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海上丝绸之路，古老的“一带一路”-米儿火

600多年前，明朝航海家郑和率领远洋船队七下西洋，历时28年，经东南亚、印度洋到达红海及非洲海岸，遍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伟大壮举。郑和不仅是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之一，同时是杰出的外交家、军事家，是传播中华文明的使者，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使者，是中国对外经济、文化、医药、科技交流和传播的使者。

团结出版社最新出版的《郑和之路》是作者韩胜宝采访海内外郑和研究的专家学者，探访郑和的遗迹，从政治、军事、航海、经贸、文化、科技、外交、宗教等领域，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系统地记述和探讨了郑和下西洋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揭示了郑和下西洋背后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就让我们跟随《郑和之路》，一起通过阅读回望郑和辉煌的海上时代，探寻那古老而依旧鲜活的海上丝绸之路吧！

郑和开辟中国远洋航线

陈显泗在《郑和研究与现代化》一文中论述了郑和开辟航线的丰功伟绩：“郑和下西洋，使中国的远洋航行出现划时代的、全面的、实质性的突破。”

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前，中国的远洋航线是怎样的状况呢？中国的远洋航线始于西汉。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武帝年间，开辟了西去的远洋航线，从广州穿马六甲海峡，经太平洋到印度洋，最远只到达今斯里兰卡。三国时期，东吴孙权曾派朱应、康泰出使扶南，但史书未载明水路或陆路，即使水路也仅到达今越南湄公河口。唐代，中国远洋航行已从今斯里兰卡往西延伸，但究竟延伸到波斯湾还是东非海岸，学术界尚未定论。宋代，中国远洋航线再次延伸，沿阿拉伯半岛向南一直延伸到红海和非洲东海岸，中国与东非间可能出现了直航。元代，《马可波罗游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有中国远航东非的明确记载。

到了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开辟了中国通往印度古里、淄山（今马尔代夫群岛），直达阿拉伯半岛红海沿岸和东非海岸一些港口的航线，包括木骨都束、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等等，主要航线达42条之多，先后到达37个国家和地区，其航线最西到达过赤道南面，航线西端延伸到比剌（今莫桑比克港）、孙剌（今索法拉港）两个国家，这可能是郑和舰队抵达最远的非洲国家，最南到达爪哇，最北到达红海的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总计航程16万海里，航海跨度是东经39˚—123˚、北纬32˚—南纬8˚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域。

至于郑和船队的分遣船队往南航行更远，如孟席斯所论证的已绕过好望角，到达美洲，这尚无最后的定论。但郑和船队到达南非海域已无可争辩了。郑和七下西洋不仅开创了横渡印度洋直航非洲的记录，同时横渡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多次往返于东南亚、南亚与阿拉伯诸国之间。

郑和沟通了东西洋的海上航路，就此联结了亚非的大片海域。郑和七下西洋开辟的远洋航线如此广阔，已超过明朝以前的任何时代，并且郑和船队远离海岸线直航，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用陈显泗的话说，郑和七下西洋，为中国远洋航线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用辛元欧的话说，郑和率先为人类的远洋航海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开辟世界新航路铺平了东方的海道。

郑和时代科技成就领先世界

郑和时代科技成就达到了一个顶峰——郑一钧说，郑和船队的科技成就，主要体现在造船术和航海术两个方面，这在明朝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据郑一钧考证，郑和当时建造的超大型宝船长140多米，宽57米，是史无前例的。这并不仅仅是为了显示中国的富强，主要是为了适应装载下西洋应用物资和海外贸易货物的需要。当时的海外贸易是由国家垄断的，并且主要由郑和下西洋来进行。以一支船队来负担一个富强的大国与众多海外国家的贸易，其海洋货运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为此，郑和下西洋重点发展超大型船舶，使船队海洋货运量大幅度增加。

郑一钧称，关于郑和宝船的尺寸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者争议的焦点。有学者认为，这样的木船，即使在现代也造不出来，更不要说600年前了。而郑一钧则坚持认为，不能因为今人造不出来就否定历史，明代的造船技术从秦汉以来持续发展，经过2000多年不断的积累，在郑和时代实现了突破性的飞跃。

这种巨型船坞，莫说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它是中世纪中国造船业在全世界遥遥领先的明证。郑一钧指出，郑和船队装载货物的宝船，是一种福船船型的宝船，很适宜装载大批货物。郑和宝船每艘的载重量，可达数千吨；整个船队的运载量，则是以若干万吨计了。

郑和船队拥有极其强大的海洋交通运输能力，完全能够胜任明帝国大力发展海外贸易的使命，是当时海洋经济能获得空前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郑和船队先进的航海技术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独领风骚的，郑一钧介绍，其天文航海术与汉代以来单纯的占星法不同，已由海上对星象的占验发展为一整套“牵星过洋”的航海术。同时，对罗盘的应用也已大大超出了以往指示南北方向的范围，发展为主要用于测定针路，依靠罗盘指向确定行船的方位、航速、航距和路线，并选择确定最佳的航线。

郑和船队还把航海天文学与导航仪器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不仅克服了各自的局限性，而且大大提高了航行方位的精确程度。而西方的航海家们，一直到15世纪末还是靠观察南半球可见的南极星同测定星宿高度的其他简单仪器来定航行方位的。郑和船队驶往南亚以西的航程，往返里程在10万余里以上，以绕赤道一周约4万公里计算，比绕赤道一周里程还多。能多次持续完成这样长的航路，没有先进的航海技术是根本不可能的。

15世纪初，是中国人称雄海上的时代，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郑一钧说，明朝航海技术，是汉、唐、宋、元以来航海技术一脉相传和不断发扬光大的结果。郑一钧无比振奋地说，元明时期远洋航运的发展经历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如郑和七下西洋起锚地太仓刘家港当时就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号称“六国码头”“天下第一港”。“如果一直按照郑和的路子走下去，现在的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郑一钧又不无感叹地说。

郑和下西洋掀起“中国文化热”

郑和下西洋是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盛事，这一时期，郑和将明朝先进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带到了亚非各国，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周镇荣说，西洋各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精美与恢宏，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

周镇荣是东南亚华裔中屈指可数的收藏大家，他的个人收藏馆，仿佛是中国文化的殿堂，中国的奇石、瓷器、书画、报章、书籍乃至茶壶、酒具、烟标，林林总总，数以万计，许多资料极为珍贵。

郑和下西洋使中国的建筑文化登上西洋各国的殿堂，周镇荣说，泰国的礼拜寺、马六甲殿宇等富丽堂皇的建筑，均为郑和下西洋时所建。在印尼三宝垄有一些名为“三宝垄式”房舍，其屋顶与中国房舍的屋顶有类似之处。印尼原住民居住这种“三宝垄式”房舍，表明他们对中国风格的建筑的认可。很明显，这些建筑物中都融入了鲜明的中国建筑艺术风格，对西洋各国的影响极为深远。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把丝瓷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货币文化等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瑰宝传播到西洋各国，引起了西洋各国的极大兴趣，争相学习，纷纷效仿。

西洋各国把郑和下西洋看成是“海上丝瓷之路”，郑和带到西洋各国的中国物品，最多、最精美、最受欢迎、影响最深远的就是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蚕丝的传入，促成了西洋各国丝绸加工业的形成；中国的瓷器和制瓷技术传到亚非各国，促成西亚的制瓷有了质的飞跃。

郑和下西洋使西洋各国吸收了中国的服饰特点，一些国王仿效中国皇帝，也为自己装点神圣的光环。同时，影响了普通民众，最终在西洋各国“生根”。尤其是马来西亚妇女，“所服之有袖短衫，与宽大之裤、玻璃珠、各色礼帽、雨衣、履底等类皆由中国传入”。

郑和使团向西洋各国输入了大批精美的瓷器，中国的饮食文化促使西洋人改变饮食习俗，也加速了他们向文明饮食迈进的步伐，原来以蕉叶盛食的一些西洋地区的人民，逐渐开始使用青花瓷器用餐，用茶具品茶。

中国的货币文化加快了西洋各国向近代迈进。中国的铜钱大量流入西洋各国，并且在市场上广泛流通，使西洋一些国家摆脱了长期使用海贝等自然物为货币的境况，促进了西洋各国商品经济的完备和发展。在印尼巴厘岛，至今家家户户有收藏中国铜钱的习惯。

此外，郑和下西洋使中国的语言文字、诗词歌赋、科举礼仪、民俗文化，包括岁时节日、民间婚娶、丧葬文化等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西洋各国，在郑和下西洋后，西洋各国经历了一个裂变、更新的过程，600年来一直在沿袭。

拓展阅读

《郑和之路》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采访海内外郑和研究的专家学者，探访郑和的遗迹，从政治、军事、航海、经贸、文化、科技、外交、宗教等领域，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系统地记述和探讨了郑和下西洋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内幕。书稿融新闻性与学术性为一体，填补了一些郑和研究的空白。

作者简介

韩胜宝，1954年生，上海人，现旅居新加坡。知名媒体人，《孙子兵法》全球传播发起人，CCTV《国家宝藏》、《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守护人，中国孙子兵法研究成果奖评委，新加坡孙子兵法国际传播中心首席顾问兼导师，香港孙子兵法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曾任中国新闻社江苏分社副社长兼苏州支社社长、江苏省郑和研究会理事、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防大学孙子兵法博士后专家组成员、苏州市孙子兵法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苏州市相城区孙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2011年起，启动了“孙子兵法全球行”采访活动，历时五年，沿着《孙子兵法》传播的轨迹，到访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200个城市，全方位、多视角传播《孙子兵法》在全球的应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