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瑛

摘要：周瑜為普通读者所熟悉，主要来自演义小说，而作为历史人物的周瑜和作为文学形象的周瑜，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一差异是正统史家、民间文艺和文人创作在时代变迁中不断结合的结果。周瑜形象的历史演变，无论褒贬，都是不同时代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情趣客观反映。

关键词：周瑜；历史人物；文学形象；社会意识；审美情趣

周瑜，在中国民间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也长期被视为嫉贤妒能、心胸狭窄的代表。这样的认识主要来自《三国演义》，而非严肃的历史著作。《三国演义》是一部影响巨大的历史小说，其人物形象既有历史原型，又有时代审美变迁和作者审美关照的影响，从而显得较为复杂，甚至与“正史”中记载的历史人物大相径庭，其中周瑜形象正是此类典型。因此，了解历史上真是的周瑜，把握文学作品中周瑜形象的演变，对理解社会思想和文学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无积极意义。

一、历史上的周瑜

汉末“三国”时期，是一个龙腾虎跃、英雄辈出的时代，周瑜正是这些英雄中的典型之一，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优秀的政治家、人格完美的贤臣。周瑜，字公瑾，庐江舒（今安徽舒县）人，出身于世家大族，祖、父辈在东汉末年都曾出仕为官。周瑜自幼读书刻苦，文武兼备且精于音律，《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载：“瑜少精意音，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初平年间，长沙太守孙坚组织义军讨伐董卓，徙家舒县，其长子孙策与周瑜同岁，独与周瑜相友善，周瑜让出一座宅院给孙策居住，二人结为莫逆之交。兴平二年（195），孙策谋取东吴，周瑜起兵响应，从此成为辅佐孙氏兄弟的肱骨之臣，为创建孙吴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建安五年（200），孙策死，周瑜继续辅佐其弟孙权，与长史张昭共掌东吴大权。建安十三年（208），被孙权任命为前部大都督，讨伐江夏，随之赤壁之战爆发。在赤壁之战中，周瑜力主抗曹，并亲自指挥了这场大战，从而促成了三国鼎立之势的最终形成。建安十五年（210），在攻取益州的战前准备中，周瑜病卒，时年三十六岁。

作为军事家的周瑜是东吴政权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三国志·吴志》将周瑜列在武将之首，孙权则评价他说：“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周瑜21岁起兵协助孙策平定江东，其军事才能引起袁术的赏识，但周瑜认为袁术难以共谋大事而追随孙策，当时孙策不过是袁术一个不得志的部下，可见周瑜的识人之明。之后追随孙策在攻打皖城、庐江、豫章、庐陵等一系列战役中，周瑜逢战必胜，奠定了东吴政权的基础。孙权时期，周瑜担任军事主将，尤其是在赤壁之战中，文韬武略，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三国志·吴志·孙权传》注引《江表传》说：“曹公与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曹操信中志得意满，骄矜之气溢于字里行间。“权得书以示群臣，莫不向震失色”，以张昭为代表一大批臣子认为与曹操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故主张降曹。周瑜则临危不乱，冷静分析了天下大势和曹军的劣势，认为曹军虚张声势，不足为惧。孙权听从周瑜的建议，下定抗曹决心。而当时的刘备集团面对曹军压境，慌乱无主，对抗曹大计毫无信心，诸葛亮在抗曹筹划中更无任何贡献。历史事实与后来《三国演义》中杜撰的故事不啻天壤之别。在战争过程中，周瑜担任前线总指挥，运筹帷幄，从善如流，听取了黄盖的建议，用火攻之计，以少数兵力击败数倍于自己的曹军，取得了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奠定了三国鼎立之势。

作为政治家的周瑜，同样表现出过人的智慧和谋略。建安七年，曹操要求孙权送儿子入质许都，想借此控制孙权。众大臣犹豫不决，不知所措，孙权“乃独将瑜诣母前定议”。周瑜借“不满百里之地”的楚国为例为孙权母子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东吴完全可以仿效楚国割据一方；从现实情况来看，东吴拥有六郡之广，经济实力雄厚，兵多粮广，人心稳定，也足以割据东南。在这种背景下，东吴“何送质之有”？最终，孙权未送质子入许，挫败了曹操要挟东吴的企图。从此事可见周瑜对天下形势了然于胸，且具有极强的的政治敏锐性，史家胡三省称赞其“相时而动”“鲁肃、吕蒙辈不能及也”。赤壁之战前，周瑜力排众议，主张抗曹的慷慨陈词更是其政治智慧的突出体现，上文已略述，此处不赘。赤壁之战结束后，吴国君臣开始满足于一时太平的现状，只有周瑜为东吴未来进一步扩大势力进而统一天下积极谋划。他认识到刘备羽翼逐渐丰满，很快会成为东吴扩张的障碍，因此他建议软禁刘备，拉拢关羽、张飞为东吴所用。周瑜的计划虽然未能最终实现，但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品质在周瑜身上却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周瑜的军事和政治才干人们并不陌生，但对他的人格魅力却知之甚少，甚至因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而多有恶感。事实上，周瑜的性情和德行都堪称完美。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他“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刘备说他“器量广大”；甚至连敌对阵营的蒋干也称赞他“雅量高致”。可见时人与史家对他的德行都极尽褒扬。《三国演义》中的周瑜留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嫉贤妒能、心胸狭窄，而实际上周瑜为人大度，心胸豁达，最典型的例子是处理与程普的关系。程普在东吴诸将中最为年长，资格老，功劳大，不愿屈居后生小子周瑜之下，对周瑜非常傲慢，周瑜总是“折节容下，终不与校”，终于感化了程普，后来程普对人说：“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不觉自醉。”这样的周瑜，岂是小肚鸡肠之人？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历史上的周瑜是一位德才兼备的青年俊彦，与《三国演义》中周瑜留给我们的印象差之千里。史家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周瑜“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可谓识人之论。

二、俗文学中的周瑜

与《三国志》以来的正统史传不同，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俗文学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周瑜形象，使之成为斤斤计较、小肚鸡肠的反面形象，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故事和“既生瑜，何生亮”的哀叹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周瑜俨然成为器量狭小的代名词。

《三国演义》的成书以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为基础，同时又广泛采用了宋元以来的民间话本和故事，其主要事件是符合史实的，正如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谓“七实三虚”。这样的创作方法不是对史料的简单拼凑，而是对史实进行艺术化的处理和加工，其中不乏作家天才的创造。在人物塑造方面，突破正史的“实录”原则，运用虚实结合、移植补饰、衬托对比等多种艺术手法对人物进行多角度重塑，从而使人物完成由历史人物到文学形象的转换。周瑜的形象塑造正是如此，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周瑜与历史上的周瑜具有较大的差异。

然而，对周瑜的“丑化”并非《三国演义》一朝之功，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宋元以前，周瑜在俗文学中的形象已不可考知，对周瑜的记载主要出现在以《三国志》为主的正史和文人士大夫的诗文中，正史中的周瑜完全是一位雄姿英发、文韬武略的英雄，而正统文人对周瑜的评价则是基于现实人生，大都借他来表达个人的政治抱负和壮志雄心，表达对周瑜的崇仰之情。

宋元时期，随着市民文化及平话、杂剧等俗文学的发展，周瑜的民间形象开始迅速转型。这一时期，上层文人的仍然把周瑜作为完美的典范来塑造，周瑜形象被当做憧憬理想、实现完美人生的符号。而在下层市民眼中，周瑜建功立业的情怀与自己距离遥远，有关他的故事仅仅可资茶余饭后的闲谈。市民阶层的现实追求是平凡的、平实的，他们不大关心历史中的兴亡更替和军国大事。由于生活追求不同，他们的审美观念与文人士大夫差异较大。更重要的是，民间长时间流行的“拥刘贬曹”倾向，使得东吴政权被边缘化，甚至可以说，在民间评价体系中，东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因而也是一个被轻视的政权。而在民间故事中，为了抬高蜀汉君臣的正面地位，充分塑造诸葛亮“忠”与“智”的形象，将周瑜和诸葛亮并举且列为对立面，甚至不惜将历史上属于周瑜的功绩附着在诸葛亮身上。如此一来，周瑜便不幸成了普通民众“调笑”的对象。成书于宋元之际的《三国志平话》是一部正统观念和平民意识混杂的话本，其中对东吴集团极尽贬损，而周瑜作为东吴重臣，则是一位沉湎酒色、心胸狭窄的平庸之辈，其形象可谓一落千丈。而在宋元戏曲中，周瑜基本上沦为诸葛亮的陪衬，甚至以落魄书生的面貌出现，大量情节与史实毫无关系。

元末明初，书会文人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将粗糙的民间文艺素材整理创作成优秀的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作為落魄江湖的下层文人，罗贯中的审美观念和对历史的认识与评价难免受到市民阶层的影响，同时作品的受众又是普通大众，因此市民趣味不可避免地渗入了小说创作。同时，作为文学家，罗贯中出于审美上的考虑，也对历史素材做了充分的想象和虚构。但另一方面，封建正统教育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罗贯中受传统史学实录精神的影响，又试图在其作品中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卷首，“庸愚子”（蒋大器）所作序文说：

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言词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

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知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

“庸愚子”（蒋大器）的序文，批评了民间艺人“演说”的“评话”，称其“言词鄙谬”，便是从侧面肯定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为通俗历史书的价值。另外，此书署名“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也可说明这一用意。基于这些原因，《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周瑜形象与《三国志平话》、元杂剧等作品相比，在一定程度可以说贴近了历史的真实。在罗贯中笔下，周瑜相貌俊美，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智勇双全，在东吴基业的创建和发展过程功勋卓著。小说在塑造周瑜形象时，大段引用正史材料，以突出周瑜的正面形象。在个人气质上，周瑜气度儒雅，对孙吴王室忠心耿耿，且能举贤任能，从容处理与群臣的关系，受到东吴一干老臣的尊重与膺服。这些形象特点都不同于之前的民间文艺，而更接近作为历史人物的周瑜。但是另一面，在描写周瑜与诸葛亮的关系时，周瑜又表现出心浮气傲的不成熟和心胸狭窄的卑劣。在诸葛亮的战略合作中，周瑜动辄“大喜”或“大怒”，甚至气急败坏，意气用事，直至“口吐鲜血”。当他发觉诸葛亮的才华在自己之上，且对东吴存在威胁时，甚至决意杀之而后快，完全不顾孙、刘之间的盟友关系。可以看出，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周瑜形象不是扁平的，而是复杂的、丰满的。如果说周瑜形象积极的一面是中国史传传统的影响，那么其负面因素显然是宋元以来民间文艺素材的残留。

至清初毛宗岗父子批评本《三国演义》，周瑜形象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毛批“三国”是对嘉靖本修改和雕琢，距原书变化较大，文学性也得到加强，成为此后数百年里最为流行的“三国”小说。就周瑜形象而言，毛批本大体上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相似，但在处理周瑜和诸葛亮关系方面调整较大。在毛批本《三国演义》中，周瑜基本上是诸葛亮的陪衬，诸葛亮智慧、忠诚、决胜千里、鞠躬尽瘁的形象得到了无限拔高，相比之下，周瑜则显得才智平平，器量狭小，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志向远大的周瑜豪气尽失，仅仅是孙吴政权下一位外表俊秀、偶有智谋且为人狠绝的普通将领。尤其在赤壁之战相关章回中，删去了嘉靖本赞美周瑜的大量诗文和东吴将士浴血奋战的描写，全面弱化了周瑜的战绩和统领地位，更多地凸显了诸葛亮的光辉。简言之，罗贯中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塑造的复杂而丰满的“人杰”周瑜形象，在毛氏父子修订的《三国演义》中被大幅弱化。究其原因，仍在于突出蜀汉正统，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三、小结

从历史上的三国时期到《三国演义》的最终成书，“往事越千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周瑜形象一步步从豪气冲天的英雄演变为器量狭小的普通武将，这是正统史家、民间文艺和文人创作不断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文学观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表达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的认识与情感，反映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周瑜形象的历史变迁，无论褒贬，都是不同时代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情趣客观反映，正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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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