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和世界的经验来看，城镇化确实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路，规模效益、产业集聚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业和服务业比重加大，可带动城镇居民收入上升。美国的人均ＧＤＰ在城市化初期与城市化率基本同比增长，在城市化率达到60％后加速上升，就是很好的例证。但中国城镇化的方向是什么？是像日本、拉美国家一样的超大型城市化，还是像欧洲、北美国家一样的中小型城市化？现在官方尚未有定论。不少经济学家已就此建言献策。比如谢国忠先生就提倡集中资源发展超大城市，比如建设30多座30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主要包括上海市、北京市、广州市、深圳市、香港、台北、成都市、重庆市、武汉市、西安市、郑州市、天津市、南京市、杭州市、苏州市、宁波市、哈尔滨市、长春市、青岛市、大连市、沈阳市、长沙市、福州市、厦门市、合肥市、南宁市、贵阳市、昆明市、太原市、南昌市、呼和浩特市、乌鲁木齐市、兰州市）。还有甚者建议以北京（包括天津、承德、唐山、张家口、秦皇岛、廊坊、保定）、上海（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嘉兴、湖州、杭州、宁波、舟山、南京、南通、镇江、扬州）、深圳（包括广州、佛山、中山、珠海、东莞、惠州、香港、澳门）为中心，发展上亿人口的超大城市。

毋庸置疑，城市规模对于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同类行业的经营者聚居，可达到更大规模的生产，提高劳动效率；而不同行业企业的聚集也可提高生产率或降低劳动成本。同时，不同城市由于自然、历史、人文条件不同，也会拥有不同的竞争优势，使得城市间贸易有利可图。这就是传统城市经济学的三个城市发展基本理论：规模经济、聚集经济和比较优势。

杭州多少人口（杭州多少人口2022总人数口）

但城市发展并非无止境，要受到自然地形、资源（水电气）、交通成本、居住条件等限制。在城市发展初期，边际效益高于边际成本，城市的继续扩张是有利的；而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边际成本终会超过边际效益，继续扩张得不偿失。

清华大学郑思齐教授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中国的大部分中小型城市还远远没有达到最佳规模，而某些超大型城市则已经跨过了最佳规模的拐点。而另有研究表明，对于单一中心城市而言，500万人口大概是最佳规模的上限。但中国的大部分城市恰恰是这种单一中心城市。比如北京市2020年七普人口总数为2189.31万，根据《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到2025年北京市总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但根据测算，北京市可持续的水资源供应将依旧保持在满足1800万人口的阈值上。现在，过度的交通拥挤已经把首都变成了“首堵”，大量的尾气排放使得污染日益严重。有估计称，北京的人均寿命要比南方城市短五年左右。北京的高房价也使得许多年轻人“闻房色变”。因此，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北京市将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实现人随功能走、人随产业走。全市常住人口2300万人控制规模，降低城六区人口规模，城六区常住人口到2035年控制在1085万人以内。城六区以外平原地区的人口规模有减有增、增减挂钩，山区保持人口规模基本稳定。

如果政治、经济、金融、教育、文化、旅游中心都集中在一个城市里，这些问题确实是难以解决的。那么城市的多中心化，或许才是解决这些超大型城市的“城市病”的药方。不妨将自古的“人间天堂”——苏州、杭州作一对比。据布鲁金斯研究院对于《全球三百大城市经济评估》结果表明，两座城市人口相当，杭州市全市人口1193.60万人略低于苏州的1274.83万人，苏州市2020年人均GDP15.82万元高于杭州市的13.49万元。但是城市人口规模杭州市远大于苏州市，杭州市为特大城市，苏州市只是大城市。且从房价的角度看，据最新搜房网房价指数，苏州新房均价远低于杭州。从居民收入及房价来看，苏州显然比杭州更宜居。是什么导致苏州的高收入和相对的低房价呢？正是苏州对城市设计的多中心化。苏州整体城区由以苏州古城为中心的旧城区、西北边的高新区，以及东边以金鸡湖为中心的工业园区组成。旧城区以旅游、传统工业为主；新区则是现代工商业、金融及文化产业集中区；工业园区是和新加坡政府合作的高新产业区，是苏州收入最高房价最贵的地区。苏州成功地摆脱了其他城市“摊大饼”式的无序对外扩张，也部分地避免了高房价、交通拥堵等现代化城市恶疾。

当然，城市发展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除了城市规模，还包括产业差异化、公共服务、税收等，但在现有模式上一味发展超大型城市，绝非中国城镇化的未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