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890—1969)，生于湖南长沙，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代表作有《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陈寅恪集》等。

1943年12月，颠沛流离的陈寅恪一家回到北京，住在清华园。季羡林听说老师回来后，立即去拜见。从北平城内到清华园，宛如一次短途旅行，颇费一番周折。沿途几十里全是一片接一片的农田，秋天青纱帐起，尚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杀人越货。

这些困难，并不能阻挡季羡林急切的脚步。他知道陈寅恪最喜欢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父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就到现在的市委党校所在地、当年神父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中买来，长途跋涉送到清华园，心想着快送到陈先生手中，方觉得安慰。

在校内林荫道上，季羡林在熙来攘往的学生人流中，终于见到了正去上课的陈寅恪。只见他里面穿着皮袄，外面套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着棉裤，裤脚扎一根布带，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头儿。

有人说，陈寅恪先生颇具甘地型的风格，身材瘦削，也不高大，但他有神采的双目与高耸的鼻子，自成一格。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当成是琉璃厂某一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于季羡林而言，能坐下来听一场陈寅恪的讲课，就如同听到天幕传来的梵音绝唱，所有的辛苦都不值得一提了。

教授的教授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他是清华百年历史上的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在西南联大时，一向自视甚高的刘文典教授，对陈寅恪的学问“十二万分的敬佩”。他认为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他甚至公开地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

1925年，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陈寅恪“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也向校长曹云祥力荐他为导师，甚至发生过舌战。曹云祥认为，陈寅恪一无大部头著作又无博士学位，怎么有资格做导师？梁启超说：“我虽有著作，但加在一起也不及陈先生300字的价值。”

1926年6月，只有36岁的陈寅恪，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当时的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陈寅恪一上课，即提出所讲之专题，然后逐层展开，每至入神之处，便闭目而谈，滔滔不绝，有时下课铃响起，依然沉浸在学海之中尽情地讲解。他上课的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甚至有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

有时大家会看到，冯友兰恭敬地跟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里走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寅恪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恭，然后分开。

三百年来一人

傅斯年曾经对陈哲三说：“陈先生的学问近300年来一人而已。”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侄子陈封雄曾好奇地问过陈寅恪：“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他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提起此事，俞说：“他（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吴宓文集》写道：“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3件突厥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厥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议，同声叹服。陈寅恪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

金岳霖回忆，有一天他去陈寅恪那里，有一个学生前来询问一个材料。陈寅恪告诉来者，可去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陈寅恪的记忆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院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四不讲

陈寅恪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陈寅恪治学面广，在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

他学贯中西，却从不拾人牙慧，曾言自己的“四不讲”，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作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作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聊作无益之事

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他的视力急剧下降。1944年12月12日，就在他完成“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稿时，左眼也失明了。当时，清华校长梅贻琦曾劝他调养一段时间，他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叫作教书匠呢？”

一个盲人被聘为教授，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清华大学为他聘了3个助教来协助他的教学与研究。他以前常闭着眼睛上课，眼睛失明了，他却睁大了眼睛，似乎在寻找光明。

失明、膑足之际，陈寅恪仍能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如此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富传奇色彩。助手黄萱曾感慨：“寅师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而《别传》的写作，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既“珍重君家兰桂室”“裁红晕碧泪漫漫”（柳如是诗句），且讳深心苦，诚韩退之所谓“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者也。陈寅恪自嘲道：“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

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陈寅恪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坚辞不去，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桂林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党家专政二十年，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早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陈寅恪对蒋家王朝已经完全失望。1949年10月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后因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在广州离开人世，留下“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大师就此远去。

因“文革”问题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几经周折，直到2003年，陈寅恪才与夫人唐筼合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从此，一代国学大师在去世34年后，终于入土为安。如今，墓碑旁一大石上，镌刻着画家黄永玉题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0个大字，而这正是他当年为悼念自沉昆明湖的王国维所撰写的，也是他一生恪守的学术精神与生命信仰。

注:摘自蕃茄畅听有声书《大师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