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３月９日电题：依法治国的坚固基石——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际

新华社记者周婷玉、杨维汉、崔清新、陈菲

２０１１年伊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这是庄严的宣告。中国已在根本上实现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转变，各项事业发展步入法制化轨道。

这是郑重的宣示。中国坚定不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11年伊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是庄严的宣告。中国已在根本上实现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转变，各项事业发展步入法制化轨道。这是郑重的宣示。中国坚定不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图为1954年9月21日，首都群众聚集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诞生（资料照片）。1954年宪法的出台，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用根本大法予以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新华社发

数十年不懈求索，实现历史性跨越。从“无”到“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不懈奋斗，如期实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宏伟目标

图为2005年9月27日，全国人大法律委、财经委和常委会法工委就修改个人所得税法，联合举行全国人大历史上第一次立法听证会。新华社发

这是一个破除坚冰的年代——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诞生，人民掌握了政权，废除旧法统、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成为一件必然而迫切的事情。

婚姻法、土地改革法、工会法、选举法……一系列废除封建制度、解放人民、维护广大人民权益的法律纷纷出台，到“文革”前，国家制定的法律、法令和法规有１５００多件。

１９５４年宪法的出台，更是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用根本大法予以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然而，后来一段时期法制建设经受挫折。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法律尊严被践踏，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中国社会一度陷入“无法无天”的局面。

这是一个觉醒重生的年代——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拨正了法制建设航向。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对法制建设的伟大觉醒。

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试行）、行政诉讼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一个个“第一部”，让人民看到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新的希望。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经济合同法、外资企业法、土地管理法……一个个“第一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保驾护航。

１９８２年宪法，继承发扬５４宪法的基本原则，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置于国家机构之前，重申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专家评论说，这是根本大法重新回归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

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

“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抓紧制订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和法规，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上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也确立了法制建设的新方向。

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大批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密集出台；

预算法、审计法、劳动法、安全生产法……一系列完善宏观调控、健全社会保障的法律应运而生，推动和保障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巨轮顺利前进。

“到２０１０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更提出法制建设的宏伟目标，掀开了我国立法事业新的一页。１９９９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法律的权威上升到新的高度。

这是一个科学发展的年代——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新征程。

物权法、劳动合同法、职业病防治法、就业促进法、食品安全法、社会保险法……一批社会法充分彰显了“以人为本、立法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表示，立法重点由经济向社会的转变，反映了中国进入小康社会以后强烈的社会需求。

２００８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大规模法律清理，为确保法律体系的形成进一步铺平道路。

百转千回，梦想成真。到２０１０年底，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法律为主干，多层次、多部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这是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了不起的伟大成就。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说，回顾６０年的立法实践，每一个推动法律体系形成的重大举措，都坚持并体现了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

几代人前赴后继，共逐法治中国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凝结了我国立法机关和立法者的辛勤汗水和无悔奉献

图为上海市南京东路街道承兴居民小区投票站的工作人员在统计小区居委会干部选举的选票（2006年7月29日摄）。新华社发

这是一个个骄人的数字——

到目前，包括现行宪法在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现行有效法律２３９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６９０多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８６００多件。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我国立法机关和立法者历经６０余年的艰辛探索和努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立法者就全力投入宪法等一批法律的制定，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提供法制保障。

１９７９年，我国立法者３个月通过７部法律，为恢复国家基本政治生活秩序打下基础。

“那时无论吃饭、走路，还是睡觉，脑子里都是法律条文，每天很晚骑车回家，还要带上一大包材料在家接着干……”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主任顾昂然这样回忆那最为难忘的３个月。每当参与一项立法，顾昂然都要做一大堆“家庭作业”。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立法工作一直在“快车道”上前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共制定法律及有关法律的决定１４８件，９０年代２２０件，新世纪前１０年１９１件……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立法机关和立法工作机制日渐成熟的历程。

１９７９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法制委员会，组成了一个８０人的“精英团队”；１９８３年６月全国人大根据宪法规定设立包括法律委员会在内的６个专门委员会，当年９月把法制委员会改为法制工作委员会，加强立法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斯喜说，在立法方面，各专门委员会就相关立法进行前期立法调研，推动法律案的起草，对法律草案提出审议意见，最后交由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法律委“统”，其他专门委员则是“专”。

将法律草案发各地、各部门和法律专家征求意见，汇总整理；研究外国有关法律；调查研究，听取不同意见；向常委会提请审议法律案的同时提供相应的参阅资料……几十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立法工作机制。

信春鹰说：“法律案征求来的每一份意见，都要仔细分析、归类，工作量很大，但我们乐于接受，因为这样制定的法律才有力量。”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曹大正深有感触：“每次提交的建议，都会有立法机关的答复，采纳不采纳都会说明理由，每年数千份建议，办理这些议案付出的辛苦不言而喻。”

每一部法律的出台，都是立法机关与立法者心血的凝结。

这是一次次“十年磨一剑”的艰辛——

从企业破产法（试行）到企业破产法的出台，期间经历２０年的困顿曲折，最终破“茧”而出。

从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足鼎立”，到最后合同法的“三法合一”，一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交易大法经过１８年终于亮相。

从１９８６年开始酝酿，监督法历经２０年坎坷才最终出台。对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乔晓阳曾说：“监督权的行使涉及到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制定监督法需要处理好这些关系，要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我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因此，制定监督法是反复研究，慎之又慎，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

２００７年，历经１４年８次审议的物权法获得通过。国家、集体、个人；土地、住房、车位……一个个重大问题在激烈争论中凝聚共识。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告诉记者，就在物权法通过前半个月，法工委还收到广州１万多人的联名信，就小区业主的建筑物所有权问题提出建议。

“一万多个签名，后面都按着手印，厚厚的一本。对于这些意见我们认真研究分析，能采纳的尽量采纳，不能采纳的也尽量说明。”王胜明说。

正是一条条建议，一次次审议，才有一部部符合人民利益、符合实际的法律。

集思广益汇聚民智，奏响科学民主强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广大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

图为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新华社发

这是一次次生动的民主实践——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车船税法草案全文公布，共收到９７２９５条意见，４０封群众来信。根据公众的立法意见，车船税法草案进行“大修”，对不同排量乘用车的税额进行调整。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５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车船税法，８７％左右的车主名义税负不增加。

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民意。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坚持“开门立法”“问法于民”。

早在１９５４年制定宪法时，全国就有１．５亿多人参加了这部国家根本大法草案的讨论，提出了１１０多万条修改和补充的建议。

每一部法律的出台都肩负着反映民意的重任。信春鹰指出：“只有反映大多数人意志的法律才有执行力。”保障人民通过多种方式有序参与立法，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之义。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共有１０部法律草案向全民征求意见。进入新世纪后，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变得更为常见：

２００１年，婚姻法修正案草案公布，收到群众来信３０００多封；

２００６年，劳动合同法草案全文公布，收到各方面意见１９万余条，创下了全国人大立法史上的新纪录；

２００８年，社会保险法草案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共收集到各类意见７．１万多条；

２００９年，对食品安全法草案，人们通过网络、报刊、来信等不同方式提出１．１万余条意见……

人民大会堂里的每一项表决，都凝聚着亿万群众的意愿与智慧。体现着立法者对民意的珍视、对民主的尊重，更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见证。

这是一个个迈向科学立法的足迹——

１９８３年，海上交通安全法草案由于一条规定引起从未有过的激烈争论，导致草案未能在当次常委会会议上交付表决。这次争论，成为法律草案“一审制”迈向“二审制”的契机。１０多年后的立法法更是确立了“三审制”。

此后，物权法历经５年８审，劳动合同法历经５年５审，社会保险法历经３年４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景文说，中国立法在快速增数后，开始逐渐转向注重质量的“精耕”立法时代。

２０００年全国人大通过立法法，对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等各环节作出规定。朱景文说：“这是新世纪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重要标志。把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制度化、法制化，是实现立法由数量向质量转型的钥匙。”

２００５年，来自重庆的农民工吴志才，首次与国家最高立法工作机关负责人“面对面”。他给大家汇报每月“收支账本”后，建议将个税起征点定为２０００元。这次“见面”实现了立法听证会制度的“零的突破”。

２００８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庄严承诺：“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一般都予以公开，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这一承诺，成就了法律草案公开由“常见”走向“常态”的跨步。

信春鹰表示，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这不仅是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这扇门不会关，只会越开越大。”

这是一项项不懈探索的结晶——

１９７９年修改地方组织法、１９８２年修宪均明确规定授权地方立法；９０年代，又授权深圳等几个经济特区可制定经济特区法规……一个以中央立法为主、地方立法为辅的分级立法制由此确立。

“地方立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天贵说，“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地发展不平衡。授权地方立法可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保证法律的贯彻实施，还能体现地方特色。”为尊重和保障回族的饮食习惯，宁夏就制定了清真食品管理条例。

１９８８年６月，全国人大法律委提出了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工作设想。２０多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形成了“年度有计划、五年有规划、长远有纲要”的科学有计划立法的格局。“实行计划立法，可以使立法工作突出重点，使立法活动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人说。

与改革开放同行，折射时代变幻风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深深扎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又促进和保障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顺利前进

图为2007年12月30日，读者在合肥新华书店查阅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起，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城乡规划法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等一批新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正式施行。新华社发

这是对时代变革的回应和引导——

“农民工在外务工不担心了，法律规定基本养老保险要实行全国统筹。”以农民工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康厚明说。

康厚明已连续两年提交《关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议，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对此有了回应。

２亿多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产物。加大对农民工权益的保障，也成为近年来我国立法修法关注的内容。

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一系列法律的出台，为农民工权益提供了法制保障，彰显了经济提速后对社会公平的追求，也折射出新时期“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与改革开放同行，与国家发展同步。我国的立法始终与时俱进，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出回应，又引导社会向前发展。

３０多年前，在还没有中外合资企业时，中国的立法者大胆先行，制定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曾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宋汝棼说，整部法律只有１５条，但它宣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决心。

随着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相继制定以及国务院相关条例的出台……在法制的保障下，外资企业在中国蓬勃发展。从改革开放到２０１０年９月，我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约１０６００亿美元。

３０多年来，“傻子瓜子”大红的包装袋上，一直印着一段邓小平语录：“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１００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这段话不仅保护了年广久，也推动了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起步。

如今，非公经济的发展已经有更强大的法制保障：１９８８年，修宪增加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１９９９年修宪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０４年修宪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这是对社会发展的规范和支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出现一股“下海”经商的热潮，既带来市场的活跃和经济的繁荣，也因其盲目性催生了大批非现代意义的“准公司”，甚至还出现了皮包公司、翻牌公司等“畸形儿”。

实践亟待法律的跟进。１９９３年，我国第一部关于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公司法应运而生。

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一批市场经济大法的出台，推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在促进市场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也为市场经济提供规范。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主体要守法，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是市场经济的要义。

１９８９年４月，行政诉讼法出台，改变了几千年只准“官管民”、不准“民告官”的历史传统。

权力必须服从法律，依法行政日益深入人心。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数字，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全国法院共受理行政案件２６４万多件。

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这些法律相继出台，奠定了依法行政更加坚实的法制基石，促进了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

与时俱进谱新篇，继往开来续辉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新的里程碑，更是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新起点

图为2009年12月4日，一贵阳市民手持普法宣传资料和贵阳市法律援助“联系卡”。当日是全国法制宣传日，贵州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与贵阳市法律援助中心联合开展了“普法进社区，法律进社区”的大型法律宣传活动。新华社发

这是继往开来的新征程——

社会保险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人民调解法、国防动员法……２０１０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１０余部法律，搭建起中国法律体系大厦的又一批“支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不是立法任务的完成，更不是立法活动的终结。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南振中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

“立法的任务不会因为这个体系的形成而有任何的减轻，可能会更复杂更困难，因为实践无止境，改革会更深入。”信春鹰说，我们不仅需要适应社会发展制定新的法律，还要顺应时代清理修改已有的法律，以确保法律体系的科学统一。

这是任重道远的历史使命——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也就显得更加突出、更加紧迫。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僵死的教条。加大法律实施力度，加大执法检查力度……这是全国人大代表的建议，更是他们对自己的提醒。

“无法可依是没办法，有法不依很可怕，违法不究影响就更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茂东说，今后应该加强执法检查的力度，督促法律的贯彻落实。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许智宏说，法律体系形成当然极为重要，但建好了不是放在那里，而是要实施，还要监督实施。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顾久说，法律体系实际不仅是法律文本的体系，还应该有法律执行的体系，有法律的文化支撑体系，这就需要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则提出，法律体系形成以后，我们应该着力建设法治体系。法律体系是静态的，是以文本形式表现的，法治体系则是动态的，它是以社会行为方式和生活状态体现的。

在新的起点上，中国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更高目标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