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某个版本的“历史”课程纲要，将“台湾原住民族”说成为“没有历史的民族”。这种令人费解的模糊性说法，甚有欺骗性。任何民族都有文字或考古等记载的历史。将台湾史直接从原住民开始，并将其定性为“没有历史的民族”，这种叙述历史的用意，显然无视大量考古及古籍所记载的祖国大陆与台湾的历史关系，人为地将台湾史的源起完全与祖国大陆分离开来。

一、从考古学研究看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

要想探索台湾早期的历史，必须从台湾的地理变迁入手。根据地质学家的说法，地球的历史距今至少有四十六亿年。根据叶振辉在《台湾开发史》中的研究，在史前时代，台湾与祖国大陆原系连体，其后曾有过三度的分合。在亚洲大陆形成时，台湾与祖国大陆同属于欧亚板块东缘的单位，台湾与祖国大陆是没有分离开来的，台湾的东海岸，是当时欧亚大陆的边缘。在古生代晚期，造山运动开始的时候，由南岭延伸而成的台湾滩开始形成。台湾滩在今天台湾海峡海底中央处，深度仅约二十公尺，是台湾海峡地势最高的地方。但那里一万年前，台湾还与祖国大陆相连。

根据考古学家研究，台湾存在三万至五万年前人类活动的遗迹，那时正值第四季冰河期，台湾海峡还是陆地，人与动物可从亚洲大陆直接迁徙过去。但从第四纪冰河期以来，海平面开始上升，精确地说，在一万八千年前至六千年前，今天的台湾海峡开始形成，台湾与祖国大陆再次分离。

根据考古学家们的观点，台湾史前文化具体又分为七个文化层，即绳纹陶器文化层、网纹陶器文化层、黑陶文化层、有段石斧文化层、原东山文化层、巨石文化层、菲律宾文化层。在这七个文化层中，前四个层来自中国，后四个接近南洋。第七层大约是在六世纪至九世纪之间，此后台湾就进入了历史时代。

《裨海纪游》(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84年)所记载的《土番竹枝词》中曾云：闻道金亡避元难，飓风吹到始谋居。如果此言可信的话，那么至少在十二世纪时，便有祖国大陆华北人辗转到台湾，成为台湾原住民的祖先之一。

又根据刘益昌的《台湾的考古遗址》中的研究，台湾史前时代文化经过近百年来的研究，整理出的大致架构为：

1.旧石器时代晚期——长滨文化、纲形文化；

2.新石器时代早期——大坌坑文化；

3.新石器时代中期——圆山文化、讯塘埔文化、牛骂头文化、牛稠子文化、东海岸绳纹红陶文化；

4.新石器时代晚期——芝山岩文化、圆山文化晚期、植物园文化、土地公山系统文化、营埔文化、大湖文化、凤鼻头文化、卑南文化、花岗山文化、麒麟文化；

5.金属器时代——十三行文化、二本松系统、谷关系统、番仔园文化、大邱园文化、崁顶文化、茑松文化、比鼻鸟系统、北叶文化、龟山文化、静浦文化。

以上文化系统的变迁及演化，是考古学者透过对遗址及遗物的具体分析与研究，所建立起来的有关史前时代社会的技术系统、生活形态、聚落形态、社会组织等相关体系，以使后人了解史前时代社会的运作及变迁情形。

那么这五个时代与祖国大陆的关系又如何呢？我们将台湾学者研究的情况整理成表，通过分析就可明显分辨出其与祖国大陆的关系。

根据学者的研究，台湾史前从旧石器时代到金属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几乎无一例外的与祖国大陆有密切关联。

日本著名人类文化学者伊能嘉矩曾在《台湾文化志》中归纳认为：“要之，彼等因与汉人接触，知得铁器之使用，其末期极在近代也。”但也有一些台湾学者反对这种意见，认为：通常认为台湾的史前文化是台湾原住民族的祖先所留下来的说法，仍有一些需要澄清之处。例如，金属时代的代表遗址十三行来看，其下层为赤褐色网纹硬陶文化层(即十三行文化层)，上层则是近代的汉文化层。其出土的二百多件铜器文物，其中有九十多枚祖国大陆唐宋时代诸如开元通宝、干元重宝、太平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和咸平无宝等钱币，另外还有唐宋时代的铜碗及瓷片等。这些都说明，在没有文字记载时代的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密切往来。考古学家研究还认为，十三行遗址有三个文化人群居住过，最早一批人是所谓的“圆山文化人”，另一群人则为“十三行文化人”，最后一群人则是清代中叶之后从中国福建渡海来的汉人移民。

二、古籍所记载的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

根据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记载：“由台湾本岛及其附属诸岛形成，于狭窄台湾海峡内一弓状之特征，证明某一过去时代由中国大陆分离而成之地质学者之考定，姑置之不论，但有斯形势相接近之关系，更伴着西邻中国大陆与台湾岛群间密切之人文上之沿革，则不容等闲视之，如斯台湾历史上最初确认其位置存在之发现者，自然属于中国汉族。”伊能嘉矩的观点，恰好很好地认证了上述二项中，关于语言学及考古学中台湾与祖国大陆关系的正确性。

台湾正式被并入行政区域，以元代最早。元以前的情形，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研究者可从一些古籍的记载来认定，汉人很早就在台湾进行活动。研究者认为《尚书·禹贡》篇中的“岛夷”，《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蓬莱”“方丈”“瀛州”，《汉书·地理志》中的“东鳀”，《三国志》中的“夷州”可能就是指今日的台湾。而与台湾地理、气候、地形及住民最相符的，是吴国丹阳太守沈莹在其所著《临海水土志》中的记载：

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与为王，分割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蕃鄣。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合之时，各不相避。能作细布，亦作斑纹布，刻书其内，有文章以为饰好也。其地亦出铜铁，唯用鹿角矛以战斗耳。磨砺青石以作矢簇、刀斧、环贯、珠珰。饮食不洁，取生鱼肉杂贮大器中以卤之，历日月啖食之，以为上肴。呼民人为弥麟，如有有所召，取大空材十余丈，以着中廷，又以大杵旁舂之。闻四、五里为鼓。民人闻之，皆往驰赴会。饮食皆踞相对，凿木作器，如猪槽状，以鱼肉腥臊安中，十十五五共食之。以粟为酒，槽贮之，用大竹筒七寸饮之。歌似犬嗥，以相娱乐。得人头，斫头脑，驳其面肉，取犬毛染之，以作须眉发。编贝齿以作口，出战临斗时用之，如假面状，此夷王所服。战得头，着首还，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以彰其功。又甲家有女，乙家有男，仍委父母往就之居，与作夫妻，同牢而食，女已嫁皆缺去上前一齿。

另外《隋书》中有关“流求”的记载，被认为可能是指今天的台湾。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这个“流求”可能是今天的冲绳。《隋书》中写道：流求在建安郡海中，船行五天就能到达，盛产稻、粱、麻、豆等，有猪、鸡，没有牛、羊、驴、马，用石锸垦地，各村以善战之人为首领，族人各自分立，没有上下的礼节，首令所居之地，都挂着骷髅，战死者由众人分食。这个记载与《临海水土志》相比，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相承性。

《隋书》还记载，公元607年，隋炀帝曾下令羽骑尉朱宽与海师何蛮，航行到达“流求”。第二年又命令牛宽再去慰抚，没有得到回应，只带回当地的一些衣物。610年，又派遣武贲郎将陈棱及朝请大夫张镇周，率领东阳兵万余人，航行到达流求。陈棱要求当地酋长投降，被拒绝，于是隋军俘虏数千人而返。

如果确定《隋书》所说的“流求”真是今天“台湾”的话，那么早在隋时，台湾就已经被祖国大陆当政者所重视，但这个历史是否是事实，今天无法考证。

进入宋、元以后，可以明确认定当时所称的“流求”“琉求”即是指今天的台湾，但却常常与今天的琉球混为一谈。而澎湖作为台湾与祖国大陆中间的一个岛屿，却早在宋代就被明确记载下来。

赵汝适《诸番志》中写道：泉有海岛曰澎湖，录晋江县。这说明早在宋代时，澎湖已经被殖入宋的行政区域之内。而宋代文献中所说的汪大猷为泉州郡守之时，海上沙洲数万亩的“平湖”，自是指今天的“澎湖”了。

当时有毗舍邪人侵入“平湖”，割尽人民所种之作物。汪大猷认为每年春季派兵去驻守，秋天返回的做法费力太大，因则在当地造屋二百间，派兵驻守。这说明当时的澎湖不仅被列入到宋的行政区域内，还在岛上派兵戍守。

元初时期，积极经略海外，曾派兵南征安南、占城和爪哇，两次东征日本，对于近在咫尺的台湾，自然不能无意，故曾有两次招抚台湾之举。据《元史·留求传》记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冬十月，元世祖派遣杨祥、吴志斗、阮鉴等一行，携带诏书，出使招谕留求。次年春夏之交，他们自澎湖出发，遇到一个“山长而低者”的地方，派人登岸察看，因言语不晓，被杀死三人，遂无功而还。对于此行，他们内部意见分歧，杨祥以为到了留求，要求阮鉴、吴志斗出具“已到留求文字”，而二人则不同意。

就事理推断，此行既从澎湖出发，到达海上“山长而低者”的地方，这里的人不晓语言，自是番人居住的地方，因而可能是台湾西海岸的某个地点。这个“山长而低者”的地方，不可能是澎湖群岛的某个岛屿，因为澎湖群岛仅有汉民，而无番人。

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兴言：“琉求宜招，宜伐，不必他调兵力，就近试之。”曾遣派省都抚张浩，福州新军万户张进征讨台湾，结果除得130多名俘虏外，无功而返。

元代两次招抚台湾没有结果，但在澎湖却有建置，设立了巡检司，隶属于泉州府同安县。

元澎湖巡检司的设立，是继宋代将澎湖列入晋江县后，再次将澎湖列入到中华王朝帝国行政区域内的有力证明。这也证明将澎湖建立正式政权机构的开始，说为元代是不准确的。但对于元澎湖巡检司设置于何时,目前学者有不同意见，尚无定论。

据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说：“至元间，立巡检司。”但元代有两次“至元”年号，一为元世祖的“至元”(1264—1294年)，一为元顺帝的“至元”(1335—1340年)。《岛夷志略》所谓的“至元”，是指哪次“至元”而言?

清代所修的台湾地方志，如范咸的《重修台湾府志》，谢金銮的《续修台湾县志》，鲁鼎梅主修的《重修台湾县志》，林豪原纂、薛绍元删补的《澎湖厅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大都认为元澎湖巡检司设于元代末年。而根据一般史书及元史、新元史，认为，1281年(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蒙元世祖远征日本因风失败，迂回台湾，道经澎湖设治澎湖，企图进取台湾，作为征日本之准备。所以，澎湖巡检司的设立最早可能是在第一个“至元”的1281年。

放开澎湖巡检司的设置时间问题，看巡检司的行政区域可以看出另外的问题。澎湖巡检司隶属于福建泉州府，主官为澎湖寨巡检。澎湖巡检司确实将澎湖群岛划归到元的行政区内，也因此说台湾岛也因澎湖巡检司的设立而归于元的行政区域内，还值得商榷。如果当时台湾岛已经明确归于元的行政区域，就不需要多次进行征讨，但这不能说明那时的台湾不是元帝国的领土。

如果要定位早期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必须得从自古以来东亚的国际秩序框架展开。在古代东亚的历史舞台上，“自古即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体制为主导，结合了周边各国而形成一完整的世界”。古代时期，东亚各地方都缺乏明确的国家观念，各王朝所持有的是天下观。天下观起源于先秦时期，《诗·小雅·北山》所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即指此意。这种华夏民族对自然疆域的看法，被历代以正统自居的王朝普遍接受，即便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王朝亦是如此。按照天下观的思想，这一自然疆域内的所有土地都是天子的领地，所有人民都是天子的臣民，并不存在一个与中原王朝对等的国家实体。领土的拥有者一般都有明确的领土意识，却未必有主权意识，而往往根据各自的标准来决定哪里属于自己的疆域。因此也就没有明确的边界概念，但是有边疆概念。

所谓边疆，仅指处于中原王朝边缘的地带。在中国古代数千年中原王朝发展史上，总能遇到一些或强或弱的边疆政权。当这些边疆政权弱于中原王朝时，则以羁縻、藩属等名义与中原王朝形成间接归属或名义上的归属；而当这些政权比较强大时，则往往与中原王朝发生战争，两者的军事控制线就有了边界的意义。但是，这仍是发生在中华自然疆域内的事情，在理论上和法理上都与近代国家之间的边界有着本质区别。

在“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点下，王朝的疆域范围不在于实际上应该到哪里，而是皇帝接受到哪里，或者是哪里的人有资格作皇帝的臣民。被称为“夷、狄、戎、蛮”的人，是所谓“天子不臣”的对象，是没有资格作皇帝臣民的，所以不能算“中国人”，他们居住的地方也就不能算“中国”的疆域，只能是“化外”。故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明明当时的朝廷已经控制了这些政权，或者管辖了这些地区，统治者却偏要说它们“不通中国”“非我朝所有”，在列举自己疆域范围时不把它们算在内。

综上所述，从考古研究中的考证及大量古籍记载，台湾与祖国大陆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往来关系。大量考古资料证明，不论“长滨文化遗址”“十三行遗址”还是“圆山文化人”，他们大部分都与祖国大陆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甚至是祖国大陆人渡海赴台湾的汉人移民。大量古籍记载也证明，早有汉民族移住到台湾，特别是陈第的《东番记》明确记载了汉民族与台湾原住民交流的情况。故在历史上，台湾岛尽管以原住民居住为主，但汉民族已经在台湾有居住及交流。而台湾岛自身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其地理位置距离祖国大陆远远近于琉球等藩属国，故其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应当是“中国”王朝帝国边缘地带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