〉，《国立政治大学社会学报》，第36期，页63-112

2001，〈从聚落到城邦—从系统分化的观点重构上古社会结构转变的尝试〉，《新史学》，第12期，页1-52

2014，〈惊不惊奇有差吗？西方观点烛照下对华夏文明秩序源起观念的初探〉，范纲华编，《本土理论再想象：叶启政思想的共感与对话》，页189-252，台北：群学。

汤老师的论题从文明起源谈到分化，从封建帝国到美国岛事件，古今之变皆于此。值得一提的是，汤老师也是社会学本土化的大将，他曾与黄厚铭老师就本土化理论主张产生争论，并提倡以本土观念史/概念史，让本土理论从“一砖一瓦炼起”。

可以说，相较于习于喊口号、贴标签的本土化，汤老师是真正把口号做出来的本土化学者。

今年五月在政治大学和汤老师交流时，他说到自己做本土化，是认为（大意如此）：这个文明有这么多足迹和经验，还没有被社会学好好整理过，也相信是能整理出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本土眼光真的落实到这么纵穿古今的研究中，固执的本土观念自然就会被打破：比如乡土中国到底是明清以降中国还是汉唐中国？唐宋之变到底对现在的本土思想有什么影响？

近年来，汤老师从本土历史研究中又跳转到理论对话（当然是以卢曼式系统理论为基础），来重新看待历史社会学中主流的Sewell’s eventful sociology，以及所谓的比较—历史分析的“比较观”，见：

2018, “A rewriting experiment of modernity from theperspective of connected histories: Taiwan as a laboratory of modernity”,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online,1-16.

2013, “Towards a Really Temporalized Theory ofEvent: A Luhmannian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of Sewell’s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52(1),34-61.

有兴趣，可以看汤老师写的《誤打誤撞下的學術半生緣》一文，谦虚而有力。当然，如果要读他的文章，请做好一口气读上下两篇近百页的准备吧。

完整作品目录见：

当然，中研院社会所还有其他的历史社会学学者，比如汪宏伦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在此略过不论。他们作品都可以在社会所的官网上下载到。

二、未必限于台湾的历史社会学

如果初兴的历史社会学，是假定要去研究本国、本地区的历史，那太局限了。台湾的历史社会学，虽然主流还是研究台湾四百年或中华五千年，但也确实有一些学者也处理域外材料、交叉/比较的历史关系。正如上面所述，柯志明老师研究日治间的依赖发展，汤志杰研究中西方的概念史。

任教于中山大学社会系的王梅香老师（清华大学，2015）研究的是战后初期（1950-1962），美国新闻处（USIS）如何通过文艺援助方式，在台湾和香港建立起霸权体制与渗透关系。

为了从事这项研究，王老师赴美国国家档案局申请公开CIA等方面的资料，甚至让一些史料首见于世。

相较于泛泛而论“软实力”、“帝国主义”种种，王老师的历史社会学或文学/文化社会学研究，展现了将一些规范式命题加以历史脉络化的想象力。通过细致入微的分析，王梅香从文学翻译、文学改写、共同创作等书写渠道，指出翻译什么不翻译什么、改写哪些不改写的具体问题背后，是组织权力、意识形态、人事人力因素之间的交流汇聚。

例如，当时逃亡香港、只剩文化资本的文人，是如何被收编起来，在香港美新处主任McCarthy主导下，因谋生原因而不自由地创作。香港美新处又如何资助了以友联出版社出版了一些“反XX”作品。

见她的博士论文，或：

王梅香，2015，《文学、权力与冷战时期美国在台港的文学宣传（1950-1962年）》，《台湾社会学刊》，(57):1–51.

相较于王梅香研究的connected history，台湾大学社会学系的刘华真老师（Berkeley, 1999）则是从comparativehistory角度，分析时间更近、但差别更大，看似简单、但背景脉络复杂的社会运动史的“时序轨迹”问题。

见她刚出版不久的专著：

Leverage of theWeak: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Minneapolis, MN, US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Press, 2015

我直接从她获得中研院第五届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性专书奖的介绍文章中抄录过来吧：

Leverage of theWeak企图回答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在某些社会里会有特定的运动序列（movement sequence）？为什么某些社会运动早出现而其他运动晚出现？随着二次大战之后东亚工业化的进程，工人的怨怼和对环境破坏的不满，在1970 年代已出现于台湾与南韩。但在这两个有近似殖民历史、发展历程、与威权体制的国家里，劳动运动与环境运动出现的序列（sequences）却是相反的。台湾的环境运动萌芽于1970 与1980 年代的交接，劳动运动出现于1987-1988 年间。但在南韩，劳动运动起始于1970年代的初期，而环境运动则要到1980的中后期才逐渐发声。Leverage of theWeak一方面用台湾作为经验反例，挑战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先工运再环运/新旧社会运动」的预设，另方面透过跨国、跨运动的比较研究，先解答相反的运动序列从何而来，再深化既有文献中对社会运动的出现（emergence）、序列（sequences）、与轨迹（trajectories）的理解。除此之外，同时研究抵抗市场侵袭的两种「社会保护运动」，本书进一步指出得以形成环境与劳动运动联盟的可能物质基础。

本書以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軌跡近似的臺灣與南韓為例，分析勞工運動與環境運動如何隨著工人階級、國家權力、意識型態等因素，在大環境社會結構中透過相對位階的制衡力量，形塑出不同的發展序列。研究出發點直接挑戰歐美社會學界有關社會運動的核心論述，依據強烈的理論建構企圖，有系統地比較臺、韓不同社會運動類型的特定議題及形構過程，從豐富材料中進行嚴謹分析，開展精緻的多層次理論論述。研究成果除了改寫文獻中有關國家發展與社會運動產生序列的既有論點之外，也開啟資本主義、民主發展、東亞研究等領域的新興爭辯議題，預計將成為相關研究及教學的必讀專著。

（见：）

三、黄金麟（UCLA, 1993）的“身体三部曲”

很惭愧，这套书，我已经忘记讲的是什么了。三四年前，对身体社会学有点兴趣时翻一翻。黄老师已于2017年1月19日辞世。

“三部曲”分别是：

2001，《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2005，《身体与政体：苏维埃身体，1928-1937》。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2009，《战争、身体、现代性：近代台湾的军事治理与身体，1895-2005》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目前，已有一册有了简体字版。其它两本估计是出不了~。

四、历史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之思

由于历史社会学的学科正当性一直不太受肯定，所以如何思考历史社会学往往也成理论学者的策源地。只要打开美国社会学会的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section和theory section的成员或年度获奖人员名单，有些是会交叉的，比如William Sewell研究法国史/事件—结构，Abbott研究职业史/过程社会学、Steinmetz研究帝国殖民/布迪厄、Groski研究宗教革命/批判实在论。Abend研究商业伦理系谱学/认知理论、Isaac Reed研究猎巫等道德恐慌时刻/文化诠释理论……。

这种理论—历史学者的交叉性，尽管在台湾的历史社会学反映不够显著，但也妨碍在理论分工的情况下，有一些学者对历史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之思，也有所贡献。下面举出几个例子：

在方法论讨论上，政治大学的苗延威老师除了研究清末民初的缠足史及“天足运动”（他翻译的《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一书的作者高彦颐，也在序中致谢苗老师翻译时指出其原书中历史档案的一些错误），撰写过一份相当不错的历史社会学方法论争论的述评作品：

2013，《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争议》，《社会科学论丛》，第4期第99-147页。

这篇文章把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英美历史社会学界关于高尔顿问题、密尔法等方面的争论展现出来，文献上很齐整，也突出了Kiser and Hecter AJS1991, Goldthorpe, BJS 1991等几篇文章在当时起到的漩涡性作用。

在时间观的讨论上，辅仁大学鲁贵显老师（Bielefeld, ）用卢曼式/Spencer Brown系统理论推进“叙事”的“自我观察”——“叙事本身是否也在时间中实现为叙事？”在时间中的叙事是否要具有（想象的）空间结构？见：

2007，《在时间与想象空间之间摆荡的叙事：系统理论取径的重构尝试》。

在历史唯物论的讨论上，中山大学社会学所的万毓泽老师（台湾大学，2010）以Brenner, G.A.Cohen等作品，分析了资本主义起源与胜利的结构—行动解释。勿宁说，如同Bhambra所说，在Weberian 和Marxian historical sociology的分野来看，且Weberian占主导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也是不可忽视的参考体系。见：

2008，《历史唯物论中的结构与行动：资本主义起源论再探》，《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71期，第109-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