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信息：塞缪尔·P·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写作背景：越南战争打破了亨廷顿平静的校园生活，他于1967年受命担任约翰逊政府国务院顾问，并撰写了一篇长达百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在亨廷顿对越南战争的看法背后，其实隐藏着他逐步形成的对当时整个世界政治大潮的一个总体看法。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因此政治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成了社会科学界的一个重大问题。本书是塞缪尔·P.亨廷顿在哈佛大学执教时从宏观上论述不同类型的新兴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所遇种种问题的专著。针对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修正论，亨廷顿立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际发生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舞台上的现状，提出了第三派学说，即强大政府论，或曰政治秩序论。

基本理论主张：

一个研究问题：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秩序问题

三个基本事实：第一，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世界各国之间的最重大差别不是它们政府的形式，而是它们各自政府实行有效统治的程度；第二，许多新兴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上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些国家都未能如上述现代化理论家所预期的那样，在政治上也发生了相应或同步的进展，甚至普遍出现了亨廷顿称之为“政治衰朽”的现象；第三，许多经济增长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较大的新兴国家，反倒在政治上更加动荡不安；而那些经济起步落后或停滞不前的新独立国家，都能安享相当程度的政治太平。

一个基本判断：动荡和衰朽的根源不是这些国家的贫困和落后，而是它们致富和发展的欲望：“经济的发展，集团的分化，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期望的提高，这些急剧的变化远远超过了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导致了社会的紊乱。”（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的社会行为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普力夺主义”（praetorianism），这也是导致反叛、军事政变以及软弱和组织不力政府的主要原因。）

！！！也即：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达程度和新兴社会势力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的程度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个关键论证：强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政治制度化就是政治组织和施政程序获得公认价值内容和稳定性质的过程，它与政治参与一样，是个变数，可以用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性等标准加以衡量。

一个给统治者的建议：“一个政府强大与否，稳定不稳定，全凭它能否在完善其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求得最佳值，适时适度地调频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共振，奏出政治上的谐调。”

关键概念：

政治衰朽：即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些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因分崩离析而危害其自身；政治机构权力微弱，缺乏权威性、有效性和合法性；整个国家缺乏国民士气和公共精神以及能够体现和指导公共利益的政治机构等现象。【2-3】

社会势力：指种族、宗教、地域、经济或者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集团。【7】

制度：即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10】

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聚力来衡量。【10】

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从心理的层面讲，现代化涉及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性转变。持传统观念的人期待自然和社会的连续性，他们不相信人有改变和控制两者的能力。相反，持现代观念的人则承认变化的可能性，并且相信变化的可取性。区分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乃是人民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合参与政治并受到政治的影响。现代化意味着所有集团——新的和旧的、传统的和现代的——在它们与其他组织发生关系时都意识到自身是作为组织存在的，意识到各自的利益和要求。【25、28-29】

政治现代化的三方面内容：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及大众参政化

第一，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第二，政治现代化包括划分新的政治职能并创制专业化的结构来执行这些职能，各级行政机构变得更加细致、更加复杂并具有更加严明的纪律；第三，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增加社会上所有的集团参政的程度，公民直接参与政府事务并受其影响。【26-27】

腐化（腐败）：腐化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腐化乃是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种表征。【45】

普力夺政体：在制度化程度低而参与程度高的政治体制内，社会力量借助它们各自的方式直接在政治领域里进行活动。这样的政治体制就是普力夺政体。（也即古典作家笔下的“变态”政体；它在绝对的君主制和暴乱的民主制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61-63】

公民政体：制度化程度和参与程度之间的比率与此相反的政治体制可称之为公民政体。【61】

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以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220】

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涉及公众利益的创造和制度化。【256】

关键句摘抄：

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国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另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则缺乏这些素质；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1】

（全书核心论点）政治参与的平等提高过快，其速度远远超过了“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的发展速度。社会和经济变革——城市化，扫盲和教育的提高，工业化、大众媒介的推广——扩大了政治意识，增加了政治要求，拓宽了政治参与面。这些变革破坏了政治权威的传统根基和传统的政治机构；这些变革使得建立政治组合关系的新基础和缔造既有合法性又有效能的新政治机构的问题大大复杂化了。社会的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日新月异，而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步履蹒跚。结果，必然发生政治动荡和骚乱。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4】

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在二者的进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5】

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6】

（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在一个具有任何程度复杂性的社会里，各集团的相对力量是变化的，但若要使该社会成为一个共同体的话，每一个集团的权力就是通过政治机构（翻译：应为政治制度）来行使的。这些机构（制度）能柔和、缓解并重新调整这种权力，从而使某一种起支配作用的社会势力与共同体中的其他社会势力相适应。【8】

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便缺乏去确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创建政治制度的能力就是创建公共利益的能力。【19】

拉丁美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相对来说，那里没有美国人所熟知的社会组织”。于是就出现了“能动性组织的真空”，它使民主难以实现，经济发展缓慢。传统社会能否得心应手地按现代化的要求改革其政治体制几乎直接依靠它的人民的组织技巧和能力。只有那些极富于这种技能的、为数极少的民族，例如日本人，方能相对平稳地过渡到具有发达经济和现代政体的社会中。【24】

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如果贫穷的国家出现动乱，那并非因为它们贫穷，而是因为它们想致富。【32】

政治动乱所以在20世纪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蔓延，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那里的现代化进程过快，其速度远远超过早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36】

经济增长率和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变化。经济发展水平低，两者之间成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中等，两者之间无明显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两者之间成负相关。【41】

对于维持一个政治体系来说，腐化和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腐化能起到缓解各集团要求改变政策的压力的作用，正如改革能起到减轻各阶级要求改变体制的压力的作用一样。【53】

社会的演变是更多地还是更少地通过革命的道路，取决于它的领导人及其城市反对派在城市确立了自己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后所做出的选择。就这个节骨眼上，要么该体系的领袖们动员农民参政，成为遏制城市动乱的稳定力量，要么反对派动员他们参政，成为参与以暴力摧毁现存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革命力量，非此即彼。作如是观，只有当中产阶级中的反对派碰巧和农民中的反对派走到一起来反对政治体制时，社会才容易爆发革命。一旦中产阶级趋于保守，尽管发生乡村反叛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却不可能出现革命。【58-59】

只要依然信奉法高于一切的原则，就必定断然拒绝主权观念。法既是至高无上的，人间的权威便可以是多样化的，因为没有哪一种权威是法的唯一本源。【82-83】

一个传统的政治体制，其结构越是多元化，权力越是分散，则其政治现代化引起的动乱就越小，适应政治参与的扩大也就越容易。这些条件使一个现代化的参与体制的出现成为可能。这种体制更可能是民主的而不是集权的。那种以社会等级森严、社会流动性很小为特征的松散的或封建的传统制度更容易产生现代民主政体，而那种高度集权的、较为专业化的、平等的、开放式的、流动性强的传统官僚体制，反而难以做到这点。【144】

军人干政的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它乃是不发达国家中的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现象的特殊表现，这种更加广泛的社会现象即指各种社会势力和制度普遍带有政治性。在这些国家里，政治缺乏自治性、复杂性、连贯性和适应性。各种各样的社会势力和团体皆直接插手全局政治。“普力夺”一词形容的是一种政治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它不仅指军人干政，而且指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在从传统的君主统治转变到中产阶级普力夺政体的过程中，军人也起了中介作用。（因为）在君主集权官僚体制中，军队是最现代和最有内聚力的典型。【162、168】

在所有的社会里，专业性的社会团体都会卷入政治。在普力夺社会，这些团体之所以更加“政治化”，乃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去调停、升华、缓解各团体的政治行动。【163】

激进普力夺政体的社会根源乃是城乡之间的差别。城市取代乡村，成为主要的政治活动地点，成为政治持续不稳定的发源地。在激进普力夺社会里，城市不足以向政府提供稳定的基础。动荡的程度取决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并愿意利用农村来遏制和稳定城市。如果政府能架设起通往农村的桥梁，如果它能动员起农村的支持，那么，政府就能遏制并根除城市的不稳定。如果农村消极而冷漠，如果乡村上层分子和大众都被排斥于政治之外，那么政府就会为城市的动乱所禁锢，只好听从城市暴民、首都卫戍部队和京城大学学生的任意摆布。【173】

以法人特权和社会地位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传统遗产，赋予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大学及其成员一种现代化国家所没有的政治根据地。【175】

军官们出身于中产阶级，在专业化和官僚体制的环境中，执行中产阶级的功能。当政治上的基本争端涉及由中产阶级进入政权取代寡头统治时，军队必然就会站在改革一边。但当动员下层阶级进入政治时，军队却开始扮演较为保守的角色。【181】

拉丁美洲普力夺制度之所以存在的渊源有二。一是没有从殖民时代继承下来任何政治制度，二是其后又竭力将美国和法国的中产阶级共和制度引进到19世纪早期拉丁美洲的那种高度寡头统治型的社会当中来。【195】

个人的利益和制度化的利益二者之间存在着冲突。制度化的权力意味着限制魅力十足的领袖人物的权力，否则他们就会专横武断地运用这种权力。制度建设者需要个人权力去创造制度，但是他若不放弃个人权力也就无从来创造制度。【196】

一个社会欲摆脱普力夺制度，第一需要城乡利益的结合，第二需要创立起新的政治制度。知识分子有头脑，军队有枪杆子，但是农民有数量和选票。政治的稳定至少需要这三股社会势力中两方的联合。【197】

“贫民窟的右翼”现象的解释：“第一，总的来说，通过迁居城市他们无疑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条件。把在城市的经济状况与其过去的状况相比较，移民便会产生一种相对有所获的感觉。即使他们仍处在社会阶梯的底部，这种感觉也会产生；第二，移民带有农村的价值标准和态度，其中包括根深蒂固的社会礼让和政治消极的行为方式。这种对政治和政治变革可能性的冷淡和敬而远之的态度形成了穷人的保守主义基础；第三，贫民窟的移民对吃饭、工作和住房等眼前利益势必很操心。而这一切只有通过现存制度而不是反对现存制度才能获得；最后，贫民区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可能对政治激进主义起阻碍作用。在拉丁美洲，极端的相互猜疑和敌对存在于许多城市贫民区之中，这就难以形成任何形式的有组织的合作以表达要求并从事政治活动。【232-233】

预示反叛来临的倒不是知识分子的背离，而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特集团的崛起。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不可能背弃现存秩序，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现存秩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而不是由于他们效忠的对象改换了。【239】

城市是国内反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反对派内部最活跃的集团；而学生则是知识分子内最有内聚力也最有战斗力的革命者。【240】

城市的作用是一个常数：它永远是反对派的力量根源。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对政治体制来说，城市内的反对派令人头痛但不致命。农村的反抗派才是致命的。得农村者得天下。【241】

革命之所以很少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知识分子与农民难以并行。【248】

产生革命联盟或革命同步行动的共鸣之处通常就是民族主义，刺激通常就是外敌。【250】

经济成功对革命来说并不重要，而经济损失对革命成功才大有好处。在旧政权之下本来是不可容忍的物质损失，现在却成了新政权力量的证明。食品和物质享受越少，人们就越加珍视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成就，因为他们已经为此作出了如此之大的牺牲。【254】

革命也涉及道德更新。每一场革命都是清教徒革命。【256-257】

政党为各集团利益的聚集和表达提供了有效的构架。“政党组织着政治参与，政党体系影响到政治参与扩展的速率。【261，335】

在拉丁美洲，政治是“右派得势”，政治舞台被保守和寡头的集团所把持着。因此社会—经济改革是与扩大政治参与而不是与限制政治参与相连结在一起的。因此，拉丁美洲的保守派看起来显得更为反动，因为他们对二者都加以反对，而改革者则显得更为革命（并且对保守派更具有威胁），因为他们必须对二者都加以支持。【297】

迎合城市中产阶级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迎合农民的改革则是革命的替代物。【306】

如果说总统官邸是权威的象征的话，那么学生联合会大楼就是造反的象征。【307】

在传统政体中没有政党；现代化中政体需要政党，但常常又不愿意有政党。（因为）保守派把它看成是对现存等级制度的挑战，行政长官把它看成是对合理化统治的威胁，民粹主义者则把它当成是普遍意愿表达的障碍。【336-338】

人们常从维护民主、建立负责的政府、实现多数人的统治等角度来为党派竞争辩护，但我们同样可以从维护政治稳定的价值角度来为它辩护。政党间的竞选趋向于扩大政治参与同时又加强党的组织。这种形式的党派竞争大大有助于使具有政治意识和政治企望的新兴社会势力得以被纳入政治体系，而不会使它们走上反对该体系的道路。【357】

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在那么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存在着的权力和权威的真空，可以暂时由魅力领袖人物或军事力量来填补；但只有政治组织才足以永久地填补这一真空。或者是统治集体在现存政治制度之内互相竞争以便组织群众，或者是异己集团组织群众推翻这个制度，二者必居其一。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382】

典型案例：

比较案例：

权威的合理化古典/现代法理比较：欧洲 vs 美国

社会流动性与集权官僚/封建体制建设的关系：中国 vs 日本

王朝复辟能否成功取决于政治动员的程度高/低：中国（袁世凯） vs 波斯

革命是/否能促进政治发展：墨西哥 vs 玻利维亚

2. 历史追踪案例：

社会动员超越政治制度化带来政治动荡和倒退：1978 伊朗革命

经济相当落后的国家也可能具有高度发达的政治制度化水平：印度

革命对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造成巨大影响：墨西哥

列宁模式的有效性：中国、北朝鲜、南越南

在缺乏动员、缺乏权力集中的传统制度下，改革也没用：埃及

多党制下也能完成农村政治动员：委内瑞拉

两党制最有利于农村政治动员：锡兰、土耳其

专制主义可能成为一种解放力量：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纳米克·基马尔领导的伊朗立宪运动

帝王乌托邦主义：法国约瑟夫二世、中国光绪

暴力（土地侵占）有促进改革、保持政治稳定的作用：哥伦比亚、秘鲁

在民族独立斗争中实现广泛的政治动员：印度、突尼斯

军队干政后领袖的不同选择：

还政并限制参与：阿根廷-阿兰布鲁；缅甸-奈温

还政并扩大参与：土耳其-古赛尔；

军人恋栈并限制参与：巴西-布朗库；

军人恋栈并扩大参与：阿根廷-庇隆；哥伦比亚-皮尼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