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对历史读物的热情一直很高,历史爱好者撰写的各朝各代的“那些事儿”层出不穷，而学术界对通俗历史读物似乎一直比较冷淡。今年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细讲中国历史丛书》，12册书从夏商周一直讲到清。简单概括这套书，那就是：通史的体例，中青年学者撰写，面向普通读者，每本书控制在20万字以内。与其类似的成规模、有系统的通俗历史书，多年来颇为罕见，唯有去年从日本讲谈社引进的《中国的历史》庶几近之。《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有什么特点？它所追求的“可信、通俗、新颖”都做到了吗？为什么很少有学者愿意写通俗历史？青阅读就此采访了丛书主编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郭志坤等相关人士。

中青年学者原创

大约七年前，郭志坤与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开始策划一套面向普通读者、系统讲说中国历史的书，之后逐步进入操作阶段，并组织了以复旦、华师大等上海高校的中青年教师为主的作者队伍。

郭志坤先生表示：“撰前，作为主编我们提出了明确的编纂宗旨和方案，就丛书体例、撰写方法以及容量广泛征求意见。丛书采用章节结构，目的在于从目录中就一目了然书中的大概内容。中国史料浩如烟海，读史时以‘时间为纲’，即可以从纷繁中理出头绪，再辅之以‘专题为目’，这样在史料取舍上就更加突出主题。”他告诉青阅读记者，书的内容，基本出自这批中青年学者的大学课堂教学，体现着新的研究成果，可信度高，能对戏说历史所造成的乱象作个纠正。

先秦史占了40%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有一点很醒目，12册书里早期历史的比重很大，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皆单独成书，占到了40%，在中国通史类书籍中，这样的安排很少见。郭志坤先生认为：“长期以来，由于早期历史语焉不详，对先秦历史少讲或不讲，这是不尊重中华文明的表现。而丛书的特点之一，就是对中国远古历史和中华文明源头进行集中探究。”

为“探源”中华文明，书中使用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包括在《夏史》中采用中外学界有争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部分纪年数据。就此，郭志坤先生认为：“学术上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不能因此而排斥或否定众多学者的意见。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是碳14测年取得了大量数据，特别是AMS法测定甲骨年代的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体结论提供了新的支持。我们认为，在书中直接使用其纪年数据，是稳妥的。”

要考虑“存史资政”

在《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中，不时能看到一些与中学历史教育或大众的一般历史认知“不一致”的论述。例如：“秦始皇的坑儒只是针对咸阳儒生非议皇帝的偶发事件，并非针对全国儒生，而且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大部分是方士……其实，秦始皇并未灭绝典籍，因为先秦典籍仍然完好地保存在宫廷。当项羽攻入咸阳时，放火焚烧秦的宫殿，宫廷里的藏书也付之一炬……”这无疑颠覆了“焚书坑儒”的简单记述，对我们深入历史内部大有裨益。但是，历史书写、历史教育，总是不可避免地和意识形态有关。一套面向大众的通史，该怎样把握那些历史上的“关键问题”呢？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试图做一些突破，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帝王不再是历史叙述的主线，农民战争也并非历史的第一推动力；破除中原、汉族文化中心论的局限，强调中华文明的多元性；突破官方修史的局限，正史野史兼用，口述历史与文物文献并行。“这实际上也是个‘古为今用’问题。意大利的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郭志坤说，“在丛书修编、出版的过程中，‘存史资政’也是一直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是就历史而历史，要把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用来推动当前社会向前发展。编写历史，有个选材问题，哪些该详哪些该略，这里有个视野问题，这是政治观念。但历史事实是前提和基础，这就是学术独立。不能编造掺假，应该尊重历史、敬畏历史。书中具体史实的选择和叙述，主编会完全尊重作者在总体框架下的自由阐述以及研究成果。”

学者写通俗读物，值吗？

人们常说通俗历史写好不易，对作者的学术功底和文字能力都有较高要求。不过《清史》的作者、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冯贤亮教授却觉得“不难”。一是有平时上课的讲稿打底，有文本基础，只需要删去繁琐的内容，提炼生动的事例，做些加工。另外他有写作的意愿，“平时的文章经常是考据性质的，我也愿意写一些轻松的东西。”

在写作方法上，冯贤亮表示，一是要确定关键人物、重大事件，二是要有一条线索把清代贯穿下来。“这样就有故事可讲，而且故事要有依据，既不能戏说，也不能是教科书式的枯燥。以前不大讲的，可以补充一下。以前讲得多的，人们比较熟悉的，我会选择不同的侧重点。比如讲讲康乾盛世的阴暗面。”

目前，许多学者都不愿写普及型的历史读物。谈及原因，郭志坤认为，“一是通俗读物难写，二是写出来又不被看好。”《秦汉史》作者、复旦大学历史讲师马孟龙觉得，“一是要接受这样的任务，我必须去‘补课’，重新阅读秦汉史其他领域的新进展，这样颇费精力。二是耗费精力去写一部通俗性的历史读物，对我的业绩考评毫无用处。究竟值不值？”

最终肯写的学者，大约还是觉得“值”，往大处说，是觉得历史研究者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传递正确的历史知识乃至历史观。郭志坤呼吁道：“我希望有这样一种舆论：‘提倡史学家写通俗读物’、‘通俗也是一种学术活动’、‘青年学者更要承担撰写通俗读物的责任’。有了这样的舆论和氛围，学术界中的常识，在公共领域就能普及。”

郭志坤认为，《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作者们，面向“可信、通俗、新颖”这三个目标，做出了极大努力。他相信，中国学者原创中国通史，有自身的优势，比如对材料的占有和把握，会更为全面和准确。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可以“再通俗一些”，比如像有些读者反映的那样，减少一些古文的引用。

文/本报记者 尚晓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