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遂自荐的故事发生在战国，《史记》中对于战国史实的记述大多源于《战国策》。然而，毛遂其人其事并未见诸《战国策》。不知司马迁有何依据？当然，我们并不能仅因为《战国策》没有记载就否定它的存在。然而，作者对毛遂自荐其事却甚为怀疑。

根据《史记》的记载，公元前258年，秦围邯郸，赵国派平原君到楚国求救，要求与楚国合纵。平原君准备在门客中挑选文武具备的二十人一同前往，只选到十九人，于是，毛遂自荐，要求前往。此时，平原君对毛遂的才能还不相信，于是有如下的对话：“先生在我门下几年了？”“三年了。”平原君说：“一个贤士生活在世上，就像一把锥子装在袋子里，锥尖立刻会显露出来。现在先生在我门下已经三年了，我身边的人没有称诵过您什么，我也没听到过您什么，可见先生没有什么值得称诵的才能。先生不能胜任，先生留下。”毛遂说：“我今天才请求装在袋子里罢了。如果我早一点能被装在袋子里，便会连整个锥锋都脱露出来，不只是露出锥尖而已。”真是出语惊人！毛遂靠自己出众的口才赢得了平原君的初步信任，平原君终于带着毛遂同行了。然而，毛遂却遭到了十九人暗中的嘲笑和轻视（“十九人相与目笑之而未发也”）。到楚国以后毛遂还是靠出色的口才说服了楚王，令平原君刮目相看。事成之后毛遂对其余十九个门客说：“公等碌碌，所谓因人成事者也。”语气刻薄，报复心极强。可见，毛遂是个有一定才能而又口角锋芒的人。但是，在平原君门下三年，为何就一直默默无闻呢？连爱说大话好刻薄人的坏印象都没有留下?这太不近情理了。或许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毛遂平时一直在克制自己，想寻找机会一鸣惊人。逮着了机会就会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一飞冲天。而毛遂投奔平原君的时候，正是当时国际舞台的多事之秋，也正是毛遂这样的谋士们施展才华的大好时机，然而毛遂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个毛遂自荐的故事以后就在史书上销声匿迹了，这不有点奇怪吗？

还有一个疑点，就是毛遂去见楚王的时候，《史记》的记载是：“按剑历阶而上”，我认为这太不近情理了。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更何况战国的世道比春秋更乱，刺客风行。按照秦国的法律，群臣上殿不允许带任何武器（见《战国策?燕策三》），楚国的法律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不会大意到让一个外国人带剑上殿见君。试想，如果现在一个外国人腰间带着一把手枪到中南海见国家最高领导人，有这个可能性吗？既然毛遂带剑见楚王不可能，而下面毛遂正是靠着这把宝剑才能胁迫楚王签定盟约的，因而整个这一事件也就值得怀疑。我认为，如果毛遂真要带剑上殿至少也该像刺王僚用鱼肠剑或刺秦王用地图裹着匕首一样伪装一下吧？太史公也可以算得上是百密一疏吧？

其实，根据钱钟书先生的说法，历史与文学作品在写法上有相通之处，就在于摆脱不掉虚构与代言。钱先生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见《管锥编》）不仅有中国文学作品通史的看法，希腊大史学家修昔底德也称自己书中的记言，并非亲耳所听或他人相告，而是“因人就事”，根据自己的设想揣摩，代为立言。 因而可以断言，公元前258年，赵国派平原君到楚国求救，这是事实，至于怎样选中毛遂，怎样说服楚王，说了哪些话，是司马迁以自己的揣测和想象附加的血肉，而这些附加的血肉有些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

总之，毛遂自荐是司马迁留给我们的文学典故，而不一定是历史事实。它以生动的情节和语言使我们对毛遂其人和这段故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司马迁的创造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