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历史虚无主义在新中国兴风作浪，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情况。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它屡遭批驳，声名狼藉，但一直没有归于沉寂，仍不时掀起波澜，混淆视听，扰乱人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生与发展绝非偶然，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有着紧密关联。

概括地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西方遏制中国发展的态度不会改变，世情、国情、党情还会继续发生变化，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仍会存在甚至增加。因此，我们与历史虚无主义的交锋将是长期的。

二

历史虚无主义言论林林总总，在不同时期挑起的话题不尽相同，但其主要特征总体上并无变化，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从谈论话题看，主要集中在中国近代史，其特点是否定唯物史观，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对相关历史作错误解读，提出颠覆性结论，把原本轮廓清晰、主线明确的历史虚无化模糊化。

（二）从人员构成看，谈论者大多是学术圈子之外的人；即便属于学术界，也以非历史专业的学者居多。在谈及历史时往往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甚至信口开河。历史学是一门严谨的学问，以求真求实为第一要务，大凡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学者，无不重视爬梳史料、考订史实，言必有据，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通常不会讲出那些不靠谱不着调的话。

（三）从言论实质看，表面上在谈论历史，实际上关注的是现实；貌似学术话题，落脚点却是现实政治，纯属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其形式以短论、杂谈居多，而不是正规的论文或专著，与学术研究根本不沾边，几乎谈不上什么学术性。

（四）从传播途径看，起初为报刊、讲坛、沙龙，后来让位互联网，微信、微博、博客、贴吧、论坛等成为主要平台。网络空间的虚拟性、网民身份的隐匿性，使一些人在言谈时无所顾忌。其相同点是言语偏激，通常语出惊人，乍一发表便引起围观，众人七嘴八舌，迅速形成舆论场。

以中国近代史为例，在香港回归前夕，有人妄言，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香港被殖民一百多年才有今天的繁荣，以中国之大，至少要被殖民300年。为近代中国没有从半殖民地沦落为殖民地大呼遗憾，这是哪门子逻辑还有人谈到具体细节，说近代开辟租界是中方主动提出的，不少中国人对租界印象不错云云。血腥罪恶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竟然被描述成田园诗般温情脉脉的西方文明输入史。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西方学界兴起全球史研究。这对国内的晚清史研究产生影响，有助于我们拓宽研究视野，但仍须加以辨析。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融入全球化、走向现代化是大势所趋，愿景很诱人，但过程很曲折，代价巨大。譬如，中国国门是在清道光年间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的，中国融入全球化是被迫、被动的，是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的令人痛彻心扉的过程。从世界范围看，血腥的海外殖民掠夺、可耻的贩卖黑奴勾当，乃至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哪一幕不是罪恶昭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绝非单纯的文明输出，并不光彩。

评说历史必然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史学界过去在人物研究上存在脸谱化、简单化偏向，对正面人物一味美化，对反面人物大肆口诛笔伐，说了不少过头话。有人却揪住过去“左”的观点不放，以“还原历史真相”的名义大搞“翻案”，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大谈抽象的人性，明显矫枉过正。全盘否定洪秀全、一味赞美曾国藩便是一例。南方某中文系教授在2000年出版散文集《太平杂说》，斥责洪秀全因科场失意才萌生造反之意，是“野心家”“邪教主”“暴君”“淫棍”“有轻度精神病的准皇帝”；痛斥太平天国是“‘洪’水滔天，鬼魅横行，蛇鼠袭人，万家墨面，文化荡然”；认为“将洪秀全这个暴君和邪教主送进坟墓，给太平军造反画上句号，从根本上说，是曾国藩对中国的重大贡献”。照此说法，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二块浮雕“金田起义”就该被铲毁。这将会造成怎样的震动和思想混乱？事实上，金田起义的根源在于吏治腐败、官逼民反，其正义性不容否定。就连主持广西战事的清钦差大臣赛尚阿也承认：“州县各官，胆大贪婪，任听家丁者十居八九。百姓受其欺凌，终无了期，往往铤而走险。……粤西之匪蓄谋已非一日，缘大吏因循、州县逼迫所致”。至于“邪教”，原本是个政治概念———宗教有雅俗之别、门户之争。

历史上流行于下层社会的民间宗教也是宗教，采用秘密结社形式，在教义、社会功能上瑕瑜互见，因被官府视为威胁统治的异己力量和异端邪说。中国历史上的旧式农民几乎无一不以宗教形式起事。奉曾国藩之意编纂的《贼情汇纂》便指斥太平天国宗教是“邪教”，声称“从来叛逆多借邪教倡乱，而粤匪为尤甚也”。倘若照此定性，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就都被否定了，我们总不能与残民以逞的封建专制统治者坐在一条板凳上吧？再如，袁世凯复辟帝制是倒行逆施、神人共愤之举，而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的编剧在回答网友提问时，称袁世凯是他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人物，赞许袁氏“是一个大才”，对“窃国大盗”说不以为然，认为“窃国”二字用得不科学，“怎么能把国家给偷了呢”？这实在令人无语。晚清维新思想家谭嗣同在其所著《仁学》中精辟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这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近些年社会上出现的“民国热”也有类似偏向。网络上津津乐道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社会名流的所谓“自由风范”“独立精神”“风骨”，称为“民国范儿”。有个段子被添枝加叶反复炒作，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学潮与蒋介石发生言语乃至肢体冲突，在挨了耳光后反踢蒋介石腹部，最终只是换个地方教书。某网站刊发文章，标题赫然为“蒋介石为什么对学者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蒋介石政权血腥的白色恐怖与特务政治，包括暗杀李公朴、闻一多教授的暴行，居然在轻描淡写间被一笔勾销，而“礼贤下士”“延揽人才”的光环却被无休止放大。有人甚至一本正经地发问：1949年之后，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学术大师？其弦外之音不言而喻。民国时期特别是“十年黄金期”的社会发展成绩同样被片面夸大。论者对官僚买办资本戕害、挤压民族企业的事实闭口不提，却将1927年至1937年一些民族资本家致力于实业救国、在夹缝中谋发展所取得的业绩一股脑儿归功于南京国民政府。

革命与改良之争是清末民初的老话题，本无新意，况且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历史早已给出正确答案。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乡村建设等改良方案具有积极意义，但终究属于补苴罅漏，只看到病象、不触及病根。1930年4月，胡适在《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发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提出“五鬼闹中华”说，认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只有用教育才能将之消灭。此说当时就遭人诟病。陶行知揶揄胡适，说他将帝国主义之侵略武断地一笔勾销，“捉着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可谓一针见血。

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中，左翼学者在《新思潮》杂志刊文，正确指出中国现阶段既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很显然，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状，必须致力于反帝反封建。在狱中写就的《可爱的中国》中，方志敏把祖国喻为“生育我们的母亲”，谴责帝国主义践踏中国主权、欺侮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为江山破碎、国蔽民穷而痛心疾首，指出欲求民族之独立解放，决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必须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把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也是我们救母亲的唯一方法”；坚信中华民族必能从战斗中获救、有个光明前途，坚信“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历史证明，中国革命是时势逼出来的正确选择、首要选择，不是可有可无，不是说“告别”就可以告别的，这个历史过程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三

国内发表历史虚无主义言论的人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把握好尺度和分寸。不过，这类言论随意涂抹、肢解历史，确实触犯了底线，决不能等闲视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危害极大，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传播错误的历史观，颠覆了历史，否定了现实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歪曲、扭曲历史则是十足的背叛和亵渎。不敬畏历史，不珍惜当下，我们就没有未来，好不容易攒下的家底就会毁于一旦。苏东剧变的惨痛历史印证了这一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突出的政治优势，而要保持这一优势，就必须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就必须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二）严重扭曲了价值观

史家记述历史，必然臧否人物，须分辨是非曲直。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秀传统。世传孔子编《春秋》，就讲究微言大义，寓褒贬于行文叙事中，即所谓“《春秋》笔法”。孟子遂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说。成语流芳百世、盖棺论定或遗臭万年，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历史观涉及对是非、正邪、善恶、进步与落后的评判，与价值观密不可分。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历史虚无主义言论从学术层面讲是肤浅的，历史观是错误的，因而价值观是颠倒错乱的。否定历史发展的主线、主流、主旋律，颠倒是非、正邪、善恶、荣辱，就会使人失去对历史的敬畏之心，不知鉴戒，导致价值观扭曲。

价值观一旦混乱，必然做事没有底线，为满足私欲不择手段。为官者如此，就会利令智昏，成为两面人，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弃党性原则如敝屣，以致集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于一身，行为龌龊，进而严重污染政治生态、败坏社会风气。时下社会上有些人的价值观很庸俗功利，判断一个人是否成功，主要看两点：做多大官，有多少钱，而不问官是怎么当上的，当得如何；钱是怎么得来的，又是怎么花的。对富豪父子被一些网民戏称为“国民公公”和“国民女婿”，都反映了这种心态。社会上一旦崇拜或追逐权力、金钱的人多了，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就会滋蔓，乃至黄赌毒屡禁不止。一言以蔽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旦泛滥，就会消磨我们的意志，瓦解我们的精神，腐蚀我们的灵魂。

建党近一百年、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之所以能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不断铸造辉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党和人民有好的精神面貌，有崇高的价值追求，有理想信念作为支撑。

（三）严重败坏了学风

如果说戏说历史类电视连续剧在剧情上无厘头、在典章制度等方面经不起推敲多少情有可原，那么，所谓正剧也出现大量硬伤就说不过去了。例如，太平天国在定都初期推行隔绝男女政策，即便是夫妻同居也是死罪，而电视剧《太平天国》却穿插了许多谈情说爱情节；该剧在公映前的宣传海报甚至以“江山如画，美女如云”为题，当时就引起哗然。清初将京师周边大片区域划为“直隶省”，民国十七年（1928年）改称“河北省”，该剧写太平军北伐推进到直隶泊头镇，字幕却作“河北”。再如，时下一些博士学位论文在知识点上有不少硬伤，甚至有一些句读错误、错别字，连表述都磕磕绊绊。凡此种种，与随意肢解、涂抹历史之风大作不无关系。率尔操觚、不求甚解、胆大心粗，是两者的共同特征。

例如，前述《太平杂说》的作者承认该书仅是“一个写历史题材的散文集”，同时又自诩该书揭开了太平天国“被冷藏的真相”。作者倡议“隔行论史”，表示“不能论或不想论就短说，杂谈，七嘴八舌”，认为“这对激活学术，大有裨益”。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使人明智，大众关注、评论历史值得鼓励和提倡，但要以正确的历史观为引导，否则有害无益。至于说短说、杂谈能起到“激活学术”的作用，似乎有点言过其实。求真求实是历史研究的首要前提，论从史出是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既然是论史，即便做不到充分占有资料、缜密考订史实，至少也得掌握最基本的史料与史实，大体了解史学史和学界最新研究动态。倘若仅读一点史料就贸然下结论，并且先有结论再拼凑史实作为依据，甚至在叙述史实时存在硬伤，所谓论史岂不等同于文字游戏？又有何严肃性、科学性可言？

例如，曾国藩为了向清廷邀功，在奏折中捏称洪秀全是在官军猛攻南京时“服毒而死”。《太平杂说》不加分析地信以为真，讥讽洪秀全“在五十岁的盛年服毒自杀”，并且全书重复此说达十次之多。其实，王庆成先生《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一书先于《太平杂说》出版，辑录了洪秀全长子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后的多份供词（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明确交待洪秀全是在城破前卧床九日“病死”。以杂说、戏说的方式写翻案文章，片面追求轰动效应，语不惊人誓不休，这不但丝毫无助于推动学术进步，反而会混淆视听、败坏学风。此风可以休矣。学风绝非小事。毛泽东同志说过，学风和文风都是党风。

总之，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进行抵御，及时予以解析。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

注：因为文章篇幅过长，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