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上海《东方杂志》第21卷18期发表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对中国地方志和方志学作全面历史性总结论述，明确提出“方志学”现代科学概念，成为方志学从传统向现代嬗变的转捩点。

梁启超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子所称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

所谓“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国史、地方志、家谱三大支柱构建着中华民族的主体历史记忆。其中，地方志滥觞于两汉传地述人的地记，历经隋唐盛极一时的图经，至两宋趋于定型，逐步形成代代相济、永不断章的官修官责制度。

朱长文：方志之学，先儒所重——

两宋时期，中华文化达到封建社会新的高度。陈寅恪有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一时期，地方志完成从图经到地方志的嬗变，“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

北宋元丰七年，朱长文撰成《吴郡图经续记》一书。朱长文，字伯原，苏州人，是一位名动天下的学者，“有文三百卷”。《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六》，将其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以及米芾、周邦彦等并列作传。

朱长文年未弱冠，举嘉祐四年进士乙科，因足病不肯出任官职，转而筑室乐圃坊，博览群书，笔耕不辍。后来，经苏东坡举荐，元祐年间先后充任苏州教授，征召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

《吴郡图经续记》是现存40余部宋元方志中唯一以“图经”命名的，因大中祥符年间曾修图经，所以又被称为“续记”。全书3卷，设封域、城邑、户口、坊市、物产、风俗、门名、学校、州宅、仓务、海道、亭馆、人物、桥梁、祠庙、宫观、寺院、山、水、往迹、冢墓、碑碣、事志、杂录等28门，举凡苏州地、事、人、物无不备载，可谓博洽简明、文辞典雅。《四库全书》提要称其“征引博而叙述简，文章尔雅，犹有古人之风”。

朱长文为《吴郡图经续记》亲作序文，开篇首句“方志之学，先儒所重”劈空而来，明确提出“方志之学”名称概念，卓见绝识，超迈前贤，使方志进入讲求“学”的理论研究新阶段。

在序文中，他还对方志的内容、功用予以阐发，认为方志从汉代朱赣条列《风俗》、南朝顾野王撰《舆地志》到唐代贾耽编《贞元十道录》，主要目的是让圣贤“不出户而知天下”；方志内容不仅注重“城邑有迁改，政事有损益，户口有登降”，又恐“近事未有记述”“古今文章湮落”，而对其特别加以记载。

章学诚：切于一方之实用者——

清乾隆三十八年夏，宁绍台兵备道冯君弼署衙发生了一场方志学发展史上的著名论战：章学诚与戴震就修志问题唇枪舌剑，辩论激烈。

戴震，字慎修，一字东原，号杲溪，休宁人，乾隆年间举人，后纂修《四库全书》，殿试赐同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其人学问广博精深，对经学、天文、历算、地理、音韵、训诂等都有深入研究，是乾嘉学派代表人物。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人，乾隆年间进士，是杰出的史学评论家、方志学大师。

乾隆三十八年辩论之际，戴震已50岁，是名震天下的儒学大师，刚完成《汾州府志》，大有睥睨天下学问之势；章学诚刚35岁，应安徽和州知州刘长城之聘，独自运用自己的方志理论编纂完成《和州志》。17年后，章学诚撰《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生动记述了那场辩论。

两人的辩论，焦点是关于地方志的性质与内容。戴震认为方志是地理书，“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章学诚则强调方志是史书，并从经世致用的观点出发，旗帜鲜明地阐述修志的旨归“非示观美”，而在于“切于一方之实用者”，搜集整理地方文献。

在辩论中，章学诚还阐明方志作为史部之书，应遵循详近略远原则。续修方志不必都从古起笔“统合古今”，“如前志无憾，则但当续其所有；前志有阙，但当补其所无”。

辩论结束后，戴震“拂衣径去”。第二天，他带来《汾州府志》，想以得意之“志”为证，作结辩论。《汾州府志》历来为学界所称道，共34卷，按照土地、人民、政事“三宝体”起例，以民事统摄全书，对于城池、官署、户口、赋税、宦绩、人物、艺文等无不备载，且以考证精研见长，并非“只悉心于地理沿革”。可见，虽然戴震、章学诚就方志的总体认识各持己说，但利民实用精神是一致的。

辩论之后，章学诚勤于志事，先后受聘编纂《永清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湖北通志》等，陆续撰写大量方志理论文章，后来收入《文史通义》，对方志体裁、体例等多有深入论述与阐发，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体系。至章学诚起，方志学正式作为一门学问得到广泛认可。

（作者：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市志工作处副处长 杨军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